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在苏格兰召集全球AI企业高层举行会议，讨论人工智能如何造福社会，以及在人类加速开发AI的同时，如何确保安全、治理与人类控制。
受邀参加会议的主要科技企业包括Nvidia、Google DeepMind、OpenAI和Anthropic。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细节是：与会的几家全球AI领军企业，如今大多处于美国科技和资本体系之中。
DeepMind虽然诞生于伦敦，其联合创始人Demis Hassabis毕业于剑桥大学，也是英国最具代表性的AI科学家之一。但自2014年被Google收购后，DeepMind便成为Google、后来Alphabet体系的一部分。
就在同一周，距离苏格兰数百英里的剑桥，也在讨论一个与此遥相呼应的问题。
拥有800多年大学传统的剑桥，如今方圆10英里内聚集了30多个科学与技术园区，也是欧洲最重要的生物技术产业集群之一。2026剑桥科技周围绕“How Deep Tech Changes the World”（深科技如何改变世界）展开，讨论的重点已经不只是“我们还能发明什么”，而是这些技术如何获得资金和能源、如何被治理和部署，以及最终如何实现规模化。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也由此浮现：英国为什么能够产生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和优秀的科技初创企业，却难以持续产生下一代全球科技巨头？
十多年前，连续创业者和天使投资人Sherry Coutu在《Scale-Up Report》中已经提出类似诊断：英国很擅长让公司启动起来，困难发生在把它们真正做大的阶段。如今，这个问题有了新的紧迫性。
换句话说，一个擅长把0变成1的科技生态，怎样把1做到10，再做到100？
这是一个老问题，但AI给了它新的挑战。
剑桥离硅谷到底有多远？
剑桥，这个被称为“硅沼”（Silicon Fen）的英国科技重镇，距离真正的加州硅谷究竟还有多远？
从体量看，剑桥已经形成一个相当可观的科技生态。剑桥大学2025年援引Dealroom分析称，剑桥科技生态的企业价值已达到约2220亿美元，占英国技术总价值的18%。Dealroom《Global Tech Ecosystem Index 2025》则显示，剑桥在人均科技生态密度上位居全球第三，仅次于旧金山湾区和波士顿。
但如果把视线移到大西洋另一边，数量级很快发生变化。2024年，剑桥初创和成长型科技企业获得约23亿美元投资；根据Crunchbase数据，同一年Bay Area初创企业吸收约900亿美元风险资本——接近39倍。
Dealroom目前数据显示，Bay Area每年新成立约2742家企业，其中约1422家获得投资。换句话说，旧金山湾区一年获得投资的新创企业数量，就相当于Dealroom目前追踪的剑桥已获投资初创企业存量的约2.5倍。但有意思的是，资本规模的巨大差距，并没有在创业早期转化率上表现出来。
Dealroom追踪2015年至2020年获得种子轮融资的企业发现，剑桥初创企业从种子轮（Seed）进入A轮（Series A）的比例达到41%，Bay Area为40%，Oxford为35%。Dealroom还估算，剑桥科技企业每获得1美元风险资本投入，最终形成约17.7美元企业价值。Arm、Darktrace，以及从Cambridge Quantum发展而来的Quantinuum，加上Nyobolt等新一代深科技企业，也证明剑桥并不缺乏把前沿科研转化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公司的能力。真正的差距，更多出现在规模化阶段。
从“能发明什么”到“谁能规模化”
技术突破出现之后，谁来提供资金？谁提供芯片、算力、电力和数据中心？谁来监管？又由谁把技术从实验室真正推向市场并实现规模化？
英国政府的产业政策也在发生相应调整。
2025年公布的英国十年现代产业战略，把数字与科技、生命科学、先进制造、清洁能源、金融服务等八个领域列为增长重点。政策语言也越来越明确地从支持“innovation”延伸到帮助企业“start, scale and stay”——不仅让公司在英国诞生，也希望它们能够在英国成长，并最终留在英国。
今年7月，英国政府进一步重组相关部门，成立新的商业、创新、科学与贸易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Science and Trade，BIST），试图提供从基础研究到创新企业创立和规模化的“end-to-end support”。
AI的发展则让这个问题更加迫切。当AI进入大规模部署阶段，竞争正在迅速向模型之外扩展。芯片、数据中心、电力、高速网络、冷却系统和长期资本，开始成为决定AI发展速度的基础条件。
这意味着AI越来越具有传统工业的一些特征：资本密集、能源密集、基础设施密集，而且投资周期越来越长。深科技竞争的核心，正在从“谁先发明”转向“谁能将创新真正规模化”。创业宏观环境的改变，需要政策、资本与产业生态的长期积累；但对创业者而言，更快能够发生的改变，是对市场、风险以及一家企业“可想象上限”的重新认识。
Jamie Urquhart：一个工程师为什么要学会销售？
今年3月，在剑桥商学院创业硕士晚宴上，我恰好坐在主讲嘉宾Jamie Urquhart的斜对面。他是1990年参与创办Arm的12名工程师之一。三十多年后的今天，Arm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芯片架构公司之一。截至2026年9月18日收盘，其市值高达2943亿美元。
Urquhart告诉同学们，公司初创时穷得连专业销售人员都请不起，他这个做芯片设计的工程师，只好自己出去谈客户。他说，与其雇一个销售人员，再花时间教他理解复杂的芯片技术，不如自己先学会怎么卖。Arm最终做到了。它没有像传统芯片公司一样投入巨资建设晶圆厂，而是选择把处理器架构作为知识产权授权给其他芯片制造商。Urquhart离开Arm以后，又成为天使投资人和风险投资人，长期参与Cambridge Judge的创业项目，把自己走过的路和积累的经验传给年轻科学家和创业者。
不久前，Urquhart去世，享年69岁。回头看，他留给剑桥的遗产或许不只是Arm本身，更是一种后来被反复验证的创业逻辑：发明只是起点。真正困难的，是怎样让一项技术走出实验室，找到客户、资本和市场，最终成长为一家全球企业。
“High talent, low belief”
牛剑创业社群Oxbridge-AIx创始人Udai D用一句话概括英国创业生态：“High talent, low belief.”——人才极强，但信念不足。
在他看来，英国的人才水平并不输给世界任何地方。问题从来不是牛津、剑桥、帝国理工出不了聪明人，而是这些聪明人是否被鼓励相信：自己真的可以建立一家改变世界的公司。他强调的创业第一步并不复杂：访问100到200名潜在客户。目的不是证明自己的想法有多好，而是先确定你所聚焦的问题究竟是否真实存在。
这其实与Jamie Urquhart几十年前的经验遥相呼应：科学家和工程师最终必须走出去，面对客户。
“时间比资本珍贵”
今年春天，我问几位有硅谷经验的创业者：硅谷究竟做对了什么？
Coinrule联合创始人Oleg Giberstein讲起自己在伦敦和旧金山融资的经历。在伦敦，他们见了很多投资人，花大量时间回答“如果失败怎么办”之类的问题；到了旧金山，一通15分钟的电话之后，他们拿到了25万美元投资。
他的总结很直接：硅谷认为时间比资本更加珍贵。
QFEX创始人兼CEO Annanay Kapila认为，这背后是一整套不同的风险文化。从创始人到投资者，从LP到VC，人们真正寻找的是下一个Google、下一家伟大的AI公司。因为所有人都知道，真正巨大的回报来自极少数这样的公司。因此，失败不是系统的异常，而是寻找极端成功过程中可以接受的成本。资本的差异背后，最终仍然是一种对风险、失败和成功尺度的不同理解。
硅沼和硅谷的人才密度
硅谷和剑桥的成功，都建立在“集聚”之上。知识、人脉、客户和机会在很小的地理范围内高速流动。这种密度本身就是生产力。先后在欧洲和美国科技生态中工作过的德国创业者Victor Neumann，给我提供了一个更微观的观察。
在他看来，德国创业者尤其擅长operational excellence——能够建立扎实、组织良好、结构清晰的企业；美国创业者则更习惯dreaming big。“如果我在德国告诉别人一个非常疯狂的想法，他们可能会说，‘这根本行不通’；但如果我在旧金山提出同样的想法，人们更可能和我一起讨论：‘我们怎样才能让它实现？’”
但他认为硅谷另一个更难复制的优势，是密度。
他形容，如果把剑桥、牛津、伦敦、柏林、苏黎世、巴黎最优秀的一批科技人才全部放进同一座城市，那大概就是旧金山的感觉。
欧洲不是没有顶尖人才，而是这些人才分散在多个优秀却彼此独立的科技中心。资本、文化之外，这或许是剑桥与硅谷之间第三个重要的距离：人才和网络的密度。就像Patrick和Sachit在Google参观时，Demis Hassabis恰好从他们身边擦肩而过，这样的惊喜和碰撞，在硅谷似乎更为寻常。
从Silicon Fen到Silicon Valley
面对这道scale-up难题，剑桥人其实正在尝试几种不同的答案。
有些人传递经验。就像Jamie Urquhart，先亲自走过那条路，再回来拉年轻人一把。
有些人在改变心态。E-Lab、Oxbridge-AIx试图解决的是创业之前的问题：让学生和学者相信，建立一家企业本身就是一种正常而值得认真考虑的人生选择。
还有一些人充当摆渡者。Patrick Blumenthal、Sachit Shenai和Simon Huang并不试图在剑桥复制一座硅谷，而是把年轻创业者直接带到那里，让他们亲眼看到资本、人才、客户和野心如何在同一个生态里运转，然后把新的参照系带回剑桥。
还有第四种，是搭建基础设施的人。他们可能不是创业者，甚至不一定来自科技行业。他们来自政府、养老金、大学、资本市场、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机构。
他们需要解决的是那些创业者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长期资本从哪里来？实验室建在哪里？电力怎样接入？住房如何增加？企业长大以后在哪里融资？
硅谷通过高风险、高回报的资本文化提高容错率；北欧一些国家则依靠更强的社会安全网降低个人承担风险的代价。英国也必须寻找自己的方法，把大学、金融市场、产业政策和科技集群原本已经拥有的优势真正连接起来。
因为规模化差距最终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它既是创业者的命题，也是资本市场的命题；既关乎文化和雄心，也关乎一个国家如何配置长期资本、建设基础设施和承担技术风险。
剑桥已经一次又一次证明，它有能力把0变成1。下一个问题是，当1已经出现以后，怎样让它走到10，走到100——而不必先离开剑桥，才能相信自己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