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外十四年，我的脚步丈量过不少国家的街道，但履历中始终缺少了一块最极端的拼图——战地。我亲历过美国、英国等地的一些历史事件，但却没有经历过那种将人的感官逼至极限的生死洗礼，我没有在炮火的呼啸声中按下过快门，也没有在穿越废墟的汽车上飞速写稿的经历。
然而，我身边却有一群从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的漫天黄沙中走出来的同事和朋友。和他们在一起相处，有时候我会感受到他们所拥有的一个共性：一种超乎寻常的沉静。那是一种在经历了枪炮、生死、狂热、亢奋和英雄主义滤镜后，对“平凡的平静”所拥有的一种沉静。
近期，一部名为《欢迎来龙餐馆》的电影将人们的视线再次拉回了那个动荡的年代。为了探寻银幕背后的真实，我与四位分别经历了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的前驻外战地记者们进行了对谈。我好奇电影里的场景和他们经历的战争往事是否一致，好奇当时他们是否也面临过瞬息万变的生死恐惧，好奇他们是否见证过恐怖和复仇。随着他们记忆的闸门缓缓开启，电影中那些看似戏剧化的光影，逐渐还原成生动、粗粝、血腥甚至荒诞的真实场景。他们记忆中那些被炸毁的街道和飞溅的玻璃碎片，正拼凑成完整的故事脉络，将我拽入那段他们亲历的中东往事。
“肉渣横飞”的现实与那家“龙餐馆”
他们看完这个电影后，共同的感觉是这部电影表现的中东很真实。但为了让叙事更具戏剧张力，电影似乎放大了战争在平民区的激烈程度。他们坦言，在真实的战争中，轰炸多是针对军事目标，对平民造成最致命威胁的，是防不胜防的汽车炸弹和人体炸弹。
战地记者永远无法忘记那种近在咫尺的死亡感。经历过伊拉克战争的徐俨俨回忆，有一次他正站在酒店的阳台上拍摄迫击炮的新闻，突然间，对面楼下的一辆卡车发生了剧烈爆炸。强大的冲击波瞬间震碎了阳台的玻璃，他的脚都被玻璃割伤。
“那一瞬间，整个人都是懵的。”我问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害怕，他摇摇头：“第一反应是赶紧发稿，发快讯。害怕是后来才涌上来的。”
恐惧之所以滞后，是因为现实太过惨烈。当徐俨俨回过神来时才发现，那些平时和他一块出入酒店、每天微笑着打招呼并对他进行安全检查的当地军警，在那场爆炸中已经全部灰飞烟灭，除去焦黑的汽车残骸，就是满地的肉渣和肠子。他还见过人体炸弹袭击的后果：“一个女人引爆了自己，金属射流朝四面八方贯穿酒店大堂天花板和墙面。”
徐俨俨告诉我，他在伊拉克常驻时，就住在当时巴格达唯一的一家中餐馆旁边，地理位置极其要命——它位于标准的“红区”（高危区），但又紧紧贴着“绿区”（安全区）的边缘。因为要给绿区里的人送餐，这成了整个巴格达一个危险的交叉点。真实的结局，和电影里呈现的一样残酷。在另一次汽车炸弹袭击中，酒店楼体和中餐厅严重损毁，餐馆的老板和厨师双双受伤。厨师满身是血，老板也吓到了，最后局势恶化后，老板关店撤离回国。
恐惧的延迟与“一百八十万分之一”
没有去过战地的人，往往会浪漫化记者的勇气，认为他们是迎着炮火逆行的无畏者。但我问他们，经历过这种生死一线的时刻，是否会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否是极度的恐惧？
他们说，恐惧，在战地是一种奢侈的、被严重延迟的情绪。在肾上腺素和职业本能的驱使下，他们首先是新闻的记录者，其次才是血肉之躯。真正的害怕，往往是在一切尘埃落定后才如潮水般涌来。
在叙利亚进行过长期报道的徐德智，对这种“后怕”也有着更深刻的共鸣。他向我描述了在大马士革的一次遭遇。当时他正在酒店楼下等人，街对面突然“嘭”地落下一枚火箭弹，巨大的冲击波震得整栋大楼的玻璃“咣咣”作响。普通人的第一反应是往防空洞跑，而他的下意识反应竟然是往外冲，想去看看现场到底炸成了什么样。跑到一半时，受过战地生存训练的理智才突然唤醒他：在叙利亚，武装分子的武器没有精确制导，为了确保击中目标，他们往往会在同一地点连续发射多枚火箭弹。第二枚火箭弹随时可能落下。即便如此，他还是没有停下脚步，因为“新闻来了”。
“我在叙利亚的害怕，全部都是后怕。”徐德智苦笑着说。每次从前线拍摄回来，坐在安全的房间里剪辑素材时，看着屏幕上自己刚刚经历的枪林弹雨，他才会猛然惊觉：“天哪，我这都经历了什么？”
这种随时可能降临的无差别袭击，在中国驻叙利亚大使的一次探望中被量化成了一个残酷的数字。大使曾语重心长地警告他们：在大马士革，如果你被四处乱飞的火箭弹碎片砸死，或者倒霉地遇上了自杀式爆炸袭击，那是“一百八十万分之一”的概率。但对于中国记者而言，真正致命的威胁并非流弹，而是被绑架。一张典型的东方面孔在阿拉伯世界尤为明显，必须时刻警惕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
废墟上的“文氏图”：新闻真相的拼图游戏
如果说伊拉克战争是一场以美军为主导的单向碾压，那么叙利亚战争则是一场极其复杂、混乱、多方势力交错的残酷内战。在这样的环境里，新闻工作者面临的不仅仅是生死的考验，更是“何为真相”的认识论危机。
徐德智向我描绘了叙利亚四分天下的割裂版图：巴沙尔政府军、反对派武装、极端恐怖组织（ISIS）以及库尔德武装。在这四块被鲜血划定边界的土地上，记者几乎不可能像穿梭于两个正常国家那样跨越战线进行报道。面对战时半真半假的信息交织而成的迷雾，中国记者展现出了极高的职业素养和冷峻的理性。徐德智在脑海中构建了一个“文氏图”（Venn Diagram）模型。每当一场冲突发生，他会搜集各方的信息：叙利亚政府的SANA通讯社、反对派依赖的所谓“人权观察”网站、库尔德人的Rudaw媒体，甚至包括ISIS那个臭名昭著的内部通讯网络。他将这四个来源的信息像四个圆圈一样重叠在一起，寻找它们唯一的交集。
“那个交集的部分，就是事实。至于交集之外，各方如何用形容词去美化自己、丑化敌人，统统都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他说。
在战地，数字是最没有意义、也最容易被操纵的工具。他从不相信任何一方公布的“死亡数字”，因为在废墟之下，在被掩埋的残肢断臂中，很难存在精确统计的物理条件。在撰写报道时，为了严守新闻的客观底线，无法使用“大概死亡多少人”这样看似合理的估算词汇，而是严格使用“据某某机构声称”的引述体。
瞬间长大的战士与揪心的“对不起”
作为亲历利比亚战争的战地记者，王梦向我讲述了战火中那些被迅速催熟的年轻人与被迫习惯枪声的孩子。
在班加西唯一一个允许记者拍摄、每周仅开放两个上午的“217”军事训练营里，王梦曾遇到过一个名叫Yunis的20岁男孩。那个训练营就像是个学校操场，四周放着步枪、高架机枪和坦克。那些从没见过武器的年轻人，要在短短3个星期内从装子弹学起，直到学会拆卸组装重型武器，然后直接被送上战场。
当时，Yunis穿着运动服，戴着印有意大利国旗的显眼运动帽坐在场边休息。王梦坐在他身边问起这顶帽子的缘由。男孩冲她一乐，充满孩子气地回答：“因为我喜欢足球，喜欢意大利国际米兰队。不过我今天戴帽子是因为天气太热了。”
然而，当王梦问他为什么不在学校学习而来到这里，并提醒他可能会死在战场上时，这个男孩拍了拍自己的胸口，瞬间化作一名毫无畏惧的战士：“我知道，但是我要去加入我的兄弟们。我们的心灵很坚强，政府军是脆弱的！”
王梦告诉我，那句“喜欢国际米兰，天气太热了”是她在利比亚印象最深的一次采访。在那样的战火中，Yunis短暂地还原成了一个纯真的孩子，与周围意气风发的狂热环境毫不搭调。但一连串关于生死的追问，又让他瞬间从孩子变成了战士，中间几乎没有任何过渡——就像他的人生，这样的转变被战争生硬地劈开。
除了瞬间长大的年轻人，更让王梦触动的，是那些尚未成年的孩子。在一个原本平静的白天，班加西高等法院前的广场上，几个漂亮的阿拉伯小朋友热情地跑来向她问好、争着握手。就在她半蹲下来笑着给孩子们拍照时，旁边突然“梆梆梆”响起巨大的枪声。那几声枪响实在太近，王梦被吓得本能地一缩身子。等她回过神来，却发现面前的孩子们仍旧咧嘴冲着她乐，并连连对她说：“Sorry，sorry……”
他们之所以说“对不起”，是因为看到一个外国人在他们的国家被枪声吓到而感到抱歉。王梦坦言，那是她听过的最揪心的道歉。她当时只想告诉他们：“孩子，这‘对不起’不是你们该说的。”
在王梦的眼中，孩子在利比亚的报道中份量极重。曾有人质疑她是否在战争中过于感性，没有理智地看待战争本身。她却坚定地回答：“在战区，关注这些是理性，狂热的追求战争才是非理性。”她深切地担忧，这些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如果他们成长的环境到处都是开枪开炮、满地子弹壳，他们就会觉得战争是正常的。
焦黑的煎蛋与仇恨的生产线
王梦的这种担忧，在《欢迎来龙餐馆》中得到了令人窒息的印证。在这部电影中，战争对平民心智的摧残，才是最为触目惊心的暗线。这也是为什么这部电影能够刺痛这些见多识广的战地记者。
电影在细节上的克制与真实，甚至让经验丰富的记者感到震撼。那种沾满黄沙的丰田皮卡车，是中东武装分子最标志性的图腾，只要看到屏幕上出现的“Toyota”字样，那些在中东生活过的人，鼻腔里仿佛就能瞬间涌入那种混合着火药味和扬沙的干燥空气。电影中当地人乞讨时特有的手势，婚礼上震耳欲聋的鸣枪庆祝，甚至剧中人物操着的那些各不相同的阿拉伯语口音，都构建了一个极具颗粒度的真实中东。
但在所有这些细节中，最让记者们动容的，正是电影对一个原本无辜的平民（甚至是孩子）是如何被卷入极端主义漩涡的刻画。像电影中老扎那样的角色，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的现实中比比皆是。他们原本只求在自己的土地上安分度日，但当美军的轰炸或各派的炮火将他们的房屋夷为平地，将他们的亲人炸成血肉模糊的碎块时，那种纯粹的“国仇家恨”便会迅速将一个温和的平民异化为被复仇之火吞噬的怪物。恐怖组织正是利用了这种因绝望而生的仇恨，将他们招募至麾下，甚至连无辜的孤儿也不放过。在巴基斯坦、在伊拉克，那些打着宗教学校幌子的地方，实际上是流水线般生产“人肉炸弹”的兵工厂。
电影中有一组极具隐喻性的蒙太奇：名叫赛夫的孤儿在后厨练习炒菜，灶台上喷出的火焰，与外面街道上每天发生十几次的恐怖袭击爆炸火光交叠在一起。更令人窒息的是，当宗教学校里的小孩被洗脑、被排着队送去当人体炸弹时，镜头切回了后厨——锅里煎着的一只鸡蛋，随着时间流逝越煎越黑，最后彻底糊成一团，再也无法被捞起。
这不仅仅是电影技法上的巧思，这是对中东现实最绝望的控诉。那只焦黑的鸡蛋，就是那些被战争剥夺了童年、被极端思想烹制成焦炭的年轻生命。当原本用来烹饪食物、维系生命的火，与用来毁灭城市、屠杀平民的火混为一谈时，战争的荒谬感达到了顶峰。
突破好莱坞滤镜：非参与者的注视
长久以来，关于中东战争的国际叙事权，几乎被好莱坞和西方媒体牢牢垄断。但这次，《欢迎来龙餐馆》却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中国叙事”。如他们所言，这部电影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抽离感”。站在中国人的视角去拍中东，我们没有历史包袱，因为我们不是这场杀戮的参与方，没有在他们的土地上投下过一颗炸弹，也没有扶持过任何一个军阀。因此，我们不需要去刻意破解某种“我必须是好人”的叙事困境，我们不需要为任何一方的暴行寻找合乎情理的借口。
这种非参与者的注视，使得电影能够大胆地撕开所有的政治伪装，将战争最赤裸、最无差别的一面呈现出来。当西方镜头还在纠结于士兵的道德困境时，中国视角则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在夹缝中求生的平民、被炸毁的餐厅，以及那些想要好好活下去却最终沦为炮灰的无名之辈。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影片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商业电影的夸张，但它在底色上却赢得了那些真正见过血肉横飞的战地记者的共鸣。因为他们知道，在真实的叙利亚、利比亚和伊拉克，没有好莱坞式的救赎，只有无尽的废墟和为了活着而付出的惨痛代价。
尾声：关于战地记者
在与记者的对谈接近尾声时，我再次审视了自己。作为一个长期驻守在和平国家的记者，我曾经不否认自己对战地有一种浪漫化的向往。我钦佩他们的勇气，甚至暗自渴望那种游走在历史最前沿的刺激感。但现在，我深知那种刺激的背后，是人类文明最深的伤痛。
报道过叙利亚、也门等多国战争的高瞻跟我说，他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愿回忆战地的往事。甚至在战地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连吃的稍微丰盛一些，都有负罪感。关于战地，他印象深刻的其实不是危险的时刻，而是活下来的人怎么活。2024年，加沙危机爆发一周年时，我们同事制作了一部纪录片《余生——加沙孤儿》，用镜头记录下5个儿童的故事。当时我参与制作发布时，被其中一个小男孩的采访深深击中，哭得不能自已。他语气稚嫩，对着旁边更小的弟弟说，“如果晚上炸弹来了怎么办？你要来抱紧我。”
我问他们四个人：“战地记者，记录这些，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这个世界又意味着什么？“
他们的回答异常平实，却掷地有声：一方面是为了在国际社会中保留一份未被权力篡改的底稿，希望这些全方位展现地区创伤的影像和文字，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为那些死于非命的冤魂争取到该有的正义；而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如果能让多一个人知道战争是能够发生在人类身上最愚蠢的事情，那便是善举；如果让身处和平之中的人，能够真切地看到战争的底色到底有多么丑陋，从而更加珍视我们习以为常的和平和平静，那更是弥足珍贵。
(注：杜毓斌现为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记者、制片人、主编。他曾在美国华盛顿、英国伦敦分别驻站6年，聚焦中美、中欧关系报道，从事中国国际传播和新媒体领域工作超过16年。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邮箱：duyubin@outlook.com。责任编辑邮箱：catherine.li@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