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危机与挑战
除上述这次抗议与骚乱的成因外，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些现象，或许还需要谈谈一些更深层的传统及结构性因素，这些在当下的现实中纠缠在一起，既是事件的成因之一，也是理解下一步法国面临的挑战的关键。就传统讲，法国历史上有千年的“农民暴动”（Jacquerie）传统，最著名的是中世纪1358年那场爆发于百年战争期间，因过度的税收、士兵对乡村的掠抢、贵族对农民缺乏应有的保护而爆发的“大暴动”（La Grande Jacquerie），那个专门用来描述农民暴动的一词Jacquerie也因此得名，后在“旧制度”（ancien régime）时代，被用来通称那种自发的，暴力的农人抗争。与此相对，或许另一个影响深远的传统是法国的国家主义传统。这是一个悖论，也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国家过强，社会发育会受到抑制；因此人们容易过度依赖国家的经济与政治运作，在利益受损时，又容易直接向国家发泄不满，视为责任者。这种强国家传统在不同时期，不同议题上有不同的正负作用，其影响深巨，直到今日，也表现在这类抗议或骚乱的爆发及处理上。
一方面，因国家的干预，人们享有的福利保障及在危机来临应对危机方面，依靠国家很强的动员能力，人们或许能得到国家更好的保护，也有助化解危机。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10年欧洲金融危机时，你在法国几乎是感受不到什么影响。2020年新冠期间，大概也是法国人享受到其他国家人所没有享受到的照顾。在某些条件下，如二战后，那种由政府、工会和企业共同制定的国家重点发展产业计划，借助国家的干预，在企业家的努力下，加以高水准的技术精英，官僚系统的执行，这种模式也取得过卓越的成就，所谓三十年经济增长“光荣期” (trente années glorieuses, 1945-1973) ，法国高速发展，科技领先，比如迄今让法国能够在世界经济、军事、政治上享有其地位的航空、核能、军事等产业，都与那时的国家干预有关。但那既不同于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英国人的“自由式”模式。其成就，当时曾引得法国长期的竞争对手兼伙伴英国人好生钦羡、推崇，甚至引发提倡要学习“法国模式”的讨论。确实，1950年至1973年间，法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 5% 左右, 有些年份甚至接近8%，而英国仅为2.6%到2.8%上下。1950年时，英国的人均GDP比法国高出近30%，但到了1970年前后，法国的人均收入正式超越英国，并在基础设施和生活质量上展现出明显优势。而1970年代的英国因罢工、高通胀、产业老化以及国际收支危机甚至曾在1976年不得不向IMF寻求援助，而被戏称为“欧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而法国则跃升为仅次于西德的欧洲第二大经济强国。这一切让法国的国家干预主义似乎有了些自傲的本钱，当然，这些发展也与那时欧洲共同市场的建设带来的拉动有关。
但世事往复，往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过强的国家角色又会在某些条件变化下带来许多问题，恶化诸多潜藏的负面因素，最终带来危机。法国现在面临的一个困境恰恰就是跟先前造就其辉煌的模式有关。一种公共支出（public spending）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例约为57%的经济结构逐渐形成，成为所有发达国家中独特的一种模式。一方面可以说法国是世界上社会保障、福利，公共服务最好的国家之一，这些依托财富二次分配的公共支出的制度，许多形成于战后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资源充沛，享有人口红利的时代。但另一方面，随着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终结了高速增长，人口逐渐进入老化，财政进入赤字运行，几十年从未有过盈余，累积了庞大的债务，国家财政支出能力下降，而许多福利支出依旧要维系，国家投资不足，经济乏力，在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上就显得捉襟见肘，左支右绌，各种税负自然也较重，民众购买力下降，社会不满在通胀的情况下就更易爆发，这些年法国的一些抗议多少都与此有关，也是此次中学生抗议学习条件不佳的深层原因。 这种情况下，谁叫得响谁有奶吃，反过来也事实上鼓励了某种抗议甚至是激烈行为，试图让国家认知、认可，国家也不得不在有限的资源中腾挪出一部分回应要求。显然这对一个民主国家来讲是不健康的。
这些弊端，法国人也不是不清楚，多年来改革也是在陆续进行，马克龙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上台的。虽然在他第一任期时也确实带来诸多变化，失业大幅下降，财政状况明显好转，有年份财政赤字仅在2% 左右，另有两年在3%，但黄马甲抗议，特别是新冠的爆发，打破了这种进程，2020财政赤字陡升超过9%，虽次年下降到6%, 但此后几年多在5 % 上下徘徊，直到今日，显著高于3% 欧盟的要求。这是与俄乌战争带来能源价格上涨，包括最近一轮因特朗普发动的伊朗战争所再次急剧推升的油价与普遍的通胀有很大关系，一边是经济增长因能源问题受到拖累，另一边是要以补贴支持因能源价格带来的人们日常消费与企业的额外支出，维系人们的基本正常生活，经济的运转，同时还要增加军费开支，法国政府承受极大的财政压力。此外，退休制度改革受到左派、极左派、极右派因各自的政治立场联合阻击，陷于停滞。法国迄今仍旧是欧洲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之一（62 岁零9个月），也加剧了财政紧张，乃至在马克龙的前后两个任期，债务累积新增了上万亿，国债利率攀升严重限制了此届法国政府像过去那样开支票以新债务来回应社会诉求的转圜余地。当下再轻易开支票，会受到市场惩罚，加大金融危机的可能；不开支票，难以平抑年轻学生的不满，可谓进退两难。在七十年代的英国，九十年代末本世纪初的德国陆续被称为“欧洲病人”后，现在轮到法国被人称为新的“欧洲病人”了。这种局面，马克龙当然要负责任，尽管因上面提及的各种事件责任不能全归这位当初以改革为旗帜上任的少帅总统，但另一方面他的施政失误也是显见的，比如，新冠发行的补贴没有更早刹车；贸然解散议会，进行大选，带来政治不稳定，严重伤害了近两年的经济运行，这些都是他无法推卸的责任。马克龙有责任，现政府有责任，历届政府，拒绝延长退休改革的那些普通人其实也多少都是有些责任的。
法国当下的抗议还没有终结，但只要是和平，遵照法律的，也都属正常范围，我们可继续观察政府如何回应学生们的诉求，社会及各政党后续的反应，动作。但长远讲，法国根本的出路在于改革，就如当初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几国在痛苦中完成，社会最终接受的改革，让这些国家新生，出现诸多新的气象：这几个国家现在经济增长都不错，葡萄牙财政甚至连续数年有了盈余，债务占GDP 的比例持续下降。法国毕竟是排名第七的世界主要经济体，有深厚的科技实力，作为世界上美国之后的军工出口第二大国，具有独立完整的军工体系，我们知道，军工往往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尖端科技的集中体现。而以法国为主的空客2025一年交货近800架，订单也早已排到十几年后；核聚变研究领域处于世界前沿；在特朗普动摇了欧洲诸多国家对美国核保护信心后，十个国家正在商谈法国的核保护，几天前马克龙亲自出席了改良版M51.3 战略导弹海上试射；在人工智能方面，除超大规模基础模型和算力与资本投入方面与美国相比有诸多短板，法国毕竟也在世界前列国家，尤其是具有相当重要的相关人才储备，也许或为此，孙正义才决定砸下750亿欧元在法国投资建设数据中心，尚不去谈那些文化产品的软实力影响。……上述提及这许多实力都远超其人口和经济体量所容易让人想象的水平。
所有这些都说明，在国际新型大国崛起的时代，法国国际地位相对下降属于正常，但这不是一个许多法国人自己也认为的衰败国家，也不是他人能轻易唱衰的国家，但前提是法国人能迎接挑战，展开大幅的改革，改革国家甚重的模式，让国家瘦身，以改革造就未来。同时，也需要去改造政治文化，摈弃那种悠久的政治上对彼此具有敌意的旧式政治文化，营造一种新的民主文化，学会妥协，深化民主，继续给社会与地方更大的空间，重建国家的新的权威，秩序，在保持开放性的前提下，传承更新自己的文化之根，推动欧盟建设。如此，法国的未来就光明可期。这些当然不会一蹴而就，甚至仍然可能是在法国式的各方冲撞中踉跄前行。但只要前行，就定有希望。而如果不能有效地改革，做出错误的选择，法国的未来就将充满不确定性，甚至就此无可挽回地衰败，也未可知。法国人又站到要做出历史选择的关口了。
（注：作者张伦为法国CY赛尔奇—巴黎大学教授、人文社会之家“全球研究院”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