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随着科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欲望和选择，“人类自由”是否正在被侵蚀？自由是否不再意味着“免受科技干预的自由”，而必须重新定义为能够深刻理解科技并与之互动，或者保持批判性判断的能力？
格尔•格鲁特：回到之前的问题：人类在所有（技术）革命中对自身思考的延续性，也将体现在人类自由的问题上。人工智能对意识的模拟会显得“真实”，显然是基于类似于台球运动这般因果关系的机制。一旦被击中，它将遵循与以同样方式击中的台球完全相同的轨迹。然而，认为人类意识因此必须将自身视为这样一种“台球机制”的观点，仍然是一种哲学上的幼稚想法。
这并非因为意识以某种方式脱离或免于物质，而是因为人类意识必然在其自身自由的前提下运作。这个前提或许并不正确，但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康德会称之为“先验的”。如果它是一种幻觉，那么它就是一种“先验幻觉”，但即便如此，在人类对自身的思考中，它仍然是无法回避的。
这种关于自由必然性的观点——或许是一种幻觉，但却是一种有效的幻觉——值得更深入的阐述，可惜我在此无法展开。我只想表明，人工智能无疑会对人类的自我认知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有其局限性的，而且绝不会威胁到“我”必须为自身设定的自由。
问：如果我们完全接受人工智能将成为未来社会新的自然环境或背景架构，那么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类面临的最根本挑战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格尔•格鲁特：我想就我之前的回答做些补充。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都是“自由”这一概念本身。这些发展不会影响到自由。我们将继续体验并视自己为自由的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个模拟技术扮演着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复杂的角色的世界里，这种自由的自我也能够以越来越微妙的方式被操控，诱使它做出一些它自认为完全出于自身意愿的决定。然而，这并非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机制。毕竟，诱惑的定义本身就包含着操控的成分，它不会剥夺自由意志，而是将其引导至由外部力量决定的方向。这种操控的力量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察觉。然而，我们应对这种操控的方式，与我们现在（试图）武装自己以对抗广告、虚假新闻等说服力的方式，本质上并无不同。
在这方面，培训、教育、信息以及区分可靠信息源和不可靠信息源的能力仍然至关重要——即便他们必须应对的现象将变得日益复杂。然而，我认为这不会给人类的生存状况带来任何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可能与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所给出的答案有根本性的差异。
最后，2500年前柏拉图的洞穴寓言也是为了保护人类免受表象的诱惑，并引导他们回归对现实的正确理解。我们对这种“现实”的理解与柏拉图有所不同（我们不再为了“更高”的理念现实而牺牲物质现实），但其中蕴含的教育理想却是一致的。尽管犯过种种错误，但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在面对现实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甚至做得更好。没有理由认为人工智能会从根本上影响这种能力。
（注：王曦璐，北京大学哲学博士，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访问博士。现为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长期关注苏格兰启蒙时期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
王英良，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开国际事务（NEIA）评论与研究主笔，主要研究产业投资与国家竞争，目前正在推动辐射全球的“百人百访”栏目，力求以新颖的视角呈现世界与中国互动的信号与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