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园林被修剪得过于整齐的时候，芜杂横生的野草，也许才更有生命力。
当历史正剧汲汲于表达宏大正确之后，也许古偶剧甚至短剧，才能如杂草一般，涌现不那么被规训的思考。如果说杀贪官是国人的集体潜意识，但是对于最重要的帝位法统，往往却沦为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暴力争夺。明朝的靖难之役，迄今依旧刺痛着历史看似伟岸的正确书写，在美化胜利者缝隙中，依旧可以看到失败者的伤痛与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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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香如故》迎来大结局，比起一般的古偶剧，其背景与细节设置别具一格。不仅在于惯常的忠臣蒙冤，更是突出了历史空挡中努力存活的小人物，拷问权力更迭风暴之中的站位选择与道义坚守。
故事架空，却对应明朝的靖难之役，也就是明成祖朱棣夺取侄儿建文帝朱允炆江山的历史背景。建文帝是太祖嫡孙，没有任何疑义的正统，也是儒家喜欢的皇帝，他的失败，可以说象征了圣贤书中道统的失败。
剧中女主角兰香初学曲时，唱过一支《耍孩儿》：“《春秋左传》从头论，先皇后代兴世事，几帝真明几帝昏……”这几句戏文像是整部剧的引子，几帝真明几帝昏，一个“真”字，问的是合法性，不是能力。朱棣能打，五征漠北，但他坐上那把椅子，不是因为他“真”，是因为他赢了，道统和法统在这里割裂了，他践踏了固有道统，却赢得了现实统治。
明朝是一个压抑的朝代，其开国皇帝朱元璋设计的制度已经非常专制，皇帝成为权力的核心。而朱棣与建文帝的权力之争，更是一次正统的彻底颠倒。皇家争位，群臣遭殃，站错队的，结局惨绝人寰，不忍卒读。这个世道可以说乾坤颠倒，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正直者被弃置不用，奸佞者反而身居高位。女主角所在沈家为了支持先帝的道统，成为牺牲者，而原本定亲的林家则及时退亲，明哲保身，至于支持上位者的赵家，则享受首辅等荣华傍身。
《兰香如故》第一集就有点震撼。沈家满门抄家，男丁抄斩，女眷入教坊司。将获罪官家眷大规模充入教坊司也是明朝特色，可谓制度性的羞辱。剧中台词名其特色：官办青楼。对比之下，某些古偶剧为了人设滤镜，不惜把教坊司改写得如同地方文工团，女眷不仅完璧无缺，还能学到本领全身而退，成为成功商人，简直堪比如今某些商学院的MBA。《兰香如故》不会做这样的梦。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宋朝和明朝的差异，但是显然那些古偶剧基本在做梦。
沈家世代书香，为了避免羞辱，女眷集体自杀，一个横梁挂着一水流的女眷，老老少少，不同款式绣花鞋，在空中晃晃悠悠。渗人，但是也不过暗黑历史的一角而已。一些明粉大概会破防，但是却真实展示了明朝的暗黑与残忍。
当然，作为古偶特色，女主幸运被救，忍辱偷生，后面故事自然有主角光环。但对比其他古偶中如儿戏一般的大团圆，《兰香如故》的女主人公兰香，作为建文遗孤，一辈子隐姓埋名，甚至在生前看不到家族昭雪。
不深究情节，比起其他古偶，它至少在拷问一个问题：忠良废弛的时代，如何做才是对？是如剧中沈家那样坚持理想而殉身，还是如林家那样明哲保身，抑或如赵家那样及时站队卖身求荣？
剧中，兰香包下空戏楼，唱了一段自编自导的《潼关恨》。那是借高仙芝的冤屈，剖自己的道，“这枷锁重如山，压得脊梁断！想当年踏碎葱岭冰，劈平热海浪，怎敌他，朱笔轻轻点！好个凌烟阁，原来画的是无常面。报国心，错奉了豺狼殿；男儿血，空染了佞臣宴。”
“报国心，错奉了豺狼殿。”说是唐朝建军高仙芝，他死在安史之乱初期，因为他正确判断与叛军正面对决胜算不大，全军退守潼关，凭险固守。这一务实的战略撤退，却被宦官边令诚构陷，最终被玄宗斩杀，堪称自毁长城标志性事件，此后潼关失守，玄宗仓皇出逃，马嵬驿兵变，长安繁华梦碎。
他错了吗，安禄山难道是对的？高仙芝是高句丽人，安禄山是粟特-突厥混血，两人都是藩将，皇权是他们傍身的根本。从头到尾，他们忠的到底不是国家，还是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人换了，甚至人心变了，忠就变成了罪。那么，这个忠心，是一开始就错了还是所托非人？
高仙芝的命运显然在映射建文旧臣的选择。典型如方孝孺，宁死不屈，比起常规的株连九族还加上一等，据说被屠了十族。这说法最早出现在明中期祝允明的《野记》里，距离靖难已经过去近百年。更早的官方史料《明太宗实录》只说“夷其族”，没有“十族”的记载。
“诛十族”的说法，细节未必准确，却生动地折射了朝代更迭时代的血腥与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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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与朱棣之争，换个角度，也是南北之争。
建文帝在南京，核心班底绝大多数是南方人，主要文官清流清一色来自江南（今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南部、福建一带），黄子澄是江西分宜人，齐泰是江苏溧水人，方孝孺是浙江宁海人，陈迪是是安徽宣城人，练子宁是江西新淦人，等等。
南方班底，往往也意味着对于南方的关注与宽容。建文帝上任时间不长，除了削藩，他还做了两件让江南人记住的事：第一是改变传统的苏松重税，诏令亩毋逾一斗，几乎改为原来的二十分之一；第二是允许苏松浙江西人入户部。
这两件事看起来不大，其实很重要，本身也是对于洪武体制的一次松动。所谓苏松，大致等于苏州与上海大部分，广义江南重赋圈还连带嘉兴、湖州（浙江）。苏州等地过去拥护张士诚，被朱元璋惩罚，赋税之重，冠绝天下，《明史•食货志》原文：“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
为了保证重税落实，明确不让这些地方人加入户部，也是避免官员因家族地方父老而手软，甚至波及到江西。《明史》记载明初禁令：“浙江、江西、苏松人毋得任户部”。
学者方志远教授专门考证过这条“祖制”。他指出，苏松人不得官户部，跟苏松重赋是一体两面的事：因为苏松赋重，所以不让苏松人碰户部；反过来，不让苏松人碰户部，正是为了保证这笔重赋能持续收下去。打个比方，就像让一个家里最会理财的人不准管账，不是不信任他的能力，是怕他管了账就会发现自己的税被多收了。
建文帝二年下诏，不仅减税，还明确“苏松人仍得官户部”，把两件事捆在一起，不仅是仁政那么简单，这是在动朱元璋整套权力结构的根基，是南方的儒家文臣对于洪武制度的反攻倒算。然而，等朱棣来了，建文帝年号被废除，旧臣被屠杀，他的政策自然全盘废除。
部分是为了重塑自身法统，朱棣全面恢复洪武旧制，苏松江浙人不得官户部的禁令，也几乎维持了二百年。这显然是一个双输的做法，这些区域基本是中国财富和文脉聚集，如果不让这里的人理财，天下兵谷钱粮能好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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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中早期，建文帝是正统不让提及的黑历史，但是人心自有一杆秤。
江南人从明中期就开始怀念建文帝，方孝孺的故事，恰恰在明中期以后越传越烈、越传越惨？因为江南士大夫在朱棣之后的一百多年里，一直在悄悄重建自己的历史记忆和道德评价体系。官方口径说朱棣是正统，民间和士林中却把方孝孺塑造成“忠”的极致象征，二者对比，本身就是一种隐性的反抗。
到了清朝，民间更是肆无忌惮，官方更是重新低调。清朝表彰正统和忠诚，这场正统争议终于有了定论。
先是康熙朝修《明史》，给建文帝单独立《恭闵帝本纪》，承认他是合法天子，不再像永乐朝那样直接抹除建文年号。赞语写得很明白：“惠帝天资仁厚。践阼之初，亲贤好学，召用方孝孺等。除军卫单丁，减苏松重赋，皆惠民之大者。”直接肯定了减税这件仁政。对朱棣呢？一方面承认他的功业，五征漠北、经营安南、迁都北京、修《永乐大典》，另一方面也不美化靖难起兵，尤其记录了杀戮忠臣的残酷。
可见，康熙时代刚刚定鼎中原，不方便全面否认前朝法统，还留了余地，类似说朱棣功大于过。到乾隆朝，评价彻底定型，连表面面子也不给了。乾隆亲自下谕，编《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正式给建文帝上谥号“恭闵惠皇帝”，纳入历代帝王庙祭祀。对朱棣的批评也比康熙直白尖锐，认为他以藩王起兵夺君主之位，在纲常上有重大污点；同时高度赞扬方孝孺、齐泰、黄子澄这批人，称他们虽遭灭族而百折不回，无愧名教。
这里有个非常关键的政治算计。清朝是异族入主中原，除了赢得法统，更需要道统，正统忠君伦理也被方便地借用。如果说方孝孺这种忠于旧主的人是奸人，一旦君主危难时，尤其当这个君主是外族的时候，臣子投降可能性是否更大？反过来，表彰方孝孺，就是告诉大清百官，不管君主是谁，忠于自己的君主，才是最高道德。
所以，乾隆不是怀念明朝，是拿建文忠臣当道德教具。至于大家关注的苏松重赋，到清朝到底怎么样了？一般的书写，总喜欢说为改朝换代，前朝的苛政弊政会被一扫而空，没那么简单，如果是好用的统治手段，没有那么轻易抛弃。清朝入关，基本全盘继承了明朝制度，也自然延续了明代苏松的高额赋税旧额，并没有自动取消。不仅不减，为了打击江南士绅，树立清廷权威，主政江南朱国治来自辽东，他先后在江南掀起了“哭庙案”“奏销案”，两件事可以说相辅相成：哭庙案是杀鸡儆猴，杀掉带头抗议催税的金圣叹这批人，奏销案是清查江南积欠，苏松一带一万多有功名的士绅被革去功名、追讨欠粮，甚至极端到不近人情，探花叶方霭，只欠一厘银，也被革功名，人称“探花不值一文钱”，目的就是强力催征，维持高额田赋。
真正的制度性减税要到雍正朝。雍正三年，怡亲王允祥奏请，苏松二府永久减免浮粮银四十五万两；乾隆二年再减二十万两。两次合计减了六十五万两白银，是清代苏松最重要的一次减税，永为定例。
甚至，“苏松江浙人不得任户部”的祖制，到清朝也变了。这也是政治天平的移动，毕竟无论苏松还是其他省，对于清朝都是一样的政治地位，是征服的汉地十八省。清朝户部不再是一刀切的全部门禁，而是改成分司回避：户部按省份设十四个清吏司，比如你是苏州人，可以去浙江司、福建司任职，唯独不能在管江苏钱粮的江南司做官。所以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常熟人，地道的苏松籍，后来做到户部尚书。如此安排，在明代是绝对不可能的，清代就可行。制度逻辑从“隔绝财赋地区人才”，变成了常规的职务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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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兰香死里逃生归来，与韩粱隔墙对唱，借戏文控诉构陷：“罗网重重困孤身，暗箭藏锋暗伤人。一朝险落污泥里，何日青天洗冤痕。”
这唱词放在靖难之后的江南士人身上也成立。他们没法公开喊冤，就用修史、写笔记、传方孝孺的故事，隔着一百年的墙，对唱。有些东西不是当场兑现的，它的回报周期比一个人的生命长得多。我以前总以为江南人多温婉，了解多了，发现江南人的性格和骨头，在吴侬软语之下，有疏离主流的一面，也有硬气的一面。
当然，建文帝如果继续当皇帝，历史会如何？明朝大概不会海禁，北方的战事大概也会早些到来，也许会提前100年进入崇祯时刻，或者，又是一个南宋。这个局面，大概明粉未必乐见其成，但是对于历史中芸芸众生而言，未必是最坏的结局。
大时代翻云覆雨，时刻在拷问一个问题：忠良废弛的时代，如何做才是对？如《兰香如故》中，沈家坚持理想而殉身，满门抄家，女眷入了教坊司；林家明哲保身，在夹缝中求存；赵家及时站队，卖身求荣，倒是长期权势滔天。
这三家人对应的就是靖难之后群臣的三种选择。朱棣入南京那天，建文满朝文武也做了同样的分流。有人逃，有人降，有人死，类似方孝孺的人也不少。开国功臣刘伯温次子刘璟见了朱棣，据载当面说了一句：“殿下就算是百年后，还是逃不过一个‘篡’字。”朱棣大怒，下狱，刘璟自尽。逃的人隐居，降的人加官，死的人被刻意羞辱甚至遗忘了一百多年，被民间慢慢挖出来，越挖越壮烈。
比起这些激烈的反抗，沉默的不合作，看起来是放弃抗争，但同样重要。经济学家赫希曼在《退出、呼吁与忠诚》里讲过一个道理：面对一个衰退的组织，人有三种回应，退出、呼吁、忠诚。退出就是走人，呼吁就是发声抗议，忠诚是留下来忍受，等待转机。过去大家总是觉得呼吁更积极，赫希曼强调退出也有意义，就是韦小宝所谓不和你玩了。但是在大一统的桎梏之中，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下，多数人不得不选择忠诚，即使忠诚在长期来看也有另一面的价值。而赫希曼说忠诚是沉默地忍受，相信事情终会好转。这话听着像窝囊，但在退出不可能、呼吁会送命的时代，沉默的坚持本身就是一种回应。你不是认同，你是在等。
在《兰香如故》中，昔日探花宗白先生的自我放逐沉沦市井，从官家闺秀到唱戏出彩的芙蓉秀，甚至兰香努力过好自己的日子，放在赫希曼的框架里，都是忠诚与退出之间的灰色地带。不是认输，是在无法退出、无可选择、无法正面对抗的时候，用消极的不作为守住自己的底线。你不走，你不喊，你也不降。你就待在那儿，过你的日子，唱你的戏。这也是一种选择。
即使看起来明哲保身的林家，也带有这样的味道。在历史无情倾覆时候，没有以唐吉坷德的姿态抗争，而是沉默甚至隐忍甚至归顺，等待时局解冻。主角林锦岐站队新帝，同时又冒着灭族风险放走已经失败的废太子，只因为他觉得其无罪。林家老太爷的选择更复杂，他放弃对于道统的坚持，转为捍卫家族利益，甚至不惜与沈家退婚割席，看似贪生怕死。他日后尝尝暗自忏悔，自言晚节不保，愧对圣贤教导说晚节不保，但是他说看到孙子孙女好好活着，自己也不后悔当年贪生怕死。为了活着，为了保全家族，牺牲的是自己的气节，看起来是狡猾懦弱，其实要更复杂，因为他负责是家族利益。
剧中有一幕，林老太爷让长孙林锦岐上京前，让他带上弟弟妹妹一起走。那不像是托付，更像是一种交代。他对长孙说，带上弟弟妹妹，是让他明白，他们值得活着。老太爷自己选择了留下承受屈辱，但他把小的推出去，推到能活下去的地方。这一推，就是牺牲自己成全家人。
唐代安史之乱中，张巡死守睢阳，城破殉国，后来被文天祥写进《正气歌》：“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成了忠臣的极致象征。但张巡守城时粮尽，甚至不得不杀妾犒军，这件事一直有争议。更值得注意的，不是张巡本人反应，而是唐朝上下的反应。如学者仇鹿鸣等人指出，并不是当时所有人都赞同张洵的做法，觉得在不可抵抗的时代还要继续抵抗，代价是否太巨大。一个潜在的原因在于，对于唐代士大夫，忠诚首先是对家族的，所谓“先家后国”，即家族存续的优先级高于王朝忠诚。保全家族而受辱甚至投降，在当时得到不少同情，不算天大的罪过。
从唐到宋，华夏变为平民世界，世家大族消散，科举新人占据昔日士族的生态位。他们根基薄弱，很自然忠诚对象不再是家族，而是给于功名官爵的朝廷。也正是从宋代之后，“忠”从家族转向国家朝廷，“失节”都会被放在放大镜下审视。具体而言，林家老太爷退婚悔过保全家族，放在唐代不算什么大错，放在宋代以后就要承受道德审判。忠的标准之变化，这件事本身就是中国社会标准变迁的映射。
在《兰香如故》中，不少弹幕感叹封建主义的残酷，其实更是权力逻辑下的残酷，也在拷问不同时代的抉择。你愿意为理想付出多少代价？更难的是，当这个代价连带着家人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付？方孝孺愿意，据悉十族八百七十三人。沈家也愿意，满门抄家，绣花鞋挂了一横梁。林老太爷不愿意，他选择了活着，选择了让家人活着。这个选择在方孝孺面前显得矮，但把弟弟妹妹推出门去的那只手，未必比引颈就戮的那一刀轻。
类似的变故，其实对于现代人也不遥远。今天不可抗力并不罕见，同样有不少人家道中落，或者一夕返贫。裁员潮里站队的人努力活下来，坚持原则的人可能被边缘化，向上走的和被时代抛弃的人也在分流，跟靖难之后“降的人加官、死的人被遗忘”，隔了上百年，隐蔽地分享同一种分流逻辑。
很难说中国人没有底线，但底线如果一次次被颠倒，那么坚持底线就显得如宋襄公与方孝孺一样下场，后人不仅缺乏理解，甚至冠之以愚蠢。历史的吊诡，即使古偶片也无法回避。时代一次次翻云覆雨，雷霆雨露之下，到底什么才是正义，什么才是对的。
到最后，真的只能就是活着，如剧中台词所言，野草一样活着。野草不是认输，是等。方孝孺等了一百年，等来了江南士林的记忆重建。建文帝等了近三百年，等来了乾隆的谥号和帝王庙的香火。苏松的重赋等了将近四百年，等来了雍正的减税令。建文帝想改的事，朱棣不让改，清朝全盘继承，一直拖到雍正才动。
有些正义的回报周期，比一个人的生命长得多，毕竟邪恶很准时，而正义总是迟到。在这个漫长周期中，多数人只能等待，只能活着，无论激昂还是卑微，这就是最为中国的存在主义。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徐瑾亦为公众号“重要的是经济”主理人，读者微信xujin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