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理性的学术研习与感性的创意实践是否存在冲突？你如何平衡二者？又如何将创意领域的能力运用到学术研究中？
弗洛雷斯：我认为理性学术与感性创意并不矛盾，二者并非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彼此滋养的两种认知世界、探索世界的方式。学术研习为我搭建思维框架，提供解读社会制度、宏观体系的分析工具；创意实践则赋予我情感感知力、直觉洞察力，帮助我将抽象的学术理念转化为贴合人性、具象可感的内容。
我天生乐于探索多元领域，从未认为理性与创意需要二选一。唯有兼顾二者，我的学习与成长才更完整、更有价值。我始终坚信，热爱可抵万难，真正认同的热爱从不会成为学业的阻碍，反而会成为学术研究的有益补充。所谓精力不足，皆为借口。我愈发深耕多元领域，愈发能感受到不同维度的经历，能让我的思维更贯通、更全面。
我在《随性》杂志担任化妆师的创意实践经历，是理性与感性融合的最佳印证。我从不将化妆局限于颜值修饰，而是视作一种艺术表达与情感传播方式。我会根据拍摄对象的面部轮廓、肤质状态、拍摄主题，结合色彩搭配、光影效果、创作理念，定制专属妆造方案。与创意总监协作的过程中，我不断打磨将抽象艺术理念转化为完整视觉作品的能力，锤炼了细节把控力、环境适配力与团队协作力，这些能力都能直接赋能学术研究与理性分析。
同时，学术探索始终是我成长的核心主线，我始终主动突破课堂边界、拓展知识边界。去年夏天，我出于纯粹的兴趣，自主选修计算机科学入门课程，学习Python基础逻辑。尽管我并无理工科背景，但我希望理解计算思维如何重塑现代社会体系，尤其是科技与商业、经济、政策的融合逻辑。这段经历让我明白，学习从无固定路径、无领域边界。
心理学与国际关系的交叉学科属性，进一步助力我融合理性分析与创意思考。两大专业本身就立足人类行为、社会体系、全球格局的交叉领域，让我能够自然衔接逻辑推理与创意解读。心理学帮我读懂人类决策背后的情感与认知逻辑，国际关系则帮我将个体决策规律，延伸至商业、政治、经济等全球宏观格局中分析研判。
总而言之，创意与理性从非对立，而是互补共生的思维工具。创意实践让我善于捕捉细节、感知情绪、洞察差异，学术训练让我能够为这些细碎观察赋予宏观语境、体系逻辑。二者相辅相成，让我的思考既有严谨框架，又有人文温度。
问：未来你计划如何融合专业研究、公益实践与创意事业？在复旦的学习将为这一目标提供哪些支撑？
弗洛雷斯：未来，我希望立足法律、社会制度与人文体验的交叉领域，深耕专业研究、公益实践与创意事业的融合发展。目前我仍在细化职业方向，重点关注商事法律与刑事法律两大领域，二者视角不同、价值互补，是我解读社会运行逻辑的重要切口。商事法律聚焦全球市场规范、企业行为监管与国际贸易秩序构建，助力商业社会良性运转、权责明晰；刑事法律则聚焦社会公平与个体权益，直面司法体系对个人权利的守护与短板。
我的所有研究与实践初心，都聚焦同一个核心：社会制度如何切实影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发展机遇。我深知，法律绝非冰冷的技术条文，其设计与落地方式，直接决定着社会资源分配、发展机遇获取与个体尊严保障。
长期的创意实践，让我养成了细腻敏锐的观察视角与多元包容的思维方式。在创意创作中，我擅长从身份、情绪、叙事、视觉多个维度解读个体特质，将抽象理念转化为具象表达。这让我能够跳出表层认知，读懂个体与事件背后的复杂成因，这种思维能力在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尤为重要——专业研判不仅需要坚守规则，更需要读懂语境、体察人性。
在复旦的求学经历，将为我的职业目标提供坚实支撑。学校商业、国际关系、法学交叉融合的学科体系，能让我深度理解法律制度与经济体系、政治格局的联动逻辑。上海作为全球顶尖的金融中心与监管实践高地，让我能够跳出理论框架，实地观察产业政策、市场监管的落地实践与运行规律。同时，多元的国际学生社群，让我能够对比各国法律体系与文化差异，塑造更均衡、更全球化的研究视角。
未来，我将深耕法律、公益与创意的融合领域，不再局限于抽象的制度分析，始终立足民生现实、贴合大众需求，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价值的职业赛道。
问：你想对FT中文网的中国读者说些什么？你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有哪些展望与期待？
弗洛雷斯：尽管过去数年间，两国在贸易摩擦、关税升级、科技监管、国家安全及全球话语权等领域分歧不断、矛盾频发，但深厚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决定了持续合作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必然选择。
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合计占全球近四成，在供应链体系、投资往来与消费市场中深度绑定、密不可分。即便在政治局势紧张的时期，双边贸易规模依旧保持高位，充分印证了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的结构性特征。这一现实足以说明：中美战略竞争将长期存在，但全面经济脱钩既不现实，也不利于全球经济稳定与发展。
同时，历史因素深刻影响着当下的中美关系。过往的分歧与博弈，形成了长期的互信赤字，持续影响着两国的公众认知与政策决策。但在我看来，正视历史分歧不是为了固化对立，而是为了推动两国开展更理性、更审慎的对话沟通。复盘过往矛盾的成因与影响，能够帮助双方规避重复对抗，推动双边关系稳步前行。
作为深耕国际关系与全球政策研究的青年学子，我期待中美两国能够聚焦共识、管控分歧，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金融稳定、科技治理等具备明确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常态化、机制化合作。尽管两国政治体制、战略诉求存在固有差异，但双方完全可以立足务实思维，以全球共同挑战为重，摒弃单边博弈思维，拓展合作空间。
对于FT中文网的中国读者，我想说的是，中美关系的改善不仅需要政府层面的沟通，更需要民间社会的持续交流。媒体传播、学术教育、文化互动能够打破单一的政治叙事，拉近两国民众的距离、消解认知偏差。在全球化深度演进的当下，深耕跨国教育、拥有跨文化经历的青年一代，有责任重塑中美交往的新范式，推动两国关系朝着合作共赢、面向未来的方向发展。
归根结底，我并不期待中美两国彻底消除分歧与差异，而是希望双方能够理性管控矛盾、坚守底线共识，在惠及全球的公共领域持续开展合作。稳定、良性、建设性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更是应对全球化复杂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基石。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开国际事务（NEIA）西半球研究中心主任，目前在推动“中美关系百人百访”系列高端访谈项目，力求以新颖的视角呈现世界与中国互动的信号与动态。微信号：porsche910114。本文仅代表受访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