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同一期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78年的0.7%，一路攀升到2023年的60.2%，这意味着上大学这件事，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式的极端稀缺资源，变成了后来半数适龄青年都能读大学的普及品。大学生身份本身的稀缺性被迅速稀释，但也正因为供给暴增，才让原本没有机会读书的寒门子弟第一次大批量地获得了上升通道。
所以，关于昔日的农民后来成为企业家、过去的工人子弟通过上大学成为政府高官的故事，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比比皆是，一点都不稀奇。
反观英国，这个工业革命时期的全球经济首强，虽然在《人生七年》播出的这62年中没有中国文革那样的经济大滑坡、大崩溃，但也没有类似中国改革开放那样的结构性流动大爆发，相应地，阶层跃升的故事也比较罕见。
2025年，英国社会流动委员会在一份名为《State of the Nation 2025》的报告中指出，英国社会近几十年呈现“向上流动率下降、向下流动率上升”的趋势。报告认为，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专业与管理阶层的扩张速度明显放缓——这个曾经支撑战后大规模结构性流动的“蓄水池”后来增长乏力，新增的职位减少，使得上升空间收窄，而下降风险增加。
换句话说，英国的职业结构在二十世纪中期就已基本成熟定型，不再有像中国那样“整个社会从农业国变成世界工厂再变成中等收入国家”式的结构性剧变，新增的顶层“位子”有限，剩下的自然主要是循环流动，而循环流动最有利于已经占据资源和信息优势的家庭，这正好呼应了《人生七年》里那14个孩子后来的人生轨迹，也呼应了前面提到的萨顿信托基金会的数据里所显示的英国顶层复制现象。
不过，必须指出，近十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随着各种竞争越来越“内卷”，随着结构性流动逐渐被循环流动所替代，中国也出现了日趋严重的阶层固化现象，出现了“教育锁”和“房产锁”，教育从“流动加速器”逐渐变成“阶层固化器”，其主要载体之一便是学区房。未来的中国，是否会逐步与英国趋同，从“寒门贵子”的科举叙事，滑向英国式的地理阶层固化叙事，确实值得认真关注。
谁是数百年来英国持久的赢家？
那么，英国的阶层固化，是否仅仅是《人生七年》播出的这62年中的特有现象？
你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英国这62年经济发展缓慢，所以阶级跃升的机会就相应地减少，但英国还有海外扩张、工业革命、帝国兴建、经济大跃进的“狂飙突进”时代呢，那时肯定有无数昔日的穷光蛋白手起家、成功逆袭的传奇故事！
真实情况可能会让你感到意外：经济史学界过去二十年量化研究的结果，并不符合你可能有的“英国工业革命时代的阶层跃升一定比中国改革开放更剧烈”这个直觉。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确实流行“自助”叙事，狄更斯、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里也确实塑造了不少“白手起家的实业家”形象，但这些叙事和形象很大程度上只是文学建构。英国经济史学者安德鲁•迈尔斯（AndrewMiles）通过系统分析十九世纪英国超过一万份婚姻登记册，发现父子职业继承在当时极为普遍，社会流动总体有限。另外两位英国经济史学者哈罗德•佩尔金（HaroldPerkin）和迈克尔•桑德森（MichaelSanderson）进一步指出，工业革命时期工厂制度的兴起削弱了传统学徒制的晋升路径，使早期工业化阶段的上升流动机会并不如想象中开放。
如果说结婚登记册的方法论还有争议（不同学者用不同技术处理，会得出不同结果），那么，两位英国经济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和尼尔•卡明斯（Neil Cummins）用了一种更巧妙、跨度更长（1700—2012年，跨越300多年）的方法：追踪罕见姓氏在精英群体（如高等法院遗嘱认证记录里的富人、牛津剑桥新生名单）中的相对占比，随时间如何回归社会平均水平。这个方法的好处是能够穿透职业、收入这些容易被短期政策或制度变化干扰的单一指标，捕捉到更底层、更难改变的家族综合地位。
他们的核心发现相当惊人：
首先，工业革命完全没有加速社会流动。1710—1739年间就已经跻身精英阶层（在坎特伯雷大主教遗嘱认证法庭留下记录）的罕见姓氏群体，到1830—1858年（工业革命高峰期），也就是整整四代人之后，依然显著超额出现在精英群体中，这批姓氏并“没有被棉纺厂、煤矿、钢铁厂、铁路行业里那些暴发户迅速取代”。
其次，用这个方法算出的代际持续系数（b值，越接近1流动性越低）在整个1700—2012年间基本稳定在0.7—0.86之间，工业革命期间（0.82—0.86）甚至比之前更高，没有下降的迹象。
第三，就连牛津、剑桥这两所精英大学的入学名单也是如此：1800—1829年间曾有人以某个罕见姓氏考入牛剑，两百年后（2010—2012年）这个姓氏出现在牛剑名单上的概率，依然是普通姓氏的3倍——这个衰减速度，在前工业化时代、工业革命时代、现代英国之间几乎没有差别。
另外，英国历史学家威廉•鲁宾斯坦（William Rubinstein）对19世纪后期英国最富有人群的遗产研究也佐证了这一点：1860年代英国留下50万英镑以上遗产的379人中，来自纺织业（工业革命的招牌产业）的只有17人，仅占4%；大多数超级富豪的财富依然来自土地、金融、法律这些“旧经济”部门，而不是新兴的工业资本家。就连修建铁路网络、对工业革命贡献卓著的乔治•斯蒂芬森，去世时也只是“略有薄产”，因为铁路、煤矿、棉纺织这些行业竞争过于激烈，资本回报率其实一直很低，并没有制造出大批“新贵”。
还有学者进行了更久远的历史研究，试图证明英国700年、800年的基本社会结构，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我不厌其烦地列举了这些学者的研究结论，是想说明，根据这些学者的量化研究，工业革命、海外扩张、大英帝国的建立，虽然彻底重塑了英国的经济结构、城市面貌和国际地位，却出人意料地没有显著改变英国社会内部“谁的孩子最终会站到哪个社会阶层”这件事。 旧贵族、旧的法律—金融—土地精英，大体上保住了自己的位置；新兴的工业资本，也更多是由原本就有一定资本和商业背景的中产阶级家庭（而非真正的贫民）攫取的。
但是，这显然与我前面提到的“结构性流动”理论颇为矛盾：英国明明经历了剧烈的结构变迁（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全球最大帝国），为什么阶层流动却基本上纹丝不动？
我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结构性变迁本身并不必然带来阶层流动，关键要看新增的“位子”最终被谁占据。中国改革开放的独特之处在于，1978年前的计划经济和文革，已经把原有的精英网络、财产权、社会资本几乎清零重来——不管是“地富反坏右“还是老干部家庭，大家在物质资本和社会网络上被拉到了一个相对接近的起跑线上，这才使得后来结构性扩张出来的“新位子”，真正有机会被寒门子弟大量占据。而英国的工业革命恰恰相反：贵族的土地、法律和金融精英的资本与人脉，从未被剧烈打断过——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的产权制度、精英网络具有极强的连续性，所以哪怕经济结构天翻地覆，新增的财富和“位子”也大量流向了本就手握资本、教育资源和社会关系的阶层，穷人子弟能挤进去的比例，并没有因为“蛋糕做大了”而显著提高。
再深究一下：英国的老精英阶层为什么几百年来一直是赢家？
一句话：英国缺乏革命。
你可能会质疑我：英国并不缺乏革命，有砍掉国王头颅的清教徒革命（英国内战）、王朝复辟的光荣革命、两次工业革命、还有农业革命、金融革命等等，不过，砍掉国王头和迎取新国王的那两场革命，是政治革命，其他冠以“革命”之名的，都是经济革命，英国唯独缺的是社会革命，即像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那样的推翻老精英阶层的社会革命。
至于英国模式与法国模式、俄国模式、中国模式相比，谁优谁劣，那就是另外一篇文章的话题了。
经过漫长的62年，《人生七年》终于落下了帷幕，但62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可能就是一朵浪花。
其实，英国老精英阶层数百年长盛不衰的秘诀，恰恰在于其统治模式的极度弹性与吸收能力。它不是一块严丝合缝的铁板，而更像是一块有缝隙的橡胶：它允许极少数像尼克、苏这样的平民精英实现向上跃升，也允许像西蒙、托尼这样的人在基层找到生命的价值与尊严，从而巧妙地化解了彻底的社会革命。
再回到“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句源自中国的俗话，如果用在鸦片战争以降的近现代中国，就不太灵验，但似乎可以用在英国这个没有发生彻底的社会革命的国家，从一个英国孩子的七岁，我们不仅能够看到他的70岁，还能够看穿700年历史的的阶级延续，不过，在这种阶级延续的历史画片间隙，正如《人生七年》每一集所展示的那样，每一个活生生的人，依然能够用他或她的70年岁月，去超越阶层预设，绽放各自生命的光华和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