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美国民主党中“民主社会主义”分支的34岁候选人曼达尼当选纽约市长，成为纽约市百年来最年轻的市长，也是其史上第一位穆斯林市长。我相信，多数经历过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人都会认为这个标签是不智的——即便有“民主”的加持，也会吓跑一批中间派选民，不如像欧洲那样取名“社会民主”。当然，政治标签不是想换就换，而曼达尼的当选也表达了美国部分左翼选民的情绪。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民社”并非用词不当。它确实要比欧洲的“社民”更左一点，更接近社会主义。战后以德国社民党为代表的欧洲社会民主早已抛弃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全盘接受私有制、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政府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税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和劳资关系立法，对市场经济产生的结果进行再分配，同时维持私人投资、市场竞争、产权和宏观稳定。因此，社会民主的使命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而是驯服和改良资本主义。美国民主社会主义（DSA）组织则更进一步，其长期目标除了福利社会之外，还包括企业决策民主化，逐渐把经济权力从私人资本转向劳动者和社会。如果说主流民主党人倾向于改革资本主义，那么民社派的长期目标是改变甚至取代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真的“没救”了吗？二战之后，欧美各国进入福利社会，形成了资本主义创造财富、政治民主分配收入的稳定秩序。虽然自由国家的“阶级斗争”从不消停，但蛋糕越做越大，即便最底层的穷人也能分上一块。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难道这个局面撑不下去了，以至于私有制的“丧钟”终于敲响，连纽约这个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堡垒都要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了？过去几十年，美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市场自由和政治民主的平等诉求从来是一对“内在矛盾”，难道这对矛盾真的已经到了“不可调和”、你死我活的地步？
现在问资本主义是否“有救”可能有点标题党，但无论是曼达尼去年当选纽约市长，还是特朗普前年当选美国总统，都说明美国有相当一部分选民感觉日子不好过。看美国的宏观经济数据，好像挺不错，但平常百姓并不是天天看统计局的图表过日子。早在拜登后期、大选之前，民主党就强调后疫情时代美国经济复苏强劲、通胀得到有力控制，但选民并不买账。
美国资本主义还能否混得下去？“民主社会主义”名号很大，究竟有什么实质内容？本文围绕这些大问题，其实要探讨美国中产为何不满意、福利政策对扶贫的贡献有多大、美国医保为什么代价高昂而覆盖率低、联邦政府为何债台高筑还能维持消费者“情绪稳定”、曼达尼的“民主社会主义”到底有什么亮点这些小问题。通过这些小问题，我们也能看到美国政府的钱花在什么地方、美国人享受哪些福利、福利社会究竟怎么过日子、又有哪些局限性等不同侧面。至于资本主义的“丧钟”是否会敲响，各人不妨自行判断。
一、曼达尼的“可负担性”诉求为何能打动人
曼达尼的市长竞选口号其实并不那么激进，他从来没说过要废除私有制或把私人企业国有化，也没说过要废除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他只是插了一个民社意识形态标签，实际政策是进步主义和社民主义结合，譬如免费或低价公共交通、免费托儿、租户保护、强工会、提高最低工资、全民医保、累进制征税。这一套说白了就是标准的欧洲社民政策，他冠名为一个竞选关键词——“可负担性”(affordability)。言下之意，许多美国中产感到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社会底层更不用说了。
图1：美国税后可支配人均收入（现价美元），世界银行数据。如果看美国宏观经济数据，那是一点看不出“丧钟就要敲响”的样子。控制了通胀之后，1971-2021这半个世纪的真实税后人均收入是一条相当光滑的上涨直线。然而，普通中产家庭的感受可没有那么光鲜。这是因为CPI是基于全国平均消费结构的价格指数，未必充分计入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刚性需求，而不同收入阶层、不同家庭结构和不同城市的消费篮子差异巨大。譬如住房、医疗、教育、托儿、公共交通乃至食品费用，这些刚性需求造成的生活成本上涨很可能比物价指数上涨得快得多。如果你是一个有孩子、租房、依赖医疗服务的纽约中产家庭，其实际生活成本变化很可能明显高于全国CPI所代表的平均通胀率，各种刚需开支真的可以把你变成一个“月光族”。
因此，真正有意义的是可支配的税后收入扣除基本消费(essential expenditure)之后的“余钱”——剩余收入(residual income)。对于收入中等的那20%（41%-60%）人群来说，剩余收入就远不如可支配收入那么乐观了。美国的长处是统计非常发达，劳动统计局(BLS)的“消费者支出调查”(CES)从1980年代起就有一套完整的相关数据。基本消费包括住房、交通、食品、医疗、个人保险和养老金这五大项。譬如根据2024年的消费者支出数据，中产家庭住房支出占总支出的33.4%，交通17%，食品12.9%，医疗7.9%，个人保险和养老金12.5%，五项合计达到83.7%。从税后收入扣除五项基本消费，就得到实际剩余收入。
如下图所示，1984-2023这四十年间，虽然美国中产的实际剩余收入上下波动、整体似有上升，但上升主要发生在2010年之前，近十余年没有大的增长。2019-20年曾有增长，但疫情到来，连着三年下降。基本消费/税后收入占比则一度从80%（剩余收入占比20%）下降到70%以内，但从2020-23年又连年上升。普通中产“消费者单元”（大致对应于一个家庭，平均2.5人）扣除五项基本开支之后，“余钱”在减少。虽然没到“月光族”的地步，但每个月扣除基本消费之后仅剩20%的税后收入，确实不算宽裕。
图2：美国中产阶层基本支出占税后收入比以及实际剩余收入占比。来源：美国劳动统计局。今天，美国各阶层的生活显然比半个世纪前好得多。随着科技不断创新，社会创造大量财富，绝大多数人的物质消费能力明显提高。一个普通家庭不仅有更多的食品选择，而且能享受汽车、空调、冰箱、手机、电脑、高速互联网等各种廉价电子产品，更先进的医疗、更长的预期寿命。1970年代，许多东西或者压根不存在，或者价格很高，普通人消费不起。但面对住房、医疗、教育这“三座大山”，话题就不那么轻松了。普通人的生活压力并没有减轻，大城市的年轻人并不比1970年代更容易拥有住房、养育孩子、接受大学教育、获得医疗保障或维持稳定的退休生活。尤其是对于低收入家庭，问题不是能否买得起消费品，而是能不能保住工作？能不能稳定地支付房租？是否生得起病？有没有钱把幼儿送托儿所？有没有应急储蓄？
根据2025年美联储的调查，约37%的人未能用现金、储蓄或下一期能够还清的信用卡支付$400的紧急支出，而在收入低于$50,000的人群中，约40%无法仅靠储蓄来承担$100的紧急支出；16%的成年人未能把上个月的所有账单付清，8%的成年人所在家庭有时没有足够食物，26% 的成年人过去一年因为费用而放弃某种医疗服务，而低收入人群的这个比例是38%。这些数字说明，低收入美国家庭的经济安全性相当脆弱。
一个高度富裕的国家应该能做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让老年不会陷入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的状态，暂时失业者不会沦落到无家可归，儿童不会因为家庭贫穷而失去受教育机会，病人不会因为没钱而得不到基本治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会自然带来这些公共物品，它们需要国家的适度干预。美国“新政”之后，各种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失业救济、公共教育等制度相继建立，显著减少了贫困和风险。
二、美国“扶贫”政绩
中产如此，再看最低20%收入人群的境遇。这些人来源比较复杂，不仅包括低工资劳动者、失业者、残疾人、单亲家庭，以及其他领取公共救助、“补充营养支持项目”(SNAP，即食品券)或“补充保障收入”(SSI)等救济的人，也包括部分领养老金的老年人、大学生、有住房但现金收入很低的人等。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人群的平均年龄近58岁，挣工资的平均只有0.5人，44%拥有住房，因而相当部分可能是退休老人，而未必是真正意义的“穷人”，但穷人肯定是其主体之一。
对于这个人群，上面这张图就画不出来了——因为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他们的基本消费已大大超出税后收入，根本没有“余钱”。譬如2023年，这个人群消费者单元（平均包括1.6人）的税后年收入只有$16,171，而五项基本开支却已达$28,404；假如没有社会救助等其它来源，他们就变成要倒欠$12,233。全部年消费达到$33,776，更是收入的两倍。
这里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美国劳动统计局计算的“收入”不仅包括工资收入，还包括社会保险、退休金、失业救济、退伍军人福利、公共救济(public assistance)、食品券、补充保障收入等政府福利。2023年，社会保险、政府及私人退休金加起来有$8,355。去掉这笔收入，这个人群的可支配收入只剩下$7816。
第二，这个人群显然是领取社会救济的主体，其中公共救济、食品券和补充保障收入三项是一个重要来源。譬如据美国农业部统计，2023年，每个领取食品券的家庭共领到$3,984，相当不算少。按劳动统计局的数据，收入最低20%消费者单元接受这三项救济的均值为$1402，占税前收入的9%。相比之下，中产消费者单元相应为$457，仅占税钱收入的0.64%。前者领取的三项救济金占了总额的43%，而中产领取的三项救济仅占总额的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