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引出了下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如果政治没有让欧洲突然“关门”，那么过去几年越来越密集的贸易、采购、补贴和投资限制，又意味着什么？欧洲市场究竟是在关闭，还是在重新定义开放的条件？
欧洲市场正在关闭吗？
欧洲市场的门没有关，也不会管，但“门票”正在变。
过去很长时间，欧盟对于“欧洲制造”虽然存在政策偏好，但更多隐藏在环保标准、产业补贴和公共采购的具体规则之中。只要企业满足欧盟共同标准，无论来自哪里，原则上都可以进入统一市场参与竞争。如今，这种隐晦正在逐渐消失，“Made in Europe”正在从潜台词走向台前。
更值得注意的是，欧洲政策所覆盖的产业边界正在迅速扩大。2025年，欧盟首次正式动用国际采购工具（IPI），将中国医疗器械作为公共采购限制的对象；到了2026年，《工业加速器法案》（IAA）进一步把钢铁、铝、水泥、汽车以及电池、储能、光伏、风电等净零技术纳入“Made in EU”及低碳要求的政策框架，而且未来还可能扩展到化工等更多能源密集型产业。与此同时，欧盟又通过钢铁和金属行动计划，以及电池、光伏、清洁氢、关键原材料、半导体、核能和海事制造等一系列产业联盟，将公共资金、采购、供应链、技术研发和本土制造逐渐串联起来。
如果把这些政策放在一起看，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欧洲产业生态圈”正在形成。过去欧盟对于本土制造的支持更多是藏在环保标准、补贴政策和公共采购规则中的隐性偏好；现在，“Made in Europe”正在从潜台词走向台前。2026年9月欧委会提出的新《公共采购法案》甚至明确引入“欧盟制造优先标准“（European preference criteria）。换句话说，欧洲政策正在从保护某几个受到冲击的产业，转向更系统地回答一个问题：欧洲的公共资金、公共采购和统一市场，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优先服务于欧洲自己的产业链？
事实上，早在2019年，笔者就曾判断，欧洲接下来可能出现的将是“不点名、不明确针对”的产业政策调整，投资审查不断加强，并围绕本土企业和战略核心产业制定更多防御性政策。七年以后，这种变化已经从当年的政策趋势，逐渐变成一套制度化工具箱，欧洲的产业政策正在经历一个很重要的转变——过去更多是在问“你的产品是否符合欧洲规则”，现在则越来越多地问“你为欧洲留下了多少价值”；过去管理的是“产品从哪里来”，未来越来越可能管理“产业链在哪里”。
但这里又存在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错位：欧洲目前最有力的政策杠杆仍然集中在公共资金和公共采购，而新一代中国全球化企业却越来越多直接面对消费者、工业客户、企业客户、经销商和企业车队，对政府订单和公共补贴的依赖相对有限。因此，限制公共采购当然会对医疗设备、铁路、基础设施等高度依赖政府订单的行业产生直接影响，却很难依靠这一道政策闸门关闭整个欧洲市场。
真正值得中国企业警惕的，是这种“欧洲优先”的逻辑会不会进一步从公共市场向私人市场溢出。一旦“Made in Europe”、本地化要求和供应链安全标准进一步影响银行融资、保险、大企业采购乃至私人供应链，其影响就会远远超过今天的一项关税或者一场公共采购。这也是为什么，欧洲市场今天真正发生的变化，并不是简单的“开放”或者“关闭”，而是从“你能不能卖到欧洲”，转向“你以什么身份留在欧洲”。
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正在尝试建立一种新的交换：用市场准入，换产业链落地；用欧洲市场，换欧洲价值。过去中国企业进入欧洲，最重要的问题是“我的产品能不能卖进去”；今天则必须再问一句：“我的到来，究竟能给当地留下什么？”欧洲市场没有消失，但那个只需要把产品卖进欧洲，就可以完成“全球化”的时代，已经悄然谢幕。
中国企业需要从“门户国家”转向“利益生态”共荣
如果欧洲正在重新定义开放的条件，那么中国企业的欧洲战略也需要随之改变。
过去十几年，中国企业进入欧洲经常寻找所谓的“门户国家”：默克尔时代的德国曾经承担过这样的角色；近年来，匈牙利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和电池企业进入欧洲的重要落脚点，西班牙等南欧国家也开始更加积极地吸引中国制造业投资。这套策略过去非常有效：找到一个政治关系稳定、投资政策友好的国家，以此作为进入欧洲统一市场的支点。
但今天，这个逻辑已经不够了。原因很简单：政府会换，但企业不能每四年重新出海一次。今天欢迎你的政府，几年以后可能已经不在台上；今天给予的政策承诺，下一届政府也可能重新评估。尤其是在欧洲政治日益碎片化的背景下，把一项长期投资过度绑定在某个政党、某届政府甚至某位政治人物身上，本身就是一种风险。
所以，中国企业欧洲战略真正需要完成的，是从寻找“门户国家”转向建立“利益生态”。
这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中欧产业关系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谁依赖谁”。一方面，汽车、传统机械正在经历国产替代，欧洲对华出口下降；另一方面，在半导体、高端制造等少数领域，中国仍存在关键节点依赖。但，笔者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另外两种关系：一是创新药、智能汽车、电池正在出现反向创新，中国研发和技术开始进入欧洲企业的全球产业链；二是在机器人、工业AI、自动化等领域，则已经进一步走向了深度融合——中国技术与欧洲的工业场景、品牌、渠道和工程能力的重新整合。
尤其是智能驾驶、AI和机器人，它们与传统商品不同，很难简单地把一个“中国版本”搬到欧洲。智能驾驶需要适应欧洲道路、数据和监管体系，工业AI必须进入欧洲企业真实的生产流程，机器人也必须与当地工厂、医院、物流和养老场景结合。根据笔者的长期观察，我们发现技术越智能，反而越需要理解本地。未来中国企业真正输出的，不只是产品和技术，而是一种集合各方优势的能力以及引领科技风潮的领导力；真正的本地化，也不只是“Made in Europe”，而是逐渐做到 Innovated with Europe。
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具体而言，中国企业至少需要完成三个转变：
首先，从“投资落地”走向“利益绑定”。建厂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让当地员工、供应商、大学、研发机构、银行、物流企业和行业协会逐渐进入企业的利益网络。中国企业需要思考的不只是“我在欧洲投资了多少钱”，而是“有多少当地经济活动因为我的存在而产生”。本地价值创造得越多，企业与当地经济的利益绑定就越深，抵御政治周期的能力自然也越强；
第二，从“政府关系”走向“社会融入”。欧洲真正影响企业长期经营的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s）远不止政府。地方议会、工会、行业协会、媒体、大学、社区和客户，都可能影响一家企业的社会接受度。因此，本地化不能只有本地生产（local production），还应该有本地参与（local participation）。中国企业不仅要“在欧洲经营”，还要学会“参与欧洲”——理解当地社会关心什么，参与当地公共议题，与员工、社区和产业伙伴建立跨越选举周期的关系；
第三，坚持“科技领导力+人文关怀”两条腿走路。随着中国企业在新能源汽车、储能、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领域逐渐进入技术前沿，欧洲市场当然需要看到中企的科技实力，但我们企业也需要避免把全球化变成单纯的技术“秀肌肉”。真正能够建立长期影响力的科技领导者，不仅要回答“我的技术有多先进”，还要回答“我的技术最终为谁服务”。这意味着，在展示技术、效率和创新能力的同时，也要更加主动地关注技术进步背后的“人”：能否降低普通家庭的能源和出行成本，能否改善老年人、残障人士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生活，能否让自动化和AI带来的效率红利更广泛地进入社会。科技领导力决定一家企业能够走多快，人文关怀则决定它能够走多远。对于真正希望扎根欧洲的中国企业而言，二者缺一不可。
归根结底，本地化越深入，企业面对政治周期的抗周期能力越强。说到底，流水的是选举政府，铁打的是利益生态。想要深耕欧洲市场，不仅是要被接受，更是被需要。
（作者介绍：宋欣，出海策略专家、前欧盟政策顾问，畅销书《企业出海实战手册》作者。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