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国近日的事件谈起，兼议如何看民主国家的“乱”
10月17日周六，因持续数周的高中生不满其学习条件引发的法国抗议升级，在全国工会、一些左翼政党、大学生、学生家长参与的大游行期间，在一些城市发生严重的暴力事件，放火纵烧个别公共建筑，抢劫商铺的现象，引发某种危机，也吸引了世界各国加以报道。不断有朋友发来问候并询问看法，笔者觉得或有必要写篇文章，一并作答，并谈谈一些其他关于法国的看法，以及如何看待西方的“乱“的问题。
不同的“乱”
“你与家人是否都好？安全？”这是许多朋友问的一个共同问题。笔者的回答是“没事，生活依旧，只要当时没去现场，在现场也不在某些地点，就没事”。记得当初2018年因政府提高油价引发持续数周的黄马甲抗议时，也曾有许多朋友来电来信询问，我也是如此作答的。这绝不是淡化问题的严重性，这是事实。讲个亲身经历的旧事，以方便理解。
当时黄马甲每周末举行抗议，甚至闹到香榭里舍大道，有几次现场也非常紧张，期间一周末我去巴黎参加一场关于环境问题的有几万人参加的大游行，香榭丽舍大道那边黄马甲闹得正凶，人数恐怕还不见得比这边多，但后来看报道，这边这场有些常规性的游行占据的报道篇幅和时间，似乎比报道黄马甲还要少许多。因与警力的对抗，场景更紧张，更具戏剧性，黄马甲自然也吸引了人们包括媒体更多的注意和报道。据说是当年出自美国《纽约太阳报》编辑主任约翰•博加特（John B. Bogart）关于新闻那句名言，“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似乎还是有些道理的，非常规性往往最具有新闻性。需要注意的是，媒体也确有放大或缩小集体行为规模及其影响的效果。
当天双方的游行都离不远，有些参加了黄马甲抗议的人在那边参与了一会儿，转身还跑到这边来继续，也参与一下，高举后来成为很有名的标语“Fin du mois et fin du monde, c’est le même combat !” 翻译成中文就是“月底难以为继与抗拒世界走向末日是同一场斗争”，意译是“为生计奔波与为拯救地球而战，是同一场斗争“。不过，双方游行的差别还是很大的，比如这边几万人几乎没有警察，只几位负责疏导路口的，但那边的警力则显然多很多。
那日让笔者印象最深的是，后来到离黄马甲抗议不远的地方乘车回家，发现好多人在阳光下露天咖啡馆喝咖啡，聊天，在饭店里吃饭。如果你是一位外国游客，甚至是本国人，下了车就来这里，没看新闻上那些报道的场面，你大概不会有什么感觉，一切祥和天下太平的样子。而事实上，过去几条街，让些人也许就感到是不是要天下大乱！
那时，与在美的已故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通话问安，他特意问我：黄马甲抗议是否对我生活有影响？我说没有，他说“那就好，注意就是”。放下电话，我想，余先生真是大学者，且因在西方生活多年，对些事有一明晰恰当的认识，直指问题的核心。民主国家也不保证不出骚乱，但即便是骚乱，做些分类的话，是否对生活（自由）有影响，可能就是个最重要的指标。有些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讲没影响，只在事件发生的当时，现场，或许能有感受；还有一类可能有影响，如对牵涉的当事人（比如那些被抢砸的店铺的老板）影响甚大，但对社会的影响是局部的；影响层级最高的，可能就是那种能带来整体混乱、政治大危机、政府更迭的抗议和骚乱。
不过，即便是这种最坏的结果出现，除非趁乱上台的政客改变了体制，民众也接受这种改变，否则最终也还是会也只能是纳入民主体制解决问题。2010年希腊因国家信贷危机，几乎破产，民众生活急剧下降，许多人生活艰困，选举后反对紧缩的激进左派联盟（Syriza）上台，结果却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最终忍痛做出改革，减少支出，降低工资及养老金，接受欧元区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几次援助，最终让希腊慢慢走出危机。但当时则是民众抗议不断，街头暴力层出不穷，甚至发生过因银行被纵火导致职员死亡的事件，但最终民众还是接受了自己选出的政府的抉择，因为选哪个政府，过怎样的生活造成危机，是自己选择的结果，所有人都或多或少有其责任。
反观一些威权专制体制的国家，因为权力的垄断性，又强调绝对的稳定，一般不会有任何抗议乃至骚乱发生。但一旦有一点风吹草动，骚乱发生，哪怕规模并不大，人们也会倾向放大影响，视为是“逼上梁山”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因为面临一种经常性的压制，任何一点反抗确实都需要极大的勇气，一俟某种抗议或者骚乱出现，在他们看来或许是要出大事了，甚至是变天了。而官方也可能如临大敌，视为是对权力体制本身的挑战，要施以镇压。道理也简单：抗议或许会引发民众对权力的恐惧的消失，带来连锁反应，最后甚至导致政权倒台，山河变色。而民主政体的合法性最终在民众，哪怕是因不满、抗议，甚至骚乱，到最后，引发政权垮台，民众一般也不会付出什么太大的血的代价。最坏的情况下，像希腊当初那样，也只是生活会受到程度不一的影响，会有一段的混乱。不是极端个别的情况下，一般也只有伤，没有亡，更提不到政府镇压造成的亡。黄马甲抗议时笔者回答一些朋友关于事态发展的询问说：即便最后闹到马克龙像当年戴高乐那样辞职，大不了重新组织选举，再选个新总统而已。日子也照过，否则又能怎样？混乱到一定程度，大多数人是不会背书、同意的，就会给问题的解决创造社会与政治条件。
其实，抗议甚至骚乱，也都是民主体制生活的组成部分。尽管我们可以将骚乱视为一种局部体制失灵，某些社会矛盾，问题深化的表征。但与那种威权体制不同，这种阶段性或者局部的骚乱，最终却可能让国家不至于出现那种天下大乱的乱。而威权压制的不乱，一乱起来，或许就不可收拾。对一个多元社会来讲，根本不必以法国游行中几个年轻人穿上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衣服，或是举着一个红军的旗帜，就以为全体法国人都要搞共产革命了，与其将其视为政治行动，或许当作某种年轻人后现代的政治行为艺术表演或许更恰当；也不是因为一些年轻人举着巴勒斯坦人的旗帜，就是所有人都支持巴勒斯坦甚至哈马斯了，社会的多元性，决定了在不犯法的前提下，什么人都可能有所表达，哪怕是很少的人，但那不代表大多数。
当下，尽管法国大多数人对中学生的抗议表示某种理解和支持，但毕竟参加游行的还是少数。全法这次抗议最多也是几十万人，参与骚乱的更是少数，而仅仅两三周前，教皇来访法国，也是有几十万人沿途欢迎，更有80万人集聚香谢里舍大道和协和广场参加教皇主持的盛大弥撒，一个树枝都没折断过，那也是法国。八万挤满法兰西体育场，载歌载舞举行欢迎教皇仪式的是法国的年轻人，此次搞骚乱，抢砸烧的也是法国的年轻人。虽然，这不同的法国如何共存，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但毕竟也都属于法国，这是一个多面体的国家，不宜用单一的视角去概括，代替全体。
抗议，骚乱与政治
但我们这里又要说，此次的抗议与骚乱确实从成因到规模、方式，又与法国近几十年发生过的抗议和与之相连的骚乱有不同之处。首先，这次骚乱之所以比以往严重，最直接的原因是警方的处理失误。几周前那次，尽管工会参与介入组织抗议，但全法也就是二三十万人参与游行，整体过程大体平顺，虽然也出现一些警员和抗议者受伤的情形。这或许让警方有些放松警觉。此次10月17日周六抗议前警方收集到的情报显示，预估只有20多万人参与，但事实上却是有超过两倍以上，五、六十万的人参与了游行，而警方在全法只配置了6万多人。当着那些精心准备要来制造事端、打砸抢的年轻人开始以流动、分散的方式搞起破坏时，在保护游行的正常进行与制止那些抢砸的年轻人之间，警力就显得不足，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一些局部场合一时失控就难以避免了。内政部长为此失误已经递交辞职，以示承担责任，但总统已经驳回他的辞职申请。
其次，此次抗议与骚扰发生，正值法国政府向议会提交下一年度财政预算的时刻，因近几年法国国家债务累积，借贷成本攀升，国债利率一路上扬接近5%，甚至超过希腊、葡萄牙、爱尔兰这些十来年前几近破产的国家的国债利率，只列于美国 （5.08%），英国（5.4%）之后，如果不能给市场传递一个法国控制支出的正面信息，国债利率会进一步升高，压缩国家财政今后数年的支付能力，甚至不排除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因此政府下决心准备将赤字控制在5% 以内，力图节约几百亿欧元的预算，因此各方工会，政党从不同的立场，利益角度出发，给政府施加压力，支持学生抗议就成为一个可以借力的手段。而现任政府又是个少数政府，且因马克龙十年执政的消磨而合法性甚弱的政府，已经带有看守内阁的味道，而因伊朗战争带来的油价上涨，让许多人生活更加困难，社会压力增大，这更增加了处理这类事件的困难。
最重要的是，六个月后，法国将举行总统大选，各政党摩拳擦掌，逐鹿中原，向政府施加压力，凸显自己的立场，展开各自的动员。此次中学生运动一起，属于极左立场的“不屈法国”党及党魁梅朗雄便积极介入，不断支持鼓动这场运动。近几年，观察家们多认为梅朗雄借鉴托洛茨基的思想，试图以一种不断制造动荡的战略，营造政府无力应付的局面，以强固自身作为弱势团体，少数族裔的代言人的身份，掌握基本盘，在其他阵营如无法达到有效整合的背景下，在大选中突进第二轮，即便最后不能战胜极右派玛丽•勒庞当选，也会营造其成为最大反对势力的领袖的地位，然后以反极右为号召，再激荡整个法国，弱化各种左右中间派温和势力，改变体制，完成革命，拿下权力。
我们这里暂不去评论这种分析是否正确，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梅朗雄及其政党各种代表人物在此次运动中极其活跃是明显的，多年来对暴力行为包括此次运动中发生的所持看法多暧昧含混，甚至有些时候还给予合理化论证。在这一点上，尽管法国人大部分都表示理解甚至支持年轻学生们希望有一个更好的学习条件，包括改革前几年实行的让一些学生感到压力的进入高校筛选制度的诉求，但对梅朗雄及其政党的这种做法，则表示了很大的不满甚至愤怒。但当下，梅朗雄及其政党的策略是巩固动员基本盘，这场抗议成了其施展影响的场域，以便凸显政府的无能，压制年轻人本性，以吸引年轻人的支持。但是否最后这种策略会受到回旋镖反弹，伤及自己，那只有等到新的民调甚至是大选时才能明了。
如果说法国历史上政治常常是街头与秩序的双重奏，梅朗雄的“不屈法国”试图占据街头一端的话，极右一翼的玛丽•勒庞及其“国民联盟”当下就试图挤掉政府的影响，扮演秩序的守护者。显然对他们来说，社会的抗议，街头的混乱也是助推其入主爱丽舍宫最好的燃料。极左一翼梅郎雄及其政党越鼓动抗议，合理化某些乱象，越将一些人推向“国民联盟”一边。所以，某种程度讲这种局面也是勒庞及其“国民联盟”所乐见的。这一端不断强调秩序，要压制那些极左翼势力；极左翼一端的一些人就更找到行动的理由，如此也会让勒庞及其“国民联盟”更得益……理解法国国内当下的政治背景，是理解此次运动发展到如此程度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就抗议规模本身，此次抗议并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但激烈程度，骚乱如此，不了解这种政治背景的肯定是不得要领的。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需要提及，这似乎与以往也有很大不同，就是国际上可能有更深的介入，此次抗议以及骚乱的出现，根本原因自然在法国内部，但外部势力是否在推波助澜，应该也是值得考虑。几年来，因右翼保守极端意识形态，一些极端宗教立场，也因地缘政治，国际上似乎形成一个希望看到法国崩塌，进而欧盟弱化的潮流。一个不言自明，心照不宣的准联盟，从俄罗斯的普京，到伊朗、土耳其，阿尔及利亚，包括特朗普，那种对法国的憎恨，厌恶与不满时有表露，其中原因各异，比如法国毕竟是欧盟最重要的领导国家之一，也是具有相当规模的经济与科技，军事能力，不愿轻易依附哪个强权大国，若能弱化法国，会让这些国家得益；臣服法国，更可让帝国计划更好地实现。他们似乎有一个价值上的共同的意识形态的立场，在美国这人类第一个现代的共和国被特朗普执掌后，他们希望看到另一个现代共和国的模式法国垮台。
对某些人来说，如普京与特朗普，他们已经明确希望看到极右一翼的勒庞能入主爱丽舍宫。且不讲多年来普京是怎样力挺勒庞，包括当初在其政党资金困难时，用今天已经消失的俄罗斯一家银行为其贷款解困，甚至在前两次大选时通过网络介入直接助力勒庞，在今天俄乌战争的关键时刻，如果作为欧洲最坚定支持乌克兰国家之一的法国能够换人，撤回对乌克兰的支持，俄罗斯将在乌克兰问题上取得极大的进展。周五，马克龙与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会面，包括与意大利方的联合声明，让乌克兰生产法意研发的性能极佳的Aster 30 防空拦截导弹，且加快交付一批已经预定此类的，这些显然都会让莫斯科非常愤怒。勒庞日前已有所表态，她当选法国将不再援助乌克兰。而对特朗普来讲，支持欧洲的民族主义者、极右翼势力是弱化甚至是摧毁欧盟最简捷的方式，是符合其对世界的设定的，更何况意识形态上彼此的相似性。因此，我们才可以明白为何去年勒庞因该党挪用公款被一审判决时，会发生特朗普政府派了两位外交官去私下游说施压负责的女法官，甚至暗示会给其好处，希望其该案上为勒庞网开一面这类事。——此事现早已被当事人公开。
我们不清楚当下特朗普政府是否在这次抗议一些事上推波助澜，但俄罗斯、伊朗等在做一些或是大概率事件，最近两三年已经有一系列俄罗斯特工试图激化法国社会矛盾，宗教冲突的“假旗行动”活动在法国被公开披露，如公开刷写反犹标语，嫁祸穆斯林等。当下这场运动与骚扰中，他们也不会毫无动作。出现这种骚乱局面，弱化法国政府，普京会在克里姆林宫开香槟的。笔者之所以认为他现阶段不论特朗普如何示好，他也不会有任何真正停火的打算，其中一个考量，就是要等到明年法国大选结束，再推动德国的选择党的影响继续扩大，然后再来做决定。几天前，独立智库“法国国家安全中心”主席，安全问题专家蒂博•德•蒙布里亚尔（Thibault de Montbrial）在接受采访时说：俄罗斯、伊朗、土耳其、阿尔及利亚等情报机构最近在法国都十分活跃。
青年、犯罪与网络
此次学生抗议，绝大多数的未满成年的学生，他们的意愿是合理的，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下都保持了理性和平，尽管有些学生阻塞了学校入口，以示罢课抗议，影响了他人权利的行为值得商榷。但在游行期间，往往是结束时，会有一些身穿黑衣的被法国人称为Black bloc 的极左小团体出手与警察对峙，进行破坏。这些从前联邦德国时代出现的，由前无政府主义者、另类全球化主义主义者等逐渐演变来的极端分子，现在许多西方国家存在，他们没有核心组织，只是网络串联，以小群体出现，以打碎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砸毁企业或国家象征物的建筑窗户，涂鸦，纵火。此次运动也见到他们的身影。且因上述提及的政治情境，似乎此次显得比以往更加活跃。 此外，还有另外一些以推翻现制度为目标更加隐蔽极端激进的左翼小团体，秘密策划造成大的混乱，攻击政府机构。此次市政府遭放火焚烧的Limoges 市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认定这是一批极左派极端激进团体精心策划的，最新消息已经有一个34岁的极端激进左翼活动分子已因此遭到羁押。周六一些地区开始出现骚乱时，网上也有各种信息显示，这种谋划，策略是存在的，比如有人指示提醒，不必去抢砸商铺，要去攻击政府机构所在地等等。
用法国一位内政安全问题专家埃里克•德尔贝克( Eric Delbeque) 在电视Lci 频道相关节目上评论说：此次骚乱与以往的最大不同是这些极端左派活动分子与砸抢的年轻人的合流。这或许就是此次骚乱后果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多年来，不断有年轻人参与砸抢放火这类情形发生，甚至包括一些球赛胜利后，也发生类似的现象。这类砸抢的年轻人，占这次骚乱的主体，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诉求，他们中许多来自各大城市的郊区及贫困街区，其中也混杂各种一时卷进去的其他类型的人。其中95% 以上者为青年男性，带有某种对城市中心消费世界所具有的怨恨，砸抢，发泄某种内心挫折，被一种对可望不可及的消费品的渴望，被掠抢的冲动驱使犯下这类罪行。这类行动往往被视为郊区社会矛盾、阶层隔离和对警察愤怒情绪的集中爆发。此外，尽管此次极端激进左派活动分子因其行动，占据了更多的版面，但也同样存在一些极端激进的右派活动分子，用埃里克•德尔贝克话讲，双方都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甚至造成人员的伤亡。
这种现象的产生，除有经济，社会，文化的各种原因外，家庭内部与公共事务山上权威意识的进一步淡化或许也是一个深层的文化原因。而笔者一直有一个直觉：他们是“新冠一代”，新冠时期的一些封禁，或许给他们留下终身的心理印记，尤其是那些家庭条件不好被禁闭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的孩子，或许有一种几乎是生理性的发泄、破坏禁忌的冲动。看到此次骚乱中，一些年轻人围着他们放起的火，几乎像过节那样兴奋，让我再次想起这一想法。参加此次抗议的年轻人多属于所谓的“Z 世代”，即出生于1995到2010年代的人。现在世界范围内，关于“Z世代”的讨论日渐增多，从亚洲到非洲，从北美到欧洲，因经济与阶层剥夺感，对未来的彷徨焦虑，在些发达国家也包括对AI 带来的对自身命运的影响的担忧，近些年陆续爆发诸多抗议浪潮，被些研究者称为“Z 世代抗议浪潮”。尽管各自诉求并不一致，但一些共同的行为方式又赋予他们一些共同的特质：去中心，以网络为连接主要手段，网络文化的构建和互动，跨国的联络，对制度权威的冷漠与轻视等等。这一代人不仅能启动某些带有合理的，正面诉求的运动，但其中也有那些造成负面的砸掠现象的破坏者，不仅是法国，也同样在欧洲其他国家出现。10月17日当法国发生掠抢现象的同时，在意大利几个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行为方式几乎如出一辙。
事实上，年轻人游行抗议，对自身权益及社会表达关心，不满，某种意义上讲不是坏事，只要不走到极端，因为那是活力和意愿的表示，比那些无声退缩，无条件躺平的年轻人更让人感到一个国家的希望。如何面对此类现象，构建一种新的青年文化，有效合理地使用社交媒体，又不限制青年人的自由，信息攫取和交流的渠道，这恐怕都是下一步这些民主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此次如果没有这些社交媒体，破坏者的集合及行动，影响是不可想象的，他们事先利用各种加密社交媒体如Signal 等传递信息，交换破坏工具，用脸书，TikTok 等进行现场直播，通告警力移动信息，渲染现场的氛围。而事前关于警察暴力的视频大幅在网上流传，也激怒了一些年轻人，增添了他们的愤怒与对抗警察的理由。没有人会否认数万警察中，会有过度使用暴力者，需要检讨，甚至惩治。法国警方制度中有专门的机构负责这类调查，但网络上所流传的一些图片，视频，有多少是真，又有多少是有意为激发对警察的憎恨与愤怒而伪造的，包括假扮警员做出一些过度的行为然后拍成视频流传…… 这些恐怕都需要些时间清查，检讨，以便未来能让青年与警方找到一更融洽的互动关系，让民主制度更好地应对社交媒体带来的挑战。
法国的危机与挑战
除上述这次抗议与骚乱的成因外，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些现象，或许还需要谈谈一些更深层的传统及结构性因素，这些在当下的现实中纠缠在一起，既是事件的成因之一，也是理解下一步法国面临的挑战的关键。就传统讲，法国历史上有千年的“农民暴动”（Jacquerie）传统，最著名的是中世纪1358年那场爆发于百年战争期间，因过度的税收、士兵对乡村的掠抢、贵族对农民缺乏应有的保护而爆发的“大暴动”（La Grande Jacquerie），那个专门用来描述农民暴动的一词Jacquerie也因此得名，后在“旧制度”（ancien régime）时代，被用来通称那种自发的，暴力的农人抗争。与此相对，或许另一个影响深远的传统是法国的国家主义传统。这是一个悖论，也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国家过强，社会发育会受到抑制；因此人们容易过度依赖国家的经济与政治运作，在利益受损时，又容易直接向国家发泄不满，视为责任者。这种强国家传统在不同时期，不同议题上有不同的正负作用，其影响深巨，直到今日，也表现在这类抗议或骚乱的爆发及处理上。
一方面，因国家的干预，人们享有的福利保障及在危机来临应对危机方面，依靠国家很强的动员能力，人们或许能得到国家更好的保护，也有助化解危机。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10年欧洲金融危机时，你在法国几乎是感受不到什么影响。2020年新冠期间，大概也是法国人享受到其他国家人所没有享受到的照顾。在某些条件下，如二战后，那种由政府、工会和企业共同制定的国家重点发展产业计划，借助国家的干预，在企业家的努力下，加以高水准的技术精英，官僚系统的执行，这种模式也取得过卓越的成就，所谓三十年经济增长“光荣期” (trente années glorieuses, 1945-1973) ，法国高速发展，科技领先，比如迄今让法国能够在世界经济、军事、政治上享有其地位的航空、核能、军事等产业，都与那时的国家干预有关。但那既不同于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英国人的“自由式”模式。其成就，当时曾引得法国长期的竞争对手兼伙伴英国人好生钦羡、推崇，甚至引发提倡要学习“法国模式”的讨论。确实，1950年至1973年间，法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 5% 左右, 有些年份甚至接近8%，而英国仅为2.6%到2.8%上下。1950年时，英国的人均GDP比法国高出近30%，但到了1970年前后，法国的人均收入正式超越英国，并在基础设施和生活质量上展现出明显优势。而1970年代的英国因罢工、高通胀、产业老化以及国际收支危机甚至曾在1976年不得不向IMF寻求援助，而被戏称为“欧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而法国则跃升为仅次于西德的欧洲第二大经济强国。这一切让法国的国家干预主义似乎有了些自傲的本钱，当然，这些发展也与那时欧洲共同市场的建设带来的拉动有关。
但世事往复，往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过强的国家角色又会在某些条件变化下带来许多问题，恶化诸多潜藏的负面因素，最终带来危机。法国现在面临的一个困境恰恰就是跟先前造就其辉煌的模式有关。一种公共支出（public spending）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例约为57%的经济结构逐渐形成，成为所有发达国家中独特的一种模式。一方面可以说法国是世界上社会保障、福利，公共服务最好的国家之一，这些依托财富二次分配的公共支出的制度，许多形成于战后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资源充沛，享有人口红利的时代。但另一方面，随着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终结了高速增长，人口逐渐进入老化，财政进入赤字运行，几十年从未有过盈余，累积了庞大的债务，国家财政支出能力下降，而许多福利支出依旧要维系，国家投资不足，经济乏力，在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上就显得捉襟见肘，左支右绌，各种税负自然也较重，民众购买力下降，社会不满在通胀的情况下就更易爆发，这些年法国的一些抗议多少都与此有关，也是此次中学生抗议学习条件不佳的深层原因。 这种情况下，谁叫得响谁有奶吃，反过来也事实上鼓励了某种抗议甚至是激烈行为，试图让国家认知、认可，国家也不得不在有限的资源中腾挪出一部分回应要求。显然这对一个民主国家来讲是不健康的。
这些弊端，法国人也不是不清楚，多年来改革也是在陆续进行，马克龙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上台的。虽然在他第一任期时也确实带来诸多变化，失业大幅下降，财政状况明显好转，有年份财政赤字仅在2% 左右，另有两年在3%，但黄马甲抗议，特别是新冠的爆发，打破了这种进程，2020财政赤字陡升超过9%，虽次年下降到6%, 但此后几年多在5 % 上下徘徊，直到今日，显著高于3% 欧盟的要求。这是与俄乌战争带来能源价格上涨，包括最近一轮因特朗普发动的伊朗战争所再次急剧推升的油价与普遍的通胀有很大关系，一边是经济增长因能源问题受到拖累，另一边是要以补贴支持因能源价格带来的人们日常消费与企业的额外支出，维系人们的基本正常生活，经济的运转，同时还要增加军费开支，法国政府承受极大的财政压力。此外，退休制度改革受到左派、极左派、极右派因各自的政治立场联合阻击，陷于停滞。法国迄今仍旧是欧洲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之一（62 岁零9个月），也加剧了财政紧张，乃至在马克龙的前后两个任期，债务累积新增了上万亿，国债利率攀升严重限制了此届法国政府像过去那样开支票以新债务来回应社会诉求的转圜余地。当下再轻易开支票，会受到市场惩罚，加大金融危机的可能；不开支票，难以平抑年轻学生的不满，可谓进退两难。在七十年代的英国，九十年代末本世纪初的德国陆续被称为“欧洲病人”后，现在轮到法国被人称为新的“欧洲病人”了。这种局面，马克龙当然要负责任，尽管因上面提及的各种事件责任不能全归这位当初以改革为旗帜上任的少帅总统，但另一方面他的施政失误也是显见的，比如，新冠发行的补贴没有更早刹车；贸然解散议会，进行大选，带来政治不稳定，严重伤害了近两年的经济运行，这些都是他无法推卸的责任。马克龙有责任，现政府有责任，历届政府，拒绝延长退休改革的那些普通人其实也多少都是有些责任的。
法国当下的抗议还没有终结，但只要是和平，遵照法律的，也都属正常范围，我们可继续观察政府如何回应学生们的诉求，社会及各政党后续的反应，动作。但长远讲，法国根本的出路在于改革，就如当初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几国在痛苦中完成，社会最终接受的改革，让这些国家新生，出现诸多新的气象：这几个国家现在经济增长都不错，葡萄牙财政甚至连续数年有了盈余，债务占GDP 的比例持续下降。法国毕竟是排名第七的世界主要经济体，有深厚的科技实力，作为世界上美国之后的军工出口第二大国，具有独立完整的军工体系，我们知道，军工往往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尖端科技的集中体现。而以法国为主的空客2025一年交货近800架，订单也早已排到十几年后；核聚变研究领域处于世界前沿；在特朗普动摇了欧洲诸多国家对美国核保护信心后，十个国家正在商谈法国的核保护，几天前马克龙亲自出席了改良版M51.3 战略导弹海上试射；在人工智能方面，除超大规模基础模型和算力与资本投入方面与美国相比有诸多短板，法国毕竟也在世界前列国家，尤其是具有相当重要的相关人才储备，也许或为此，孙正义才决定砸下750亿欧元在法国投资建设数据中心，尚不去谈那些文化产品的软实力影响。……上述提及这许多实力都远超其人口和经济体量所容易让人想象的水平。
所有这些都说明，在国际新型大国崛起的时代，法国国际地位相对下降属于正常，但这不是一个许多法国人自己也认为的衰败国家，也不是他人能轻易唱衰的国家，但前提是法国人能迎接挑战，展开大幅的改革，改革国家甚重的模式，让国家瘦身，以改革造就未来。同时，也需要去改造政治文化，摈弃那种悠久的政治上对彼此具有敌意的旧式政治文化，营造一种新的民主文化，学会妥协，深化民主，继续给社会与地方更大的空间，重建国家的新的权威，秩序，在保持开放性的前提下，传承更新自己的文化之根，推动欧盟建设。如此，法国的未来就光明可期。这些当然不会一蹴而就，甚至仍然可能是在法国式的各方冲撞中踉跄前行。但只要前行，就定有希望。而如果不能有效地改革，做出错误的选择，法国的未来就将充满不确定性，甚至就此无可挽回地衰败，也未可知。法国人又站到要做出历史选择的关口了。
（注：作者张伦为法国CY赛尔奇—巴黎大学教授、人文社会之家“全球研究院”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