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体制下，私人资本出于机会成本考量一般不去做此类长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也会因对政治风险的顾虑、对时间的考量而避开这样的机会。一些市场经济国家在这方面的短板会拖累其经济增长的潜力的发挥。中国政府在财政方面没有政治掣肘，定位是“有为政府”，可以利用其体制优势，通过加大中长期投资来提前解决经济运行中将来会遇到的堵点。这是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独特的优势。而一路走来，为了方便达到GDP增长目标，政府时常动用的主要的拉动经济的手段就有基本建设、工业用地开发、还有房地产开发等。在改革开放初期，努力投资基础设施，加上市场化改革激发底层经济的活力这两个方面的努力相得益彰，形成了“要想富，先修路”的成功的中国式的发展经验。但是后来经济在增长，情况也在迅速变化。在基础设施已经比较完备的情况下，不断投入基础设施来拉动GDP达标的做法，会导致近期投入即可促进市场实现经济回报的短周期项目越来越困难。为了支撑GDP年度增长目标，循老路继续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不仅不会增加当期经济收益，反而会降低社会整体利润回报水平。这是因为大规模的低回报、远期收益的基础设施投入，占据了较多的经济资源，留给有活力的市场端的资源就少了，社会整体利润水平就受到了拖累。跨期的基础设施投入增加了当期GDP的统计增加值，但是社会财富的增长和积累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过度”投资部分如果无法通过市场中的交换活动去兑现为产出利润，就会成为沉没成本。这部分沉没成本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在随后时期内表现出来。统计未反映，但也未凭空消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一段时期的宏观投资回报率做过跟踪研究，有的年份，宏观投资回报率甚至是负的，就与此现象有关。
也就是说，中国曾成功利用体制优势，补了改革开放前积欠的基础设施短板，经济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又使得生产利润的产出能够顺利、有效率地实现。社会产出的财富效应明显。当我们这一成功经验变成了习惯，长期做下来的时候就会出现基础设施这一块短板，逐步超出了市场可实现的利润的水位。中国幅员辽阔，发展又不平衡，尽管市场实现利润的前景变得不乐观，还是能够找出充足的理由在相对落后的地区继续做得不偿失的“补短板”，继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以完成年度GDP指标。
我们也不需讨论GDP统计跨国比较一篮子产品的选取是否恰当。经济体感偏冷是不争的事实，这已经反映在就业，投资，和资金空转方面的数字上。为什么目前经济体感偏冷？我们且不去讨论政府决策时的约束条件，只需侧重观察政策效果的副作用：为完成GDP年度增长指标，政府动员的经济要素越多，留给市场端实现产出利润的资源就越少。我们不应忘记，只有通过市场交易实现了的利润，才是真实的社会财富的增长。不论这些年各种观点的经济学家怎样辩论有为政府主导经济以及产业政策应该如何推进，中国政府还是决定了要让市场起基础作用，要继续推行市场化改革。没有经过市场交易过程实现的那一部分增长，在GDP统计中有间接表达，从财富积累方面看有如不真实的镜花水月，是无法在经济循环下一阶段构成经济发展的财富基础。（参见前面关于当期基础设施投入推升了GDP总量，而产出的回报只能在以后各年通过经济的市场化分多年体现出来的分析。）
当一个经济体可利用的经济资源，因被年度GDP增长达标的超常投入所挤占，就会出现国际货币基金研究报告所揭示的那种宏观投资回报率相应下降，甚至出现宏观投资回报率为负值的奇异现象。
根据进一步的观察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的基础设施引领GDP增长的政策，是通过居于经济上游的金融、基础建设、原材料供应、机器设备供应等领域的国企逐步下行落实的。政府投资集中使用的经济要素资源，在向下游逐级传递时，上述类型的国企作为实现国家经济年度目标的主力军，首先使用经济要素获取经营收益。（我们这里的分析不论及国企经营的问题和改革问题。仅就国企在经济中的上游位置展开讨论）。GDP指标的实施步骤在第一步，是上游企业在一种不完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完成的。自不待言，垄断或半垄断情况下，利润是有保证的，而更高的投资回报收益只有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才可能得到整体提升。在这一运作层次，经济资源的回报率是不高的。更不用说国企作为政府经济政策的第一梯队的执行者，经济效益也可以不是唯一的营运目标。
经过上面的观察分析，回归论题可以看到：基础设施投入和助力GDP增长是通过上游大企业来执行。而在这一部分的经济活动中，投入和产出的财富积累效果是不高的。这一部分效益差的经济部门比例越大，留给下游基层要素市场的可利用的资源就相应地少了，底层市场的竞争环境就会愈趋激烈。近年来政府为了提升第一阶梯国企的收益，规定了利润增长目标促进国企增加收入。但是，这其中有一个悖论，处在产业上游地位的国企实现的利润越多，留给下游市场端可供产出利润的资源就会变少。底层经济是载舟之水，上游和中间产品企业的收益，最终还是要通过社会最终消费来进行整体的利润产出“清算”，余下部分才是社会财富的积累，成为生产循环下一轮可使用的经济要素资源。从中国经济运行的一般情况看，要素市场的供给在上游投入较多，下一层级接近消费端市场的财富产生末端，必须更努力地提高效率，当下市场的极度“内卷”与要素资源的紧缺有关。这种局面不改变，经济整体上的宏观投资回报率越难得到提升和改善，而整体经济的财富创造能力越难以提高。
用简单的木桶盛水理论来类比经济运行的变化可以说，过去经济活水有较大的增加，是政府瞄准GDP指标的宏观调控同时，有力地补上了形成经济发展瓶颈的基础设施那块木桶的短板，使得市场可发挥作用的舞台变大，可产生财富的水位得以提升，使得市场的力量能够更好发挥出来。我们再看事情的另一面，使用过多的经济要素资源提高了木桶的短板，甚至在持续的GDP指标的年度压力下，木桶整体不再是瓶颈，反而高过了市场化要素可以作为的水平。本来可以通过市场进行利润变现的经济要素被用于加高木桶壁，就会压缩在最终市场通过利润产出带来财富增长的经济要素的可获得性。当前底层经济的体感偏冷，与此或有很大的关系。
六、再谈GDP不等于社会财富
不拘泥于GDP视角，分析财富积累过程还可以看到，政府通过各种方法调动了很大一部分要素资源，而通过公共投资来驱动经济的路径是自上游向下流动，最终才在竞争性的消费市场上通过利润产出得以了结。有一个模糊概念认为，这些投入的资源在统计上支撑了GDP增长，以为这就是创造出来的财富。可实际上，这些投入是必须减计的成本，只有经过竞争性的市场实现了的利润才是下一个经济循环可以计量的累积财富，才是可以投入再生产的经济要素。改革开放以来，抓GDP的经济管理偏好源于初始阶段成功的实践，投资驱动GDP增长一直很有效。但是经年累月地通过基础建设投资助力实现年度GDP增长的做法的负面效果已开始显性化。现在，靠近消费端市场的底层经济，因其处于要素资源获取下游的不利地位，要素资源的可获得性在市场端不高，市场端占总体经济要素中的份额不宽裕，产生利润的源头的底层经济活力弱，使得许多竞争性行业的经营者非常困难。
如果不从导致经济体感偏冷的原因思考对策，一路高歌猛进的经济就可能会走下坡路，甚至不排除断崖式下降的危险。
七、探究GDP高速增长，而经济体感冷的其他原因
中国经济运转的另一个特点对目前的经济偏冷体感或有叠加影响。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起基础作用的体制下，企业利用经济要素组合，通过市场竞争活动产出利润，政府在市场产出利润的基础上征集税收。也就是说，政府财力的来源是市场合理配置了要素资源后产生的财富。社会财富增加与政府财政能力增强是同步的。基于利润的税收获取，是先把市场经营活动创造出来的财富充实民间，再依法征收。“量入为出”是此类财政体系不得不遵循的财务原则。作为短、中、长期之间跨期调剂的手段，大多数政府只可以通过发债来熨平收入的波动，解决财政困难。
而中国特色的管理型经济体制下，既有市场在要素资源配置中起重要作用，有贴近消费端开放的竞争市场，还保留着政府掌控之下骨干国企参与调控的，不完全由市场来配置的一部分经济要素。具体来讲，管理型经济体制对经济的掌控，也包括一些中国特色的经济要素资源的控制投放。进一步的观察结论是，政府通过国企控制住的一部分经济要素资源，不是市场上可自由获取的市场化资源，对于底层消费层终端市场而言，这部分的市场要素在上游被低效占有，起到了类似隐形宏观税负的等效作用，从上游压缩了市场从业者的利润空间。长期以来，这一部分上游经济要素的配置的市场化改革被推迟的理由是，政府要保有对“国计民生”的影响能力，以防止市场的无序。这样的审慎在引进市场机制的改革初期是必要的。这也曾经是在中国经济百废待兴、一切经济资源都紧缺的改革初期，政府能兼顾长期主义，为经济发展保有后劲的成功的一笔。
时至今日我们不能迷信过去的成功，因为政府维持高强度支出的来源取自于税收、各种行政性收费，此外各级政府透明度不高的债务等等问题也在积累。也就是说，政府财政支出会大于取自于产出利润的税收。要看到，这种“提前预支”产出利润的方式对经济要素的挤占，与加大社会的宏观税负负担是等效的。它还挤占了可用于社会财富创造的经济要素份额。如果拉弗曲线可以参考的话（GDP中税务负担的极值为40%＝社会总利润的最大空间），有学者计算我们已经逼近了35%，社会的整体利润空间被挤压得很严重，这也是当下基层市场端投资意愿不高的部分前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