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假设人工智能很聪明,是假设它们会计算自己的成本收益。如果我们真的把它们当人类看待,就应该适用人类必须遵循的法律和规则。如果某个人工智能侵入了他人的网络造成损失,则它就应该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当然惩罚应适应人工智能的特点,如关闭电源多少天等。就如同法律对人类的作用一样,惩罚会增加违法的成本,使当事者不再违法,旁观者也将此成本加到他(它)们的预期,以降低以后违法的概率。既然人工智能是人类创造的,就应该创造出似人类人工智能,而不是似黑猩猩人工智能。前者应加入作为一个人类的道德标准和法律约束,而后者只需遵循黑猩猩在丛林中的法则。正如《阿西洛马人工智能原则》第10条所宣示,“对于高度自主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应保其目标和行为在整个运行过程中与人类价值观相一致。”(转引自方滨兴,2020,214)
不过,如果我们真的认为人工智能很聪明,这些人类价值观就不应仅是从外部强加的,而是人工智能内在计算的结果。人类的文明规则就是以社会总体效率为计算单位的公平规则。这种规则不会鼓励以损害他人利益为手段的利己行为,而是鼓励未来的间接的利己行为,即合作的利己行为。这正是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来的看法,即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要遵循道德标准。这就是经济学的效率标准。当一个人工智能认为某行为对自己有利时,还应进行了一个高阶的标准检验,即帕累托改进标准,即这个行为是否同时损害了别人,如果是,则应否定这种行为,如果否,可以放行。这实际上也是该人工智能最聪明的作法,就如同遵守道德的人会长久获益。这样,人工智能的智力可以在用于为自己牟利的同时,增进与人类之间的和平与合作。这种内在于人工智能的人类价值观,才会使它们更安全可靠。
实际上,在和平与合作方面,人类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前述暴力死亡率比黑猩猩社会明显下降就是明证。为此他们创造了不少制度,如产权,交易,婚姻,宗教,国家,法庭和传媒;以及便利这些制度的技术,如语言,房屋,货币,道路,电话,计算机和互联网。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崇尚和平与合作的文化。但是即使死亡率降到1~2%,仍然有大规模的世界战争。这远不是我们的理想。所以最终解决的难题就是,如何有一个世界永久和平的可行方案。在我看来,在短期内,人类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人工智能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人类加上人工智能的帮助,有可能会加速接近这一目标。回顾一下人类历史,为什么人类的暴力死亡率在持续下降,是因为人类的文明规则在不断演进。
这并不是一个总体方案的变化,而是在每一个细节上的进展。我们也不期待有人或人工智能会提出一个一劳永逸的总体方案。人类暴力死亡率下降的过程,恰恰是一小步一小步、微观、渐进和累积实现的。这就是在解决无数具体问题时创造出新的和平与合作的解决方法。如某项技术保护了人与人之间的产权边界,例如墙和锁;又如某项制度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例如证券市场。每一步微小的改进都意味着选择合作的净收益又大了一点儿。人们会越来越倾向于选择非暴力的文明规则,而不是暴力规则。当选择前者的人越来越多时,选择后者就越来越没有必要。在这一过程中,人工智能会在达成协议时提出更好的合约文本,在解决某一具体冲突时提出双方更能接受的妥协方案。有大量这样的文本或方案的提出和实施,文明制度和技术的渐进累积过程会加速。终会有一天,人类会觉得没有必要用暴力的方式解决任何冲突,那将是世界永久和平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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