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夏之日，8月11日，从匈牙利又传来一个重要消息：73岁的法学家鲍卡•安德拉什（András Baka）当选总统并宣示就职。至此，全球关注的由4月12日大选引发的极具威权主义特征的欧尔班政权的垮台，以及随后数月来匈牙利的政治变革基本告一段落。
7月13日，法国“世界报”住东欧的特派记者Jean-Baptiste Chastand在结束十年任期，告别匈牙利之际，在该报上刊载了一封充满情感的给匈牙利人的公开告别信：“谢谢，亲爱的匈牙利，感谢你证明了万事皆有可能，即便是在那些看似禁锢遍地的国家里”。在信中，他提及多年来是怎样在欧尔班治下日渐专断腐败的匈牙利受到各种掣肘与敌视，艰难地进行采访工作的，以及今天他又如何为匈牙利近几个月的变化而感到欢欣鼓舞：信中引用了7月1日欧盟委员会发布的一个年度各国信心指数报告，仅仅大选三个月后，近千万的匈牙利人忽然成为欧盟所有国家中对未来最具信心的人民：约73%的匈牙利受访者表示对本国未来感到“乐观”，较2025年底几个月前的上一次调查提高了16个百分点；另有57%的受访者表示“怀有希望”，这一比例在整个欧盟中位居榜首。……在这个近现代以来充满曲折变化、地处中欧的前东欧阵营的国度，希望之风再度吹起。
对包括笔者在内年纪稍长的当代中国人来讲，匈牙利这个远在欧洲的国度，一直就让人既感到熟悉又觉得陌生，且不讲近代以来与匈牙利民族独立相关的裴多菲那著名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中国人耳熟能详，就讲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发生的事件，所谓“裴多菲俱乐部”“匈牙利事件”等，虽然绝大多数中国人甚至包括政治人物对真相也多不得要领，却是构成一些政治决定如反右出台的背景，在一个很长时期成为中国政治斗争甚至是大众运动中的某种政治参照，被拿来投射政治想象，作为给对手施以政治污名的借口，成为中国当代史的一部分。而或许是因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因历史形成的某些文化特性，身份认同上的东西双重性，在笔者看来，匈牙利往往成为某种国际政治风向变化的测度仪，春江水暖鸭先知，这个国家发生的一些事情，不仅关乎该国人民的命运，也传递着某些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信息。
不过就笔者有限的阅读来看，对匈牙利此次四月政治变革的评论，多局限在一个相对短时段的政治与经济、外交分析，集中在欧尔班政治的民粹色彩，极右翼倾向的专断政策，民族主义特征，其反欧洲及控制媒体、打压政治对手的举措，以及令人震惊的大规模腐败，外交上与莫斯科、华盛顿、北京的关系等方面——这是一个饶有深意的值得探讨的世界政治现象：欧尔班•维克托政权或许是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同时受这三者青睐且保有非常密切关系的政权。但这些分析似乎缺乏更多的历史、文化、以及社会心理面向，以及对未来世界政治可能的影响的相关分析。这里，笔者不揣简陋，再做些补充，或可有助于读者对此事件以及这个世界的当下及未来的思考。
迁徙族群的历史
在许多人眼里，匈牙利是欧洲国家，现因加入欧盟，更是如此。但我们也要了解的是，这个地处东西交汇之处的欧洲国家又是一个很特殊的带有很重的“东方”“亚洲”色彩的国度，甚至其自我认同上从来就带有一种很深的“东西双重认同”特性。不仅是中国人，即便是许多欧洲人，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对这个国家的理解都很有限。公元前数世纪，伊利里亚人、阿加提尔西人，色雷斯人/斯基泰人和凯尔特人等生活在潘诺尼亚地区（今日匈牙利西部、奥地利东部、克罗地亚北部、塞尔维亚北部等区域）、多瑙河平原、蒂萨河流域，但直到公元1世纪这一地区的一部分成为罗马帝国的一行省后，我们才稍多了些有关这个地区后来几个世纪的历史的文献资料，但对匈牙利的了解还是未甚详尽。只是可以确定的是，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解、衰落，该地区不断上演着各种族群的迁徙、侵入、更迭的历史剧目，且愈演愈烈。
先有东哥特人（Ostrogoths）的入侵，而后又因来自东部的格皮德人（Gepids）、匈人（Huns）和阿瓦尔人（Avars）的推进，东哥特人于409年不得不撤离该地区后，6世纪，斯拉夫人迁入，到9世纪，才有被佩切涅格人（Pechenegs）从黑海以北、东欧大草原那个所谓Etelköz地区驱赶出的马扎尔人（Magyars）各部落的西迁，他们在阿尔帕德（Árpád）的率领下，翻越喀尔巴阡山脉，最终定居于匈牙利大平原，成为现代匈牙利人的祖先。那是整个欧亚大陆族群迁徙多米诺骨牌推挤效应产生的一部分后果。该地区族群不断迁徙更迭，祖先丢失故土被逐在此定居的历史，在多大程度上依旧是深埋在匈牙利人心中的一个集体记忆，使得匈牙利人即便是今日对移民进入也抱有某种天然的警觉与敏感，这或许是一个值得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去探讨的集体心理课题。
在许多人那里长期都有一个关于匈牙利人身份的混淆认知，就是匈牙利人（Hungarian）与匈人（Huns）有血缘关系。一些中国人因匈牙利名称中这个“匈”与匈人中的“匈”，西方一些人因两者西文名字前都有的那个前缀H及几个相同字母，便认定两者具有血缘承继关联，但现代历史、考古、基因及语言研究已经澄清：匈牙利人基本上是属于地道的中欧白种人，与斯拉夫人，日耳曼人区隔并不大；其语言属于一种非印欧语系的比较特殊的乌拉尔语系；匈牙利人与匈人基本上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可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流传甚广的有关匈牙利人，匈人乃至与后来蒙古人的血缘关系等说法，又不全然没有历史的成因，只是那却是因另外的政治与文化逻辑所致，是与各种认知误解，与权力合法性相关的神话塑造，面对外界的压力所进行的自我认同构建等因素造成的。
累积形成的双重认同
直到今日，在匈牙利人的身份认同上，那种双重性仍非常明显：匈牙利人依旧自称为马扎尔人；自己的国家为马扎尔人之国。而外界却称其为匈牙利人，其国为匈牙利。世界上好些国家都有这种自我与外界称呼上的差异，但匈牙利人在这个问题上尤显突兀。匈牙利一词最早是源自突厥语系词汇Onogur（意为“十个箭矢”或“十个部落联盟”），与当初定居该地区的族群组成有关，后斯拉夫人由此以斯拉夫语冠称其为Ugry，及至后来中世纪拉丁学者翻译这个Ungaria语时，误入一个H，将其与五世纪时威胁欧洲、引发欧洲重大变动、曾建立一个短暂的庞大帝国的阿提拉（Attila）所率的匈人（Huns）相混淆，这成为今日对匈牙利的称谓以及相关的混淆认知的最早来源。
可另一方面，种种绵延不断的关于匈人与匈牙利人承续关系的说法，其实也是匈牙利人自中世纪开始的那种“善假于物”，借冕播誉，借势赋能做法的结果：12、13世纪时，为壮王室声势，树立正统性与威武之名，王室的写手们便称其为阿提拉的后裔，以收复阿提拉所属旧土为名统治该地，这当然也有借阿拉提的传奇之威阻吓周边他人之意。匈人历史上的确进驻后来匈牙利人居住的喀尔巴阡盆地，阿提拉在那里设置过帝国权力中心，但待马扎尔人到达该地建国，阿提拉帝国已崩溃四个世纪了，前后相距甚久。
有意思的是，同在欧洲，一个历史人物被各自表述到如此程度，也是不多见：阿提拉这位西欧人眼中常与“异族入侵”“恐惧”“烧杀掠抢”相连的恶人，上帝用来对基督徒施罚的“上帝之鞭”（Scourge of God），到了匈牙利，却因对他这一褒扬传统，迄今仍然是匈牙利人眼中英雄的象征，勇武气质的代表，许多男性依旧以Attila为名。即便自11世纪以来，匈牙利已经成为一位基督教国家，为强化教皇应对阿提拉入侵时所展现的智慧与勇气，营造其权威，强化基督教信仰而对阿提拉所做的各种丑化，似乎都没有影响到匈牙利人这种对阿拉提赞美的延续。2012年，匈牙利这不到千万人的国家还举行过有数万自认为是匈人后裔代表参加的大规模纪念活动。
不过，顺便说一句，自阿尔帕德帅众于895年进入潘诺尼亚地区建立匈牙利大公国后，马扎尔人曾长期向西欧地区进行掠扰，这让欧洲人联想到几世纪前的阿拉提也并不奇怪。事实上，直到955年的第二次莱希菲尔德之战，马扎尔人被东法兰克人打败，这种侵扰才停止，马扎尔人也就此逐渐定居。在第一个千禧年结束之际，因各种文化及地缘政治的考量，阿尔帕德的后人逐渐转向信奉基督教，到圣斯蒂芬一世（Saint Stephen I）时成立匈牙利王国，设制度，造钱币，获教皇加冕，天主教成为国教，他因此成为千年来匈牙利历史上被崇拜的立国者，多年后又因在推广基督教上的角色被教会封圣。匈牙利历史从此真正成为欧洲历史的一部分。
或许我们这里不必再去重复自那时起后来数百年匈牙利历史的分分合合、强盛与衰弱、与继承权及利益相关的宫廷内斗、各地区与族群与中央政权的纷争、内战、抵抗蒙古人的入侵等各种故事，只需了解与我们这里讨论的主题相关的是，即便是今日，中世纪时代对当代匈牙利的生活，认同依旧非常深的影响，正如法国中欧中世纪史、匈牙利史专家Marie-Madeleine de Cevins几年前在接受法国电台一个有关匈牙利历史节目的采访中强调的，“各种中世纪时代的象征符号迄今随处可见，影响深广”。
而自14世纪末起奥斯曼帝国对匈牙利延续数个世纪的侵扰、统治，又让匈牙利具有了另一种地缘政治与文化上的身份：基督教的匈牙利成为抵御奥斯曼帝国扩张的前线“欧洲之盾”。几位15世纪被视为民族英雄的匈牙利领导人在延迟奥斯曼的扩张上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如1456年在贝尔格莱德之围中大败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匈雅提•亚诺什（János Hunyadi），他的儿子建立了“黑军”精锐部队的马加什（Matthias Corvinus），不仅维持了中欧当时的相对稳定，也因其文功武略，如建立欧洲当时最大的图书馆等，让匈牙利进入一个辉煌的高峰时代。可势终难拒，最后还是未能阻挡奥斯曼帝国对匈牙利的占领、统治，1526年摩哈赤（Mohács）决战，匈牙利年轻的国王拉约什二世（Louis II）战死，匈牙利主力全军覆没，独立的中世纪匈牙利王国终结，虽然王国的名号、历史最终要等到1946年苏军的占领，共和国的成立才画上句号。
1541奥斯曼帝国占领首部布达后，匈牙利被一分为三，纳入哈布斯堡王朝的部分，东部的特兰西瓦尼亚公国以及被奥斯曼帝国统治长达一个半世纪的中部，从此文化发展上又被打上一层伊斯兰文化的烙印，乃至今天我们依旧可以在匈牙利的日常生活、建筑、语言、文化等各方面见到其痕迹。17世纪末，哈布斯堡王朝将奥斯曼的势力逐出，匈牙利全部归属哈布斯堡王朝。但匈牙利人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在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现代民族意识的刺激下，在那席卷欧洲的1848年革命中达到高潮，迄今仍被匈牙利人高举的国旗，就是当时受法国共和精神及法国国旗形式的启发，兼采传统色彩而设计的。尽管后来因1867年的折中方案，匈牙利成为奥匈双元帝国框架内的一部分，但享有整体的高度自治，所属领土广大，迎来匈牙利一个重要的文化、经济、社会发展期，布达佩斯成为欧洲一个重要的文化之都。但同时，面对奥匈帝国时期的日耳曼化压力，匈牙利知识界又兴起了探寻亚洲亲缘关系的“图兰主义”（Turanism），认为匈牙利人与突厥语族、蒙古人、芬兰人等有着深层联系。
这一切，随着一战炮火、奥匈帝国的解体而发生巨变。如果说1919年巴黎和会以及相关的“五四运动”对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影响至深且巨的话，那么1920年6月4日于凡尔赛宫特里亚农大厅签署的针对战败国匈牙利的惩罚性条约《特里亚农条约》（Treaty of Trianon），对匈牙利的影响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决定性地影响了迄今为止一个世纪的匈牙利的历史进程以及匈牙利人的心理和政治取向：战前32万平方公里的匈牙利王国被瓜分，只剩9万平方公里，损失近72%，丧失绝大部分的自然资源所有权；2000万的人口只剩760万，其中除原属其他族裔的人口被划分给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洛伐克（原上匈牙利）、南斯拉夫和奥地利之外，原本1000万的匈牙利族人口也剩下670万，有330万人被与其他族群一起被分配到四邻，成为那些国家中的少数族群，迄今依旧是纠缠不清困扰匈牙利与这几个国家关系的重大问题。该条约造成被称之为集体心理上的“特里亚农创伤”（Trianon trauma），为二战时匈牙利在复仇心理刺激下，在没有国王但以米克洛什•霍尔蒂（Miklós Horthy）为摄政的王国政权主持下追随德意纳粹与法西斯，最终卷入战争付出惨重的代价准备了条件。
战后匈牙利的历史，人们相对熟悉，限于篇幅，就不再过多赘言。但这里想提及的是，如果我们拉开历史的视野，就会发现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匈牙利人长达几十年对强加到他们身上的苏联帝国及其专制的反抗，不仅有现实的原因，也有着更深层的历史与身份认同上的基础。因地理、历史、族群、文化、宗教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匈牙利的身份认同一直就混杂着诸多因素，借用顾颉刚先生那“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法来讲，是一种历史层累造成的，具有多重性甚至是有些矛盾性质，充满内在紧张的认同，不仅具有“东方-西方”双重自我认知的重叠，即便是对“西方”基督教信仰，在第一个千禧年选择信奉基督教时，是取罗马信仰还是拜占庭信仰，内部也有过一些纠结和争论。匈牙利王国长期面对来自外部的压力，被各强大的帝国统治，使得匈牙利人对民族的独立和自身的身份有更加强烈的敏感。从这个角度讲，匈牙利1956年与波兰率先在苏联统治的东欧阵营中举起改革与反抗的旗帜，甚至比后者走的更远，爆发革命，要终结一党专政，退出华沙组织，就绝不是偶然的了。
事实上，二战中从属纳粹、法西斯轴心国阵营，宣传反共也反西方的意识形态的背后，都有一个更底层的民族主义给这种政治选择提供土壤；而在战后40多年对抗苏联的统治、追求民主自由的过程中，民族主义同样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动能。这不仅是理解匈牙利，也是理解其他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变革及对外关系的一把关键钥匙。这其中，自然也暗含着民主自由事业在匈牙利兴衰曲折的潜因，是理解出现欧尔班•维克多右翼威权政权现象的一个最重要的切入点。
匈牙利的转型与欧尔班的威权政治
如果要分析后共产主义国家转型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演变的话，匈牙利与欧尔班•维克多本人都提供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分析个案。这里不去做细节描述，只就大概来略作回顾。
作为一个26岁的青年人，欧尔班在1989年6月16日有25万民众参加的在布达佩斯英雄广场为1956年被处决的纳吉等人重新举行安葬仪式的活动上发表演讲，要求自由选举，结束一党专政，苏军从匈牙利撤出而一鸣惊人，作为反共的自由派组织“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菲青盟，Fidesz）的青年领袖，他从此家喻户晓。十年后，因他所领导的这个政党与其他政党的联盟在选举中获得多数，他在35岁时第一次出任总理。任职期间他尽管领导匈牙利加入北约，但一些民族主义的言行、政策，包括与欧洲其他极右翼领导人的互动，也已引发欧洲其他国家包括当时的美国的一些不满，但整体尚未脱离右翼框架。后来在失去政权做了八年反对派后，2010年利用民众对执政的社会党的腐败案不满，他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再次执政，
从此欧尔班逐渐从右翼立场大幅向极右立场摆动，其政策日渐具有民粹与民族主义色彩。利用掌握达到可修宪的三分之二的议席，2011年他主持修改了国家基本法（宪法），将其从一种以自由民主价值为基调的世俗性宪法，修改成一个转向强调历史连续性、民族共同体和基督教文明的宪法，将圣斯蒂芬、象征王权的圣冠和基督教明确写入国家宪法序言，向一些观察家称之为一种“历史保守主义（historical conservatism）和基督教民族主义（Christian nationalism）”的国家叙事转变。他弱化宪法法院，并通过迫使一些法官退休的技术手段，削弱整个司法系统的权力；修改选举制度，重新划分选区，重定议员名额，大规模控制媒体，试图实现“永续执政”，赋予被美国政治评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本来是在批判意义上所说的有选举而没自由与法治的“非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一种正面意义，公开宣称要将其作为国家政治建构的目标。
在社会政策上，他通过被匈牙利人批评为“奴隶法”的劳动法，将加工几百个小时、拖欠员工数年工资的行为合法化。当年以要求苏联撤军出名，亲西方的欧尔班，外交上上大幅转向亲俄、亲中，实施所谓“向东开放”政策，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欧洲国家，大批利用中国资金，在欧盟内部阻止了欧盟外长会议针对香港问题发表的声明，在许多相关议题上系统地抗拒、敌视欧盟政策。这在俄乌战争后尤显突出，他多方掣肘，阻挠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只是在要换取欧盟给予的各种资助、好处的情况下才很不情愿地跟随投票，且私下里与普京政权暗通款曲，出卖欧洲利益，如最近几个月西方媒体陆续曝露出的，欧尔班政府的外交部长西雅尔多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竟然多年保持正常的外交交往之外的私密接触，常常几乎是第一时间向后者通报欧盟内部一些相关讨论的内部信息，甚至涉嫌向俄罗斯递送欧盟秘密文件，接受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意见指导……我们很难相信，如果没有欧尔班非同寻常的亲俄立场，他政府的外交部长会长期如此行事。2021年有研究指出，欧尔班的外交政策的三个特点为“将外交机构政治化，与传统盟友的对抗，以及寻求更灵活的伙伴关系”（多指与上述国家）。今夏，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高温、干旱，多瑙河水位处于历史性低位且水温升高，导致生产匈牙利40%到50%所需用电的帕克什核电站大规模减少发电能力，甚至一度完全停机。这场环境与能源的危机，又让人们再次记起欧尔班这些年在国内及国际上所持的气候变化怀疑论以及裁撤环境部的举措……。
欧尔班本人的变化也发人深思。当年作为一个学习法律、写过关于波兰团结工会和公民社会的硕士论文、拿索罗斯基金会资助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学习自由主义哲学的学生，到后来对索罗斯公开谴责，包括利用权力对其资助的中欧大学进行打压、驱赶；出身新教家庭的他，为政治需要要利用匈牙利教会传统而转向与天主教保守一翼密切接触；以往的反对一党专政的勇士，到后来借用各种手段打压反对党，控制一切重要的媒体，乃至一个最主要的反对党的竞选人竟得不到一次上国家媒体陈述自己政见的机会，只能靠社交媒体艰难地打选战；一个批评权力滥用的前异议者演变到纵容腐败到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欧尔班的一个发小，管道工出身的梅萨罗斯竟然在他的庇护下，成为他敛财的白手套，在欧尔班再次执政后短短数年便获取大量的政府合同，插足建筑、基础设施、银行与金融等数十个领域，财富飙升，成为有数十亿美金身价的匈牙利首富。这显然不是梅萨罗斯的商业才华所能解释的，这位老兄自己也承认他不比别人在经商上更有能力，他那句自谦“我就是比别人稍微聪明一点点”今天已经成为匈牙利人的一句笑话。
在这个“政治-国家-资本”结合的权贵依附利益输送交换的网络中，不仅有梅萨罗斯一人，还有十数位包括欧尔班的女婿伊什特万•蒂博尔茨、拉斯洛•西伊等大鳄形成的一个紧密围绕欧尔班权力的圈子，以通过各种形式包括表面上合法的方式进行利益输送，换取大量巨额财富。为满足展示自己权威的虚荣以及享受的需要，欧尔班将总理办公室迁至布达佩斯城堡山上的历史遗迹卡尔梅丽塔修道院，花费32亿美元天价进行翻修（最近看到消息新任总理放弃此处作为总理办公地点，已经下令开放民众参观。这让笔者联想起上世纪90年代东欧转型后一些国家有过的经历，如罗马尼亚开放人们参观齐奥赛斯库的豪华无比的生活宫殿“春宫”，以及极尽奢华的办公场所“人民宫”。）随着欧尔班政权的倒台，下一步对他的调查、清算，还会有怎样的让人震惊的，让那些国际上不遗余力地支持他、赞扬他的人感到尴尬羞惭的事件被披露出来，尚不可知。……仅十几年，匈牙利这个当初共产阵营里为追求自由民主而奋斗牺牲的先锋国度，蜕变成我们这个时代“权贵-裙带资本主义”的一个新样板，一个自由民主倒退与威权重建腐败相伴的典型。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感慨唏嘘！
自上世纪90年代前共产国家开始转型后，相当一些国家出现了一种意识形态与政治上的大幅右摆，甚至是向极右滑动的现象。显然这首先是因为这些国家、地区历史上自由主义、共和传统的薄弱；其次，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幻觉破灭后，面对各种转型的阵痛，旧的制度累积的灾难性的后果、艰难的生活状况、国家政治的动荡、被压制的民族矛盾的浮出造成的冲突，又恰逢新一波全球化带来的各种冲击，人们于是转过头去紧紧抱住传统的、血缘、宗教的民族、族群共同体，将其视为遮风避雨、给予生命与安全的意义所在。未来不是天堂了，过往传统时代就代表了最美好的一切。人们寄望强人来解决问题，获取保护；因旧体制的权力势能形成的权力崇拜换了形式，以对权力加金钱的双重膜拜继续延续。公民社会力量阙如或薄弱，无法抵抗权力的挤压。人人平等友爱的价值因被过度拔高而被许多人视为虚伪，结果一种弱肉强食哲学，成为一些人眼中的金科玉律。以各种名目出现的威权性的文化、宗教、社会、性别、族群等级观被许多人津津乐道，奉为圭臬。长久的宣传与灌输形塑的绝对一元、简单化的思维习惯，依旧在惯性地左右许多人的思考，坚拒多元视角的合理性；从崇共到反共，表现形式大相径庭，内里的精神结构却可能毫无二致；从不宽容宗教变成宗教性不宽容；宽容成了软弱与虚伪的代名词；教条崇拜与敌对思维依旧，只是现今这教条有了另外的名目和术语，该消灭的敌人换了面孔及称呼。从一种要消灭阶级的不纯，营造同质性阶级纯洁社会的思路，转而主张去铲除民族、族群、文化、宗教中的异质，构造民族、血缘上、文化与宗教上的一种纯粹社会，成了一种最简单的思想转换直通车。在这些国家转型过程中，一些曾经的反体制精英的在野精英，最终因对权力及财富的渴望，对某些意识形态的执念，从气质、认知到行为最终同化，类似于前体制精英；民族主义曾与人们对民主、自由与权利的诉求相伴而行，而一旦转型开始，两者又往往渐行渐远，终致分离，前者在后者的主张中是可以理解、讨论的内容，而后者在前者眼中已被视为必要清除的对象。总之，这种向极右翼大幅摆动的现象是有各种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原因的，那种旧体制造就的集体性的社会学上称为“习成”（habitus）的因素，肯定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欧尔班政权的出现，也当从这个背景去理解，既是转型国家、全球化时代出现的一般现象，也有深植于匈牙利的历史与文化，认同上的紧张、双重性等方面的根源。尽管有些人试图挖掘前现代时代匈牙利政治上的某些共和主义因素如地方与族群自治等，近代以来匈牙利也有过短暂的几个共和国尝试，但这方面从制度到观念的基础上的薄弱都是显见的；匈牙利的民主共和传统一直与民族主义相交织、冲突、互补；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现代国家构建方案也是此消彼长，相互博弈，纠缠不断。欧尔班事实上是这前一种方案的当代代表，它上承米克洛什•霍尔蒂的传承，只是与其抗拒的布尔什维克不同的是，以捍卫主权为名，欧尔班现在对抗的是所谓布鲁塞尔代表的自由全球主义。
至于那些历史遗留的民族问题，如因《特里亚农条约》而分散在附近各国的几百万匈牙利人的处理，以及经济转型及发展面临的区域及社会不平衡带来的种种挑战，都很容易造成与某种与民粹主义相伴的民族主义的复生。只是这次匈牙利曾被迫纳入东方阵营，对抗东方的苏联——俄国人的统治后，因来自东方的压迫消退，对抗过程中起到过重要作用的民族主义的指向便转向另一方——西欧。这尤其是因为在加入欧盟后，身份的调适过程并不那么简单，经济的相对落后要仰仗欧盟的支持才能发展，许多制度要修改以与欧盟整体的规范及原则匹配，因历史也因现实对西欧形成的爱恨并存的双重矛盾心态（ambivalence），在一些事件的刺激下就会膨胀，布鲁塞尔就被操控成某些匈牙利人发泄不满、宣示自我身份、抗拒所谓的新“帝国压迫”的对象。而在一些如移民问题上，布鲁塞尔的某些过于浪漫、不切实际的官僚做法，又给欧尔班得以以民族利益与文化传统的捍卫者为旗号加以利用，强化权力，使得民众很容易去忽略、容忍国家政治生活中其他方面的蜕化。2016年欧尔班为抗拒当时欧盟为解决移民危机所采取的政策所组织的公投就是一很好的例证：尽管因投票率不足50%是否有效引发争议，但毕竟投票者中98%的人反对欧盟移民政策，给了欧尔班极大的政治资源。此外，欧尔班通过修宪，给予身居他国的匈牙利族裔人以投票权，巩固国外票仓；同时，在国内定向收买一些社会群体、核心选民，承诺各种福利，并向臣服自己、服务于自己的精英圈进行利益输送赢得支持。总之，欧尔班连续多次当选，这些民粹的做法，匈牙利主权受到布鲁塞尔的干涉的“受害者论述”，反国际自由派精英的民族主义宣传，都是其屡试不爽的最重要的法宝。
这种背景下，双重民族认同上的东方部分浮起，一些人对俄罗斯、甚至是更遥远的大国投射某种新的想象，就成为很自然的现象。那是“向东开放”政策的社会与文化基础。只有当来自东方的威胁再次临近，如俄乌战争诱发的人们对俄罗斯可能造成的安全威胁再次感到担忧，对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可能伤及匈牙利经济产生忧虑，这些感受开始蔓延，且在自由权利受损、经济不佳因素的叠加作用下，才会重新刺激匈牙利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历史记忆，民族的未来与个人的权益再次交汇，抛弃欧尔班主义的时机才会成熟。1956年事件与1989年巨变中，人们包括欧尔班自己也曾高呼过的那个著名的口号“俄国人出去”，此次再次在匈牙利大选中到处回荡，就是一个例证。此次大选中，也出现过有人当面高呼此口号，让欧尔班极其被动尴尬的场面。当然，反对派的新集结，也是能达成这种变化的必需的政治条件。
四月变革的内生性、欧盟与现代性
纵观匈牙利近代共和史，从1848-1849年科苏特•拉约什（Lajos Kossuth）领导的第一波共和主义，到一战后脱离哈布斯堡王朝后短暂的共和尝试，甚至1919年那个更短命的苏维埃式“共和国”，其背景都与反抗、脱离哈布斯堡王朝与争取民族独立有关。二战后1946年的共和政权，则是在挣脱纳粹掌控后的新尝试，但旋即被苏联帝国打碎。1989年后建立的自由共和体制，是在摆脱苏联帝国的统治背景下自由民主的再出发。但与上述经历不同，在笔者看来，此次欧尔班政权垮台的最大意义在于，这更多的是基于内生逻辑，是社会出于对欧尔班的威权与腐败而产生的政治反弹，抗拒外界主要是俄国人的影响是次要的，更谈不上向外争取独立的问题。相反，来自欧盟的压力帮助了民主自由人权的事业在匈牙利的存续。虽然即便是在欧尔班治下，匈牙利也并不一概反欧，而是工具性地利用欧盟框架在一些区域合作、其他国家入盟、匈牙利自身发展等问题上长袖善舞，谋求自己的利益，但在相当一些重大议题上，欧尔班的匈牙利与欧盟在价值观上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矛盾成为双方关系的基调，近些年且日渐尖锐，愈发严重。
早在2018年，已有德国的智库研究报告认为匈牙利已接近于独裁的门槛。如果没有欧盟相关的制度框架及资源造就的对欧尔班政权的约束，相信连续四任担任总理16年（如包括第一任四年任期则是20年的）欧尔班会早已跨过这道门槛，匈牙利的民主与自由体制包括选举本身有很大概率今日已经消失，俄国化了，或许要等到多年后历史大潮再起时才会回转。2022年，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认定匈牙利不再是一个完全民主国家，而是一个“选举式威权主义的混合政体”，并且严重违反欧盟民主规范，2024年再次通过类似决议，要求欧盟领导人限制匈牙利在欧盟的权利，谴责匈牙利破坏欧盟坚持的基本价值。欧盟暂停向匈牙利拨付预定的资金。这些压力虽没能在短期内直接改变欧尔班的政权，但改变了欧尔班政权的生存环境，为其最终垮台准备了条件。毕竟，布鲁塞尔对匈牙利人意味着更多的财富与自由，安全与尊严。匈牙利无法脱离欧盟的支持赢得经济的发展，兑现承诺的福利，哪怕欧尔班集团贪腐的钱财，也多半与瓜分来自欧盟的款项有关。此次欧尔班政权的垮台，显然是与经济上的停滞、糟糕状况有直接关系的。
早些年前，笔者曾说过这样一个对世界走向的观察：在经历一个几十年相对理想主义，自由导向的浪漫突进时代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针对这前一个时代的调整期，一个大反动（reactionary）时期。欧尔班政权的出现也是这个世界潮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因后共产转型这个背景的嫁接得以强化，成为这潮流中的前行者。因其反移民，高举基督教传统及民族主义的诉求，政治上去自由化的权威主义尝试，近些年欧尔班在国际上成为一些人眼里的保守主义英雄，布达佩斯成为民族主义，极端右翼势力的灯塔、堡垒，新“欧洲之盾”，欧洲的极右翼势力多以欧尔班为宣传效仿的榜样。欧尔班也利用其主政的资源，为其尽可能提供各种政治、宣传甚至经济上的支持。而第二次入主白宫的特朗普，不仅公开高调赞誉欧尔班，且直接介入匈牙利选举，以巨额经济合同为诱饵为其助力，副总统万斯、国务卿鲁比奥甚至搁置其他要务，亲赴匈牙利为欧尔班助选，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意识形态上的亲缘性所致。但也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立场的遮蔽作用，让情报能力本很强大的美国政府，在匈牙利事态上竟发生如此的误判，面对一个即将溃败的欧尔班政权，甚至到了选举前夜还那样大张旗鼓地强力支持，显然是对匈牙利的民情走向缺乏真实了解，从外交上讲也是相当不智的，伤及美国至少是特朗普政府在匈牙利人眼中的形象。
对那些以为人民服务、共产主义的左翼高调做幌子，假公济私、贪赃枉法、压榨人民之辈需要警惕，要加以揭露；同样，拿基督做幌子、用传统当门面、假民族为借口、以权谋利、打压异己、破坏民主法治的家伙，也同样需要人们小心，要将其戳穿。托克维尔的一个洞见是：民主与自由是脆弱的，需要时常的警觉。匈牙利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例证。为每一个公民自身的权益，也为国家的健康发展，一个和平的世界，对权力的警惕，批评与监督，对法治的维护，应该是一个永久、持续的事业。由于全球化、科技发展、经济失衡、移民等问题带来的冲击，人们将安全、秩序、民族认同、主权、权威等价值再度置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从传统、宗教中寻找人生意义，这构成笔者前面所说的全球右翼化趋势的背景，这其中显然有其合理、有益、符合逻辑的部分，但也需要指出的是，也要同时警惕侵蚀人的自由与尊严的威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携手回归。民粹主义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的，都有揭示问题的功效，但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且历史证明往往最终只会恶化问题。对现代性的检讨是有必要的，左翼的一些做法与提法是需要加以批评与检讨的，一些极左的乌托邦、极端思潮及做法更是要批判抵制的；但反过来一头扎向极右翼的思潮，赞美另一些极端的做法，动摇对现代性的自由、人权、民主、理性的坚持，结果同样会让人们、让这个世界付出惨痛的代价。
就以欧尔班的一个看家议题移民问题来讲，那并不是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就可以轻易解决的，那种“既要又要”的完美的理想结果现实中是不存在的。移民绝对需要控制，但经济运转对劳动力与人才的需要也不得不纳入考量；前一段时间，以反移民起家的意大利梅罗尼右翼政府与西班牙的左翼政府几乎是同时各自通过大赦合法化五、六十万移民，这显然说明是有另外一种刚性逻辑在起作用，不是那种用左或右简单化的意识形态的说辞能解释的。所有发达国家在这方面都尚未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仍需摸索，匈牙利也不会例外。即便是在欧尔班治下，来自东欧国家或亚洲的劳力也依旧在持续增加。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议题上，匈牙利的新任总理马扎尔•彼得（Magyar Péter，与马扎尔人Magyars族同名）并不是什么左派，他原属欧尔班党，是因无法忍受欧尔班的专断与腐败而破门而出，加入改造蒂萨党，联合各种力量完成了这次政治变革，这只是向民主的正常运作回归。他的执政大体依然属于右派立场，但是在尊重民主、自由、法治框架内一种的右翼立场。
匈牙利的再转向及世界意义
因欧尔班扶持上任具有签署法令权、代表国家的总统舒尤克（Tamás Sulyok）拒绝辞职，马扎尔领导的具有足够修宪议席的蒂萨党不得不使出修宪杀手锏，以社会对总统严重丧失信任为由提前结束其任期，舒尤克被迫于7月18日签署自己的离职案离职，这才有文章开头所提法学家鲍卡•安德拉什（András Baka）当选总统之事。这位德高望重的鲍卡•安德拉什的当选极具象征性且意义深长。这位前欧洲人权法院高级法官、曾经的匈牙利高等法院院长过去十几年的经历，本身见证了匈牙利自由民主法治的倒退和今日回归，其经历本身就是这历史的一部分：因对欧尔班上台后对法治的破坏的批评，他被欧尔班非法免职，为捍卫对政府批评的权利以及法治原则，揭露撤免他的专断非法，他上诉至欧洲人权法院，法院裁决欧尔班政府违法，但欧尔班拒绝执行。作为议会多数党领袖，马扎尔总理在提名安德拉为总统候选人时说：他的一生，是“对民主法治和宪政原则的承诺的典范”，匈牙利需要被“引导回法治和宪政治理的轨道”。今天，走过十多年寂寞且艰难的路途后，他回归当选总统，成为宪法秩序的最高守护人。他的当选及精彩的就职演讲，再次引发关注，成为几天来众多国际媒体争相报道的重要国际新闻，此举再次将匈牙利4月以来的变革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也赋予这场政治变革某种全球性的启示意义。
在就职演讲中，这位长者，抗拒欧尔班威权政权的新时代的著名“异议者”语重心长地说到：“匈牙利到了需要认真思考国家的运作，宪政以及国家共同体问题的时刻”。因为，匈牙利曾经是转型的优等生，但现在“这个民族浪费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几乎所有直接决定我们日常生活的领域，经济、财政、社会、能源、水资源、交通、环境、教育与健康，儿童保护，都陷入了危机”。其中，“最严重的后果，是匈牙利社会的深度分裂”：首都与乡村，年轻人与老人，信教者与不信教者，左与右，保守派与自由派，少数群体与多数，富人与穷人的分离对立，“甚至有人试图让我们相信：一个与你持不同观点的人，并不仅仅是错误的，而是你的敌人”。“民间组织、记者、少数族群、外国人以及持不同意见的公民，都曾经成为制造仇恨的政治宣传的目标”。“我们必须结束这种状态。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在自己的公民彼此把对方视为敌人的情况下，共同建设一个共同的未来的。”但他说，“不过有一件事我们绝对不能做，我们不能以复仇为基础建设新的匈牙利。那些今天感到失望，那些不想要改变的人，不必否认自己的信仰或政治立场，也能在未来的匈牙利拥有同等一席之地”。他提醒到，不要认为一次选举结果本身就能恢复法治，那是严重的误判。“我们需要合适的宪法、自由选举、独立法院、有效的宪法审查、自由的舆论以及可受监督的政府治理。但此外，我们还需要民主且运作良好的宪政文化，一种这样的文化：限制权力不是障碍，政治对手不是敌人，批评不是背叛，而妥协也不是软弱。”
他认为，今天这个非凡的时刻证明，一个社会是能够重新夺回自己的自主权的，这其中，年轻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包括偏远的地区的都能够听到与常听到的新闻不同的观点与信息，他们对国家的命运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匈牙利曾经形成这样一种体制：一个政党俘获了国家及其机构；到这一时期结束时，这种体制甚至发展到了多年持续、在很大程度上绕过议会实行法令治理的程度。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确保这样的体制不再在匈牙利重现。”“不能只按照眼前多数派的意愿来修改制定宪法，如果那样，我们就会犯同样的错误。共和国的总统价值上不能中立，但他在行使自己宪法权力方面必须中立。”——这些表述不仅是他对自己如何扮演总统这个角色的宣示，也是在向匈牙利社会乃至世界传递一个信息：此次不得已的修宪，是为了终结欧尔班腐败威权政权结构，具有“特殊性”，但不应成为惯例，这也是他在向推举选举他上台的多数党表明：他不会做违背宪法的执政党的“延伸之手”，而将以捍卫宪法为最高天职。对马扎尔政权大刀阔斧地清理欧尔班政权，外界包括匈牙利内部表示理解，但也并不没有担忧，鲍卡•安德拉什的演讲显然是对对这种担忧而发。他在演讲中强调，匈牙利的宪政秩序、欧盟的基本价值以及匈牙利民族历史形成的价值，三者并不互相排斥，匈牙利属于欧洲，而匈牙利的国家利益与欧洲的共同利益绝非天然对立。
演讲结束时，鲍卡•安德拉什充满感情及期望地说道：“我们既不能回到君主制，也不能回到政权更迭之后的那个世界。世界已经改变……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否成为这样一个国家：一个孩子的未来不会由他的出生地决定；教师或护士的工作受到尊重；企业家寻找的是机会，而不是关系；年轻人不会因为在自己的国家看不到未来而不得不出国；居住国外的愿意回归；老年人不会感到自己是多余的。”说到底要记住的是：“国家不是为自身而存在的，国家是为人民而存在的。”
之所以在此不嫌繁赘地摘录他的就职演说，是因为在笔者看，这篇演讲将是后欧尔班时代匈牙利政治重建的纲领，会是一篇载入匈牙利甚至欧洲史册、也具有某种世界意义的重要文献。在全球民主政治陷入危机的时代，他在演讲中提及的匈牙利的现象与危机，如社会的分裂、威权主义对自由民主法治的侵蚀，正在世界上诸多地区上演。从匈牙利经验出发，坚定地再次明确民主宪政共和国理念——选举不能等同于民主在匈牙利的完全恢复；多数不能等同于宪法本身；政治对手不能被视为敌人，追责必须与克制同时存在；总统中立不等于价值中立；法治必须尊重所有人的平等权利；民族统一不等于思想统一；国家最终要服务于人的尊严！……这正是需要我们在世界范围加以重申且捍卫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匈牙利著名诗人阿迪•安德烈（Endre Ady）曾用“渡轮国家”来形容匈牙利在东方（亚洲祖先记忆）与西方（欧洲制度现实）两岸之间反复摆渡、既未完全融入西方、也未彻底割断与东方的精神纽带的状态。而显然这种状态以及认同上的那种双重性，也不会因这一次政治变化全然消失，但匈牙利再度坚定地转向欧洲，注定会对未来匈牙利乃至中欧的历史带来决定性的深远影响。那些依旧支持欧尔班的乡村或某些阶层的选民，民族主义意识强烈的人们，也在等待新政府以智慧和政策成效去赢得他们的理解与支持，民族分裂得以逐步弥合，团结得以重建。但不管怎样，匈牙利新一轮自由民主构建已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再次启航，如果演讲中这些原则能被坚持，得以落实，匈牙利的未来定会光明可期。
但因各种原因，笔者不认为这场世界性的对自由民主的大反动潮流暂时会即刻终结，甚至在某些国家还会延续和有新的发展，但如果人们依旧以人的自由、尊严、权利、幸福为不可剥夺的价值的话，正如冷战时代，70年前从强大无比的苏东阵营中传来的匈牙利的首声反抗，预示了几十年后那个阵营最终崩解的可能，1989年，又是因匈牙利率先开放通往奥地利的边境为东德人涌向西德提供了条件，导致柏林墙崩塌，东欧阵营最终解体，匈牙利此次的新转型，或许也在预示着这场全球威权主义复归、自由民主大倒退的潮流未来的最终结局。是否如此，历史会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
（注：作者张伦为法国CY赛尔奇—巴黎大学教授、人文社会之家“全球研究院”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