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 vs. 财富增长
本文的目的是希望在过去管理型经济成功实践的基础上，从经济体感偏冷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受GDP增长统领发展观的束缚，转换观察角度，试着根据社会财富增长所必需经济要素在市场端相对短缺的供给状况，思考改革的施力重点。
最近的中国GDP增长统计指标发布以后，关于GDP问题的讨论又多了起来。相关问题的过往讨论在当下都有了再讨论热情。令人瞩目的有：一是有的经济学家对GDP增长目标及预测做了延后的修正。二是关于主要国家之间的GDP购买力平价计算方法中一篮子商品的选择是否合适也被提出来，在不太熟悉这一问题的人群中又讨论了一轮。三是在GDP增长数字令人满意的背景下，业界人士普遍感到经济体感偏冷，一些行业萧条，由此质疑GDP统计掺水。其实这几个方面的问题过去一直都存在，只是目前再讨论起来更有现实意义。
真正的问题是人们对GDP这一概念熟悉又陌生，而经济学家在做经济观察的时候沿袭用GDP统计结果来评估经济政策目标的做法。所以这么多年来，人们没有与时俱进提出更新的替代指标，习惯使之也就一直没有机会对GDP做概念清理。
一、有关GDP
国外有经济学者对GDP指标的疏漏与问题做过很细致的研究。这类研究本身并不难读懂，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看一看。问题是这样学术性的研究文章太过全面，一般读者很难用来有针对性地对照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进行思考，加入讨论。最近国内经济学者马光远以林毅夫对中国经济预测使用GDP指标的问题为例，就GDP统计体系的内在问题、与中国经济的不匹配以及误导写了一篇文章，对GDP这个远看合理，近看有问题的经济增长指标的误用做了分析。这两方面文章的内容对学者，经济政策决策官员，经济从业者都是适合阅读的。这里我就不再介绍，下面就直接进入我要阐述的主题了。
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社会福利、国家实力、国际影响力几个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看，经济政策的核心衡量指标应该是社会总财富是否增长，与其他国家横向比较社会财富增长速度是否更快、更具增长的潜力。GDP只是财富增长的一个间接的衡量尺度，不一定适宜作为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因为GDP可以标注经济的增长，但是它一旦成为经济管理的主要目标之后就会导致目标偏移。当社会财富的增长反倒成为了GDP增长的剩余的时候，目的和手段的定位就不清晰了。
这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首先回顾一下，人们度量经济增长有过不同的统计体系，原来计划经济的物质生产体系（MPS）是以物质生产产出量为主要指标，很多服务也和附加的一些经济活动就不会被统计在其中了。依照MPS指标体系来批评国民核算体系（SNA）的GDP，会认为其中包括非生产产品的服务业，甚至包括官员和狱卒的工资，这不符合经济道理。这话在当时也许是有些道理，但是科技引领的现代制造业经济的产出，为整个社会带来了超乎想象的财富的增值。而工业生产方式兴起以来，与社会生产需要相对应的资本的汇集和投入越发重要，而围绕资本投入要素生发出来的相关服务行业，甚至一部分服务于物质生产的公共服务，就都在经济运行中有了相应的合理地位，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来源的一部分而且日趋重要，这些现代社会的经济要素资源被纳入了GDP统计。GDP反映了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大幅度变化划时代的经济增长。
现在大家普遍反映经济的体感温度偏冷，这与GDP统计反映的情况不一致。问题可以引申翻译为：经济增长了，社会财富的增长是否没达到同步？
二、对GDP进行投入产出核算似的叩问
我们对很多复杂的问题的解析，都需要再从ABC开始构筑思考的基础。我们要注意区分的是，GDP是经济增长的一个观察指标，它与社会财富增加的度量并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因为，社会财富的增加应该是扣除掉投入成本后的积累部分。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用GDP这一经济增长指标来度量经济表现，制定年度和中长期经济增长目标。不是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没有其他方面的、重要的关于发展的内容和指标，而是说在实施政策设计和执行层面，一直以来实际把GDP当作核心政策目标来分解、协调、配置政府手中的资源。
必须承认，过去以GDP增长替代宏观经济活动观察和财富增长度量的做法，是一个适应了当时经济发展阶段的不错的，简洁的做法。在当时的情况下，从计划经济物质生产核算体系的钢铁、粮食两个指标挂帅，转变到GDP增长速度挂帅，已经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况且有了一定的GDP增长速度，才创造出较大的改革的空间，使增量改革得以施展。尽管这样做有很大局限，但是它能够去烦就简。在当时的情况下，政府锚定这一指标，安排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执行效果也很不错。但是习惯成自然之后，人们不去注意这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GDP指标根本上就不是社会财富积累和经济发展的平替指标。中国经济当下面临的问题就与长期追求GDP指标产生出的副效应多有关联。
三、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不要被GDP度量方法的争论转移了讨论的重点，也不需要就数字掺水问题过多分心。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说过这个问题：“水分年年有，今年也不一定特别多”。我们现行统计制度和方法不是没有瑕疵，也不是没有操控空间。但是基本的制约还是有的，还不至于像前苏联那样，为了编造其优越性，以至于造假后果严重到了诱导决策失范，联盟崩溃解体的地步。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水分的问题先放在一边。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经济观察应该不被GDP指标的增长障目，主要应该关注经济运行的整体产出效益，而非GDP增长速度。
GDP是反映经济增长的相对的观察指标，从经济社会财富积累的角度来看它又不太具体，它与财富增长不是一样概念。它的相对性和参考性质使得它与“地平线”有的一比。在奔赴地平线的时候，前面有一个在天地之间可见不可及的，可以持续延伸的、主观的、阶段性、意向性的投射，是激励自己去做努力的一个便利的参照。俗话说“望山跑死马”，尽管山可能也超出马的体力极值，但还是一个具体的目标。如果奔赴的是地平线，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在肯定我们四十年来GDP增长骄人成绩的基础上，让我们具体地从国家财富积累和经济发展效果去观察，看GDP是不是可以平替财富增长。一个不容否定的情况是，中国是一个管理型的经济体制，因此在GDP达标的努力过程中，政府可以调动手中的资源努力完成年度增长指标。为达此目的，政府投资是能推进目标达成的很重要的策略工具。我们可以看到安排铁（路）公（路）基（础）设施项目一直是重要的GDP达标手段。另外，治山治水的环境工程，新技术领域的国家投入，国防军工支出也都是有利于推进提升GDP。拉美谚语说：走得太快了，有时得等一等落在身后的灵魂。投资是短期、中期驱动GDP增长的利器。习惯的力量和增长的压力会使我们无暇记起，GDP本不是财富积累的指标。GDP这个间接的经济度量指标被误当作经济发展目标时，就会把财富的积累和一些更具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一时甩在了身后。
经济观察和经济研究的重点要看的是国家的财富积累。这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的一个极简的观察方法就是计算宏观投资回报率。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用基建投资拉动GDP的做法，正中中国经济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痛点。当时，基础设施不足是盛水的木桶最短的那一块短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研究揭示，那时一美元的投资可以带来八美元的产出。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加高了木桶的短板，宏观投资回报效益得以大增。后来，这个宏观投资回报水平在一路下降，甚至一些年份里宏观投资回报接近负值。也就是说，GDP高速增长了，但是总体经济的宏观投入拉动的产出差值与GDP增长不同步，即社会财富的积累因持续、高强度的基础设施投资，反倒影响了宏观投资回报效益。
四、联合国国别GDP统计的排位，不适合搬来做地缘政治用途的国力比较
衡量一国与外国经济实力和力量对比，以GDP增速和GDP总量这一指标作比较是不可靠的。这是因为，如果一国GDP总量中属于沉没成本的部分很大，另一对照国则是市场的可兑现的价值增值部分很大，在对两国作地缘经济评估、筹划经济贸易博弈，以及进行以实力为基础的比拼，前者因沉没成本比重大，其实力会弱于后者。
五、为什么？
对国民核算体系（SNA）和物质生产体系MPS的比较研究中还有一个不言自明的重要概念是，经济统计中有些部分无法通过竞争性市场实现利润，也就不能计为社会生产中的财富增值。我们应该先看清楚，能拉动GDP增长的数字中，有一些是不可能最终通过市场实现其价值的部分。这一部分包括了和平时期的军事开支，外太空开发，和基础科学研究等等。（政府纯行政开支统计是否也属于此类？似乎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尽管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切服务领域都不创造价值，只是分享别人创造的价值。我们暂且忽略这一部分不予争论。）横向与其他国家比较，中国这一部分的增加速度可能较快，但是其占GDP的比例并不十分突出。这部分经济的“沉没成本”多，占有的经济资源多，会或多或少拖累社会经济整体利润水平的产出。但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这种情况还不至于造成经济体感冷的根本性原因。
应该重点观察的是，一个经济体中，一些当期投入资源，需要到中、远期才能够通过市场来延期实现收益的项目投资规模问题。值得警醒的是，这一部分不应该在经济中占比过大。因为这一部分会实实在在地占用现有的经济资源，而其收益的远期实现，会实实在在地拖累全社会的当期利润产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