本文为“从学院到算法-艺术背后的权力变迁史”系列之四
1，佩斯的困局
2019年9月，佩斯画廊位于纽约切尔西西25街的新总部开门。建筑共八层，面积约7000平方米，设有无柱展厅、研究图书馆、现场表演空间和屋顶露台。开幕活动中，英国摇滚乐队The Who登台演出。这座总部集中体现了当时超级画廊的扩张方式：增加空间、城市、艺术家和业务，把展览、出版、表演、销售和客户服务放进同一机构 。
佩斯1960年创立于波士顿，随后进入纽约。它先靠内维尔森、杜布菲、阿格妮丝•马丁等艺术家建立声誉，随后又接手罗斯科、考尔德等重要遗产。2008年，它在北京开出首个亚洲空间。佩斯的扩张在马克•格里姆彻2011年出任总裁后明显加速 ：此后十余年间，伦敦、香港、首尔、帕洛阿尔托、日内瓦、洛杉矶和东京相继加入，2019年一度拥有全球十个据点。艺术家与遗产名单也从2014年的70余个，增至2026年收缩前的约135个。切尔西新总部把这套增长逻辑变成了长期成本：佩斯为这座租来的总部签下为期二十年、首年租金约845万美元的的租约，并投入约1,820万美元进行内部装修和专业改造。
七年后的2026年6月，佩斯突然宣布，将艺术家及遗产名单从约135个减至85个，缩减约37%；员工总数由约250人减至200人，下降20%。马克•格里姆彻直言，过去二十年的画廊系统变得“太大、太商业、太没有人味，也太多大企业病”，现行画廊模式已经“无法修复”。
此前已有多家画廊收缩或停业。2025至2026年，Blum、CLEARING、Venus Over Manhattan及斯蒂芬•弗里德曼画廊先后关闭固定空间或停止运营。
与此同时，顶级名作仍能在拍卖场制造纪录。真正承受压力的，是承担成长期艺术家展览、研究、出版和长期经营成本的画廊。过去四十年，全球财富增长、艺术价格上涨、超级画廊扩张与艺博会繁荣彼此推动；到2010年代中期以后，这套增长循环的回报开始下降，成本和风险则落到空间、艺术家名单与员工身上。
2，共同价值链开始分叉
战后美国艺术模式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一个环节的认可，可以成为下一个环节继续判断的依据。到了1980年代至2010年代，全球化、财富增长和长期上涨预期又放大了这套机制。批评、画廊、收藏者、博物馆、拍卖和媒体虽然标准不同，却大致共享同一张艺术地图，也愿意承认彼此提供的证据。画廊代理、博物馆展览、收藏记录和拍卖价格相互引用，逐步累积为市场声望、机构位置和历史地位。这构成了一套建立在全球化与乐观预期之上的“共识经济”。
2010年代中期以后，支撑这套共识经济的基座开始松动。共识仍能形成，却不再顺畅地跨越地区、机构和公众；每进入一个新的系统，都需要重新取得注意、解释、资金和认证。
变化首先来自全球化本身。
从1980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全球化既是一套经济制度，也是一种历史想象。资本、商品、技术和人员跨境流动，似乎会把各国带入相近的市场规则。纽约、伦敦、巴塞尔、香港和北京被连接进同一张艺术地图，画廊向海外扩张，收藏者跨境购买，双年展与博物馆尝试书写一部“全球当代艺术史”。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趋同预期开始松动。英国脱欧、中美贸易与科技摩擦、俄乌战争以及供应链重组，使资本、技术、能源和信息越来越多地被视为战略资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均已把这一变化概括为“地缘经济碎片化”：全球交换仍在继续，贸易和投资却越来越受政治关系、安全考虑与产业政策影响。
全球化并未终结。改变的是连接的性质：它从默认趋同，转向有条件的合作与竞争。
艺术领域没有脱离这套变化。艺术家、作品和资本仍在跨境移动，不同地区却不再理所当然地接受同一批机构、同一种策展语言和同一套价值排序。亚洲、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机构与收藏者，开始更主动地建立自己的历史参照和艺术名单。
手机、平台与算法带来了第二组变化。
到2010年代中期，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大量观众观看图像的日常环境。Instagram、微信、小红书和短视频平台既传播展览，也决定观众首先看到什么。作品在进入画廊、杂志或博物馆以前，已经可能在信息流中获得大规模传播。平台根据点赞、评论、收藏、分享和观看等行为分配内容。新内容通常先在有限范围内测试，再依据反馈扩大传播。既有粉丝仍然重要，但已不是唯一入口。
平台与传统艺术机构的根本差异也在这里。博物馆、刊物和双年展通常先形成一份公共名单，再让许多人面对同一组选择；平台则依据个人过去的行为，生成不同的观看环境。两个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人，打开同一个平台APP，可能看到完全不同的艺术世界。个性化推荐把公众切分成不同圈层。用户持续接触相近内容，各自形成代表人物、语言和判断标准。同一位艺术家可以在一个圈层中拥有广泛影响，在另一个圈层中却近乎不可见。小众创作更容易找到观众，不同圈层共享的作品与判断则相应减少。
圈层内部的判断还会自我强化。人们长期接触相近观点，更鲜明、甚至更极端的立场又更容易获得注意。久而久之，不同圈层之间的差异便不只在趣味上，也在思维模式、语言和价值标准上。
菲利普•古斯顿，City Limits，1969，MoMA2020年，华盛顿国家美术馆、泰特现代、休斯敦美术馆和波士顿美术馆推迟菲利普•古斯顿（Philip Guston）回顾展《此刻的菲利普•古斯顿》（Philip Guston Now） 。争议集中在他笔下头戴三K党兜帽的人物。反对延期者强调作品的反种族主义背景、艺术自由和博物馆的解释责任；支持重新组织展览者则强调图像伤害、策展团队构成和公众信任。艺术家、批评家和文化人士随后发起公开联署，要求恢复展览。
两方使用了不同的判断语言。平台没有产生这些分歧，却加快了立场聚集和传播。争论很快从作品分析扩展到机构伦理、身份政治和公共责任。讨论越来越少是为了理解对方，而更多是为了向本圈层证明自己的判断正确。艺术世界如此，更大的社会也一样：共同公众并未完全消失，却变得更薄、更短暂，也更没有耐心倾听不同意见。
原有价值链由此分叉。地区机构、交易市场、平台和社群分别建立自己的名单与证据。一件作品要跨越这些系统，需要重复取得注意、解释、资金和制度位置。结果不是没有共识，而是多套局部共识同时运行。
3，谁在筛选，谁在解释
平台首先改变了艺术世界的入口。艺术家可以直接发布作品、工作过程和个人观点，观众也可以在画廊、艺术杂志和博物馆作出选择以前，先对作品进行传播和评论。
新的阐释者随之出现。2018年，曾在洛杉矶画廊工作的希尔德•林恩•赫尔芬斯坦创办Instagram账号@JerryGogosian，以表情包和短文讽刺画廊、艺博会、收藏家、艺术顾问和拍卖市场 。这个账号最初保持匿名，其影响力来自平台传播和业内转发，没有依赖杂志职位或学术机构。
2022年，苏富比邀请Jerry Gogosian策划固定价格销售项目“推荐关注：算法总是正确”。部分入选艺术家来自Instagram探索页面向她推荐的账号。一个在社交媒体上形成影响的评论者，以及平台向她提供的推荐结果，由此进入拍卖行的选品和销售过程。
中国的“顾爷” 则通过《小顾聊绘画》等图文，把艺术史转化为漫画、段子和故事，让观众无需掌握专业术语，也能从人物、情感和生活细节进入作品。这类平台原生阐释者的优势，在于熟悉特定受众的经验与表达习惯。他们能用一张图片、一个故事或一句笑话迅速形成判断，降低艺术讨论的门槛；代价是作品的形式、历史和制度背景往往被大幅压缩。
专业批评家、策展人和研究者仍然掌握档案与长期知识，但专业身份不再保证传播。平台账号可以先建立议题，再把讨论带回博物馆、拍卖行和新闻媒体。筛选与解释由更多节点参与，各圈层也更少依赖同一套公共语言。
4，三种并行的市场价值逻辑
进入2010年代后期，顶级画廊仍在扩张，艺博会依然拥挤，少数稀有名作仍能在拍卖晚场制造天价。但越来越多资金集中到已经被历史、机构和市场反复确认的名字：毕加索、沃霍尔、巴斯奇亚、德•库宁、考尔德等名字。
亚历山大•考尔德创作的雕塑《Small Mobile》在德国柏林贝格鲁恩博物馆（Berggruen Museum）展出。图片：GettyImages传统高端市场仍然依赖多层证据。拍卖擅长放大已经成立的信任。但新艺术家多年培育、解释和机构连接的成本，仍主要由画廊承担。共识越分散，画廊维持一个艺术家在不同城市、机构和市场中的持续可见，就越昂贵。
规模起初带来效率。作品、客户和机构资源可以跨城市调动，新艺术家也能借用画廊既有的声望。但艺术家名单可以迅速增长，重要藏家的时间、博物馆档期和内部团队的注意力却无法同步扩张。艺术家越多，内部对展览、客户和机构资源的竞争越激烈，规模经济也逐渐变成规模负担。
2026年佩斯的重组和裁员，把超级画廊的成本结构摊开了。马克•格里姆彻提到，管理层大量时间耗费在会议和视频通话中，讨论具体艺术家和作品的时间反而受到压缩。2026年的重组削减了约37%的名单和20%的人员，把资源重新集中到核心的业务上。
根据作者对欧美及亚洲多位成熟画廊主的访谈 ，不少画廊正在把更多精力转向二级市场。多位受访者表示，相比长期投入、结果不确定的年轻艺术家培养，交易已经拥有价格记录、客户基础和艺术史位置的作品，更容易获得收入和更高利润。这些访谈不能代表整个行业，却显示出一种清楚的偏移：培养新名字并未停止，但它越来越像一项长期投资，需要成熟艺术家、遗产项目和二级市场收入提供补贴。
第二种是平台原生路径。
加纳艺术家阿莫阿科•博阿福（Amoako Boafo）的职业转折是一个好例子。2019年前，他还没有真正进入主流市场中心。他那些用指尖涂抹出肌理，人物直视观众目光的肖像作品，在Instagram上被不断转发，很快在屏幕上建立起识别度。随后，一些收藏家与艺术家开始在线上讨论他的作品。他很快被洛杉矶画廊Roberts Projects代理，并进入国际展览与拍卖市场。
阿莫阿科•博亚福的作品《无题》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展出。图片：GettyImagesLoish则代表更典型的平台原生创作者。她长期在个人网站和社交平台发布数字插画、草图与创作过程，目前的业务包括商业角色设计、个人作品、画册、教程、Patreon订阅和自营商店。其Instagram账号拥有约300万关注者。她没有把平台知名度转换成传统画廊职业，而是在插画、动画、出版、教育和订阅之间建立收入结构。
博阿福的路径由平台进入传统艺术体系；Loish的职业则主要留在平台与创意产业内部。平台提供的是入口和受众，至于它通向画廊、商业委托、订阅还是商品，取决于创作者选择的职业结构。
第三种路径由社群和数字交易共同建立。
社群成员同时参与观看、收藏、讨论和传播，持有关系、内部语言和交易纪录直接影响作品价格。NFT把数字文件与区块链代币连接，使作品可以获得可追踪的发行与转售记录。
XCOPY创作的NFT作品《NGMI》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展出。图片：GettyImages匿名艺术家XCOPY 在2010年前后已经通过Tumblr发布动态GIF图。网站的文件限制和页面结构，参与塑造了其高反差、闪烁和故障化的视觉语言。2018年，他成为SuperRare 最早的一批艺术家之一，并逐渐在加密艺术社群中建立位置。
2022年，XCOPY在Nifty Gateway限时发行《MAX PAIN》开放版，共售出7394份，销售额约2300万美元。交易依赖已经形成的收藏社群，并继续进入二级平台。
Beeple的交易把这套机制带到艺术市场中心。自2007年起，他每天制作并在网上发布一幅数字图像。2021年3月，佳士得将其中五千幅组合成《每一天：最初的5000天》，以NFT形式拍卖，成交价为6934.625万美元。这是大型拍卖行首次出售纯数字NFT作品，也成为当时在世艺术家拍卖价格的第三高纪录。平台受众、加密资本和拍卖行认证在同一场交易中接合。
NFT为数字作品提供了可验证的代币凭证和公开转售记录，却没有同时建立长期的文化位置。持有人参与传播和价格维护，平台依靠交易抽成，社群又把成交量和价格上涨视为项目成功。收藏、评论、营销和做市原本相对分离，在这里常由同一批参与者完成。价格因此可以迅速形成，却缺少来自博物馆收藏、研究出版、回顾展和长期收藏的外部验证。
这套结构高度依赖新增资金。2022年加密资产价格下跌、新买家减少，全球NFT销售额在第三季度降至34亿美元，低于第二季度的84亿美元，较第一季度高点下降约73%。资金流入放缓后，交易、传播和社群活跃度同时下降。许多项目此前用价格证明热度，又用热度证明价值；一旦交易收缩，体系内部很难提供另一套判断依据。
XCOPY和Beeple有所不同。两人在NFT热潮前已经形成持续创作、视觉语言和网络受众，区块链只是增加了发行与交易方式。Beeple在佳士得以6930万美元成交，说明拍卖行可以把平台声望迅速转化为市场价格，却不能证明NFT市场整体已经建立稳定的文化位置。
5，Labubu：平台时代的波普样本
Labubu并非传统艺术市场中的当代艺术品，但其具有清晰的波普底色：它混淆艺术与商品、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独一原作与批量复制之间的界线。沃霍尔抓住了电视、广告、明星与商品复制；村上隆和KAWS 把这条路径推进到动漫、潮流玩具与奢侈品牌；Labubu所对应的，则是盲盒、算法分发、粉丝参与、社交展示、二级市场和年轻一代的身份消费。
“LABUBU”的设计师龙家升建立了一个可以持续扩展的角色系统：尖耳朵、圆眼睛和小獠牙提供稳定识别，未被完全写定的故事则便于换装、联名和系列开发。图片：GettyImages从这个意义上说，Labubu把潮流玩具、波普精神和平台化价值组织压缩在同一个角色上。它尚未获得与沃霍尔相当的艺术史位置，但很少有当代视觉形象能够如此完整地组织这个时代的生产、消费、传播与身份表达。
龙家升建立了一个可以持续扩展的角色系统。尖耳朵、圆眼睛和小獠牙提供稳定识别，未被完全写定的故事则便于换装、联名和系列开发。泡泡玛特通过盲盒、隐藏款、限量款和联名控制发行节奏。开箱、晒图、交换、挂包和穿搭把购买继续转化为平台内容。2025年，以Labubu为核心的“精灵天团”收入约141.6亿元，占泡泡玛特全年收入约38%。这说明其价值已经同时建立在商品、平台和社群之中。
它能否进入更长久的艺术史或文化史，仍需时间回答。但Labubu已经显示，波普艺术所处理的商品、复制和大众传播逻辑，正在转移到品牌、算法、粉丝和二级市场之中。
6，还会出现世界级艺术家吗？
也许会。但会更难、更贵。
这里不讨论技巧是否高明、情感是否真挚、形式是否新颖；那属于风格史与审美判断。这里关心的是价值与权力如何运作：一个局部名字怎样被转化为世界性认同。
过去，巴黎、纽约和伦敦等少数中心能够把画廊、批评、博物馆、市场和媒体的判断连接起来，再将一批名字传播到世界。今天，地区机构、平台、市场和社群分别形成名单，也不再自动接受彼此的证据。
平台流量、地区声望、市场价格和机构位置可以分别成立。一个艺术家要取得世界性位置，需要在这些系统之间反复完成转换，并在注意力和价格下降以后继续被保存、研究和展示。
重要的艺术家不会停止出现，但艺术世界已经没有一条共同道路，能够把一个名字稳定地转化为全球共识。地区机构、平台、市场和社群之间的重复认证，使这一过程的成本明显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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