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数年未能及时下降的全球排放，已经抬高了实现《巴黎协定》温控目标所能争取的最低升温峰值。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6年排放差距报告》据此提高了未来的减排速度要求，并指出即使行动加速，我们也仍将经历更高的升温峰值。
与此同时，清洁能源建设虽已明显提速，既有高碳设施仍将影响未来多年的能源使用。要缩小排放差距，新增清洁供给必须持续替代化石能源，相关投资、运行和退出安排也需要随之调整。
减排起点推迟，抬高了后续减排难度
一个值得所有人关注的现象是：全球排放没有按照此前模型假定从2020年前后持续下降，这也使得原有1.5℃温控路径的起点失去现实基础。
往年报告采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中的情景，这些情景假定全球从2020年前后开始快速减排，争取将相对工业化前水平的升温限制在1.5℃附近。“过冲”指升温超过温控阈值后再逐步回落，其中“有限过冲”通常指超过1.5℃的幅度不超过0.1℃。随着实际排放继续增长，旧情景所要求的近期减排幅度已超出现实可实现范围，新的路径必须以已经发生的排放为起点重新计算。
新的温控路径以2025年开始安排严格减排，并用技术部署和环境承载条件筛选可能的转型速度。对各国现行政策和减排承诺的预测，仍沿用原有五组模型研究的更新结果。用于衡量温控要求的路径则来自“情景罗盘倡议”和“情景模型比较计划”两项国际研究协作，前者汇集与筛选减排情景，后者为气候模拟提供路径。筛选既考察近期技术扩散速度和项目储备，也考察长期生物能源利用对粮食安全及生态系统的影响。在这些条件约束下，全球能够争取的最低过冲水平有了新的估计。
最低1.5℃过冲情景要求尽早压低升温峰值，并争取在本世纪末使温度回落。按照新的情景，全球有约66%的概率将本世纪升温峰值控制在1.7-1.8℃以内，约有50%的概率在2100年回到1.5℃或以下。要实现相应的排放轨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需在2030年、2035年和2040年分别比2025年减少18%、45%和69%。2025-2035年的平均年度减排速度约为5.7%，高于旧路径约5%的要求。行动启动得更晚，使同样指向世纪中叶净零的转型必须在剩余时间内完成更集中的调整。
新旧路径的差别，在排放下降的时间分布上尤为明显。以按增温效应折算的二氧化碳当量衡量，旧1.5℃路径中2030年全球年度排放约为330亿吨，新路径约为490亿吨。到2050年，新路径需要降至约60亿吨，低于旧路径约80亿吨的水平。前期排放更高，后期却需要降得更深，意味着更多发电和工业设备须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替代或调整。此前累积的排放还会推高升温峰值，即使后续加速减排也无法消除已经形成的全部影响。如此陡峭的下降轨迹，首先需要检验各国2035年承诺能够承担多大比例的减排任务。
全面兑现现有承诺，只能弥合约四分之一的缺口
当前，各国现有减排承诺与2035年最低过冲路径的要求仍相距很远。
依据《巴黎协定》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是各国提出的气候行动目标及实施安排。其中，无条件目标由本国自行落实，有条件目标的额外行动需要国际资金或技术等支持。
按这些承诺测算，仅兑现无条件目标，2035年全球排放比2025年降低约11%，全部兑现有条件目标后降幅约为15%，而最低过冲路径要求降低45%。现有承诺对应的减排幅度尚不足以支撑这条温控路径，承诺本身也有一部分尚未转化为现行政策。
从2035年的排放水平看，现行政策预计仍产生约55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最低过冲路径要求降至约330亿吨，两者相差220亿吨。若各国全部兑现国家自主贡献，预计排放可降至约490亿吨，减少其中约60亿吨，这是现行政策距离已有承诺的落实缺口。剩余160亿吨属于承诺兑现之后仍存在的目标差距。总体来看，落实已有承诺约能弥合总缺口的27%，另外约73%需要通过更强的国家目标和新增政策实现。未能在2035年前填补的差距，还会影响此后的排放积累与温度变化。
不同承诺兑现程度所对应的长期温升结果，也反映出这种差距的后果。现行政策持续实施，本世纪全球升温约有66%的概率控制在2.8℃以内。全部落实国家自主贡献并延续相应努力，可将这一水平降至约2.6℃。如果长期净零承诺也得到兑现，即人为排放与移除在承诺覆盖范围内相抵，则可进一步降至约2.1℃。
这些情景说明，落实承诺能够减少未来升温，但距离最低过冲路径仍有差距。要继续压低升温峰值，更强的目标必须改变未来十年的发电方式和工业能源使用
清洁供给扩张需要带动高碳设施减量运行
清洁电力的快速发展，为更大幅度减排提供了现实基础。2013-2025年，全球可再生电力装机增加量约为2015年政策预测增量的3倍，其中光伏增量约为预测的7倍。2025年全球新增发电量几乎全部由光伏及其他低排放电源满足，可再生能源增长也开始压低部分煤电的利用率。清洁能源已经减少了原本可能出现的排放增长。然而，新增电力需求仍在扩大，清洁电力的增长能否进一步带来排放总量下降，取决于其替代了多少既有化石能源。
然而，化石能源的持续使用，解释了清洁电力增长与全球排放下降之间仍有距离。2025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初步估计约为58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与修订后的2024年约585亿吨接近。同期化石燃料相关二氧化碳排放继续增加，土地利用等部门排放下降抵消了这部分增长，其中一部分来自植被燃烧排放减少。在需求持续增长的条件下，清洁供给需要先满足新增用电，再逐步替代存量化石发电。实现后一项任务，首先要让新增清洁电力能够接入系统并送达用户。
此外，由于电网建设周期较长，正在限制清洁装机形成的实际替代能力。国际能源署是提供能源分析与政策建议的政府间机构，其估计新电网从规划、许可到建成通常需要5-15年，而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约需1-5年。电网建设跟不上电源扩张时，一部分清洁电量难以送往需求地区。围绕2035年减排目标安排投资，需要提前建设输配电设施，并提高储能与系统调节能力，使新增清洁电源能够承担更多实际用电。输送与调节能力逐步具备以后，清洁电力实际能够替代多少燃煤发电，还取决于原有机组如何安排运行。
值得注意的是，化石电源减少运行，也涉及供电保障和存量资产收益的重新安排。最低过冲路径要求，到2035年全球煤炭一次能源供应至少比2025年减少55%，发电和工业部门的煤炭使用都需要下降。对承担供电保障任务的煤电机组，可以保留必要供电能力，同时减少日常高排放发电。相应的调度规则应允许清洁电力优先替代燃煤电量，保供补偿则对应机组可实际提供的容量和调节服务。随着煤电发电量下降，既有资产回收收入随之减少，新增清洁投资与高碳设施调整便同时提出了资金安排要求。
清洁电力的替代受阻，本质上不仅是技术与电网问题，更关乎存量资产的利益调整与资金分担，这构成了全球转型提速的下一道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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