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化全球化深度渗透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背景下，群嘲已不再是单纯的网络娱乐行为与个体情绪表达，而是演变为一种具备稳定结构、普遍发生、带有鲜明政治与社会属性的新现象。这种现象在网络空间尤其风靡，成为无法忽视的社会动态。
群嘲是社会公众依托数字公共空间，以戏谑、反讽、解构、调侃为核心话语方式，针对公共事件、特定主体、制度现象与社会现实形成的规模化、自发性、去层级化的集体话语宣泄。相较于传统群体性抗争行为，群嘲摒弃了实体对抗、组织动员、明确利益诉求、繁杂联络等显性特征，以柔性化、娱乐化、碎片化的话语表达完成集体情绪输出，是现代社会大众政治参与的隐性形态。群嘲属于典型的制度化疏解失效后的替代性集体表达，是社会结构性压力长期累积后，借助偶发社会契机完成的集中情绪释放，业已成为观测社会稳定、阶层信任与治理效能的重要隐性指标。
群嘲现象的核心发生机制，是社会结构性不满的常态化累积与特定社会契机的耦合触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治理精细化不足、公共资源分配失衡、阶层流动壁垒固化、公共政策落地偏差、精英炫耀性消费，对常识的歪曲和践踏等会持续积累弥散性的社会不满。这种不满并非针对单一事件或个体，而是公众对整体治理体系、社会运行规则、资源分配秩序的隐性质疑与情绪积压。在传统政治参与渠道、民意反馈渠道、利益诉求渠道趋于规范化、程式化、门槛化的背景下，普通公众的微观情绪与日常不满难以通过制度化方式有效疏解，长期处于压抑、累积、蛰伏的状态，寻找机会迸发。
当公共领域出现具备公共关注度、话题适配度、传播穿透力的社会契机时，弥散性的个体不满会自发迅速地完成聚合，以群嘲的形式实现快速宣泄。这种触发机制具备极强的随机性与适配性，单一公共人物言行、公共事件处置结果、政策落地细节、社会反差现象，均可成为情绪宣泄的载体。值得注意的是，群嘲的攻击对象往往只是表层宣泄端口，实际上看这并非个体与事件的争议，而是公众借助具象载体，完成对抽象结构性矛盾、治理偏差、社会不公的集体情绪释放。
结合勒庞群体心理理论与群体极化理论，数字空间的匿名性、去个体化特征以及观点意见的附和会进一步消解个体理性约束，加速情绪同化与观点趋同，推动零散调侃升级为规模化群嘲，形成无组织、无中心、高扩散的集体话语运动。而这种情绪性宣泄，可以在短期内迅速成为舆论潮，冲击到社会与政治方方面面。
从社会危机表征维度分析，群嘲并非单纯的网络舆论现象，而是现代社会治理危机的软性象征与前置信号。传统社会危机多以实体抗争、群体性冲突（比如大规模的抗议、示威）、舆论对立、公开谴责和抨击等显性形式呈现，具备高强度、高对抗、高风险的特征，易于被治理体系事前识别与介入干预。而群嘲作为低度对抗的软性集体行为，往往被误读为大众娱乐、网络玩梗、“碎片化”舆论，其背后的危机属性长期被低估。从政治学治理逻辑来看，规模化、常态化的群嘲，是社会信任资本损耗、制度认同弱化、治理共识消解的直观体现。
常态化群嘲的持续蔓延，意味着公众对既有的公共权力、治理、伦理、权威符号、社会规则的敬畏感、遵从与认同感下降，社会不再形成统一的价值共识与治理共识，转而以解构、戏谑、消极否定的方式看待公共事务与精英，以各种直率的信号瓦解特定其权威。这种话语解构会逐步渗透至社会治理底层，消解制度威望、弱化政策公信力、解构社会凝聚力，让传统的政策与动员走弱。相较于显性社会冲突，群嘲所代表的隐性治理危机更具持续性与隐蔽性，其风险不在于即时的社会动荡，而在于长期的社会共识“碎片化”、制度认同弱化与公共机构治理合法性的渐进式损耗，是现代风险社会最典型的隐性危机形态。
从全球比较政治学视角审视，规模化群嘲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共性现象，并非单一国家、单一文明、单一治理模式的特例。欧美发达国家、新兴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体均普遍出现过全国性、跨区域的大规模群嘲浪潮。欧美国家依托社交媒体平台，频繁出现针对政治精英、政府政策、公共体制的群嘲运动，在其表征下是传统规范难以适应新的社会审美和价值判断、精英与民众割裂、贫富分化加剧、被剥夺感和无权感引发大众情绪宣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群嘲现象，则更多对应社会转型阵痛、治理体系不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带来的结构性不满，当然也包含讽刺精英的虚伪和特定阶层内部的不堪。这样看，群嘲是一种民众自发的社会政治造势和反抗权威运动。
从全球化政治结构变迁的深层逻辑剖析，群嘲正在走向泛滥。全球化以及诸多国家内部政治重构日益突出政府及寡头角色，大众角色反而走向边缘化，群嘲正是在不公平和权力不对称背景下的反抗。全球化带来的产业转移、阶层固化、贫富差距扩大、本土利益边缘化等结构性问题，使普通大众逐渐丧失对区域治理、公共政策、全球规则的参与能力，传统大众政治参与渠道被持续压缩、虚化甚至出现身份淘汰。国内政治寡头化，使得民众无法受到权威的重视，进而产生对政治与社会权威的怨恨和反感，这些都需要一个发泄窗口。
政治参与的结构性压缩，倒逼大众寻找低成本、低风险、无门槛的替代性政治表达路径，而群嘲恰好适配了这一需求。作为一种非制度化、非对抗性、全民化的集体话语抵制方式，群嘲成为普通大众对抗精英治理、消解权威垄断、表达利益不满、宣泄政治情绪的核心载体。它规避了制度约束与法律风险，以娱乐化、戏谑、讽刺、挖苦、螺旋式谴责和立场呼应、身份对峙的话语外壳，包装大众对全球化治理失衡、政策偏颇、本土利益受损、精英权力垄断政治和阶层固化的不满，是大众在参与权被压缩后的柔性抗争与隐性反抗。群嘲构建了大众主导的柔性话语秩序，二者的持续博弈，是当前全球社会政治张力的核心表现形式。
群嘲的常态化发展，正在重塑现代社会的公共话语格局与政治参与形态。传统政治学将政治参与界定为制度化、组织化、目标明确的公共行为，而群嘲的出现，打破了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单一范式，构建了“泛政治化、弱组织化、高流动性、强情绪性”的新型大众政治和社会参与模式。这种模式虽无明确的政治诉求与行动目标，却能够通过规模化话语聚合，形成强大的公共舆论压力，公开质疑和弱化特定人物和事务的权威，反向影响公共决策、治理行为与制度运行，甚至迅速瓦解特定人物的公共“人设”，加大管理者与民众的沟通成本，具备不可忽视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
同时需要明确的是，群嘲作为非理性的集体宣泄行为，存在显著的政治社会双重风险。其去中心化、无规则化、情绪化的特征，极易引发群体极化、舆论失焦、价值解构、共识崩塌、社会内讧、对峙等问题，导致合理的社会诉求被娱乐化消解，理性的公共讨论被情绪化裹挟，最终加剧社会分裂与治理困境。从制度建设视角来看，群嘲的泛滥，是制度化民意疏解机制、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大众政治参与机制不完善的集中体现。
作为全球现代化进程中的共性政治社会现象，群嘲的常态化存在，警示现代治理体系必须重构民意沟通渠道、拓宽大众制度化政治参与空间、优化社会矛盾疏解机制、平衡全球化精英治理与大众利益诉求。唯有消解结构性社会不满，完善制度化参与体系，才能实现从“非理性群嘲宣泄”到“理性公共参与”的社会转型，化解现代社会隐性治理危机，重塑稳定的社会治理共识与政治秩序。
（作者系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FT中文网“资本与国家”专栏作家。责编：闫曼 man.yan@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