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说历史是由战争、制度与帝王的雄心写成的，那么古罗马的传记体历史作家苏维托尼乌斯则是偏要带人们从另一扇门走进罗马帝国：卧室、宴会厅、皇宫走廊，以及那些人人窃窃私语、却未必敢公开谈论的秘事。英国历史学家汤姆•霍兰德（Tom Holland）曾给苏维托尼乌斯在两千年前写下的《罗马十二帝王传》（The Lives of the Caesars）一个传神的评价：它有着“一份非常高雅的八卦专栏”的气质。
从尤利乌斯•恺撒开始，经历奥古斯都、提比略、卡利古拉、克劳狄乌斯、尼禄，直至图密善……苏维托尼乌斯所关心的从来不只限于这些君王发动过什么战争、颁布过什么法令，他同样着迷于这些统治者如何说话、如何吃饭、如何发怒、害怕什么、迷恋什么，又会怎样处理自己的欲望与秘密……于是，十二位被后世凝固成雕像和名字的“凯撒”，重新变成了活生生的人。
为这本传记带来全新英文译本的，是当代英语世界最擅长讲述古代历史的作家之一汤姆•霍兰德。霍兰德既是小说家，也是历史作家，长期穿梭于希腊、罗马、波斯以及基督教世界之间，把宏大的文明变迁写成充满人物、冲突与戏剧性的故事。如今，他还与历史学家多米尼克•桑德布鲁克（Dominic Sandbrook）共同主持着一档名为“The Rest Is History”历史播客，志在让历史以一种更为轻盈的方式进入大众文化。
不久前，爱丁堡国际图书节总监珍妮•尼文（Jenny Niven）与汤姆•霍兰德展开了一次对话，谈论他如何翻译苏维托尼乌斯，又如何透过已经流传了两千年的各种轶事和秘闻，去重新认识那些曾经站在古罗马权力巅峰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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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迷上古罗马以前，汤姆•霍兰德曾迷上过恐龙。他儿时曾四处搜寻一切与恐龙有关的东西，还让父母带他去参观每一个与中生代沾边的博物馆和游乐园。霍兰德解释，对他而言，恐龙的吸引力或许正是来自于它们既迷人、凶猛，又已经灭绝的现实。人们可以尽情享受它们令人恐惧的一切特质，却不必真的害怕。
在霍兰德看来，恐龙与古罗马帝国之间存在着颇为相似的部分：“罗马帝国就是历史上的霸王龙，是古代世界的顶级捕食者。”他认为，大多数人大概不会愿意生活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即便是罗马人，也未必是心甘情愿的。但罗马帝国又实在太有魅力了，让人无法移开目光。
霍兰德觉得，罗马帝国甚至具有某种科幻小说的特质。优秀的科幻小说会模糊熟悉事物与全然陌生事物之间的界线，动摇人们对自身的理解，同时让人看见，宇宙原来还可能以另一种方式被组织构建起来。罗马世界也是如此：一方面，它有许多令人熟悉的地方，甚至比古希腊更加亲近--今天人们仍在使用拉丁字母，至少在哈德良长城以南，英国许多城镇都是由罗马人建立的。在昔日罗马帝国的疆域内旅行，到处可见它留下的遗迹。今天欧洲和地中海的许多城市，也都曾属于罗马帝国。
另一方面，罗马人又陌生得令人恐惧。只要走进罗马斗兽场，认真想一想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人们对于“何为人类”的理解就会受到冲击。斗兽场首先意味着一种最直接的恐怖：人们为了娱乐而彼此搏斗，遭受折磨，或者被野兽吞噬。但它又不只是一座杀戮场，罗马人在那里聚集，确认自己与诸神、与过去以及与罗马人身份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一点让霍兰德感到着迷：罗马人究竟重视什么？是什么能够令他们害怕或振奋？又是什么赋予了他们身份认同？
自从在童年迷上罗马以后，霍兰德的兴趣很快扩展到几乎所有历史领域。他一直以为自己会在大学学习历史，结果，他迷上了小说，尤其是狄更斯。接着又彻底被普鲁斯特吸引。最终，他选择了文学，并梦想成为一名小说家：“我想写出一部‘狄更斯式的普鲁斯特’”，而当他真地动笔去写时，结果却是一场灾难：“写得糟透了。”
但他需要赚钱。当时，霍兰德正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拜伦和古典世界的关系。恰在此时，电影《夜访吸血鬼》上映。片中的贵族吸血鬼令他想到拜伦。贵族吸血鬼的文学传统，可以追溯到瑞士迪奥达蒂别墅那场著名的鬼故事聚会；玛丽•雪莱正是在那里获得创作《弗兰肯斯坦》的灵感。拜伦也在聚会上写下一个吸血鬼故事残篇，约翰•波利多里受其启发创作出了《吸血鬼》。那个脸色苍白、游历巴尔干地区、回到伦敦后成为社交界焦点的神秘贵族，显然带有拜伦本人的影子。拜伦的许多诗作也写到人物前往巴尔干地区，并在那里发现某种既令他们升华、又使他们遭受诅咒的神秘真相。于是霍兰德想：“如果拜伦本人就是吸血鬼呢？”
霍兰德手头恰好有一套约十二卷的拜伦书信和日记。他随手翻开一卷，读到拜伦谈论自己的回忆录。那些回忆录后来被付之一炬，其中的内容显然被认为过于惊人，不易公之于世。拜伦写道：“我已经写完了回忆录，不过出于对生者、死者以及兼具两种状态者的尊重，我没能把一切都写出来”。当霍兰德读到这里，立刻意识到，“好，就写这个”。于是，他写出了一部把拜伦设定为吸血鬼的小说。小说市场反响不错，在英国和美国都获得了出版合约。
此后的几部小说同样以历史为背景：一部发生在1888年的伦敦，一部发生在17世纪的王政复辟时期，还有一部以古埃及为背景，从图坦卡蒙陵墓的发现，一直追溯到图坦卡蒙及其可能的父亲阿肯那顿所处的时代。为创作这些小说，霍兰德进行了深入的历史研究。他不由想：“既然人们赞赏我的研究功夫，我应该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年轻时一心想成为普鲁斯特式的小说家。普鲁斯特笔下最著名的场景，是主人公把玛德莱娜小蛋糕浸入茶中，味觉意外唤起他童年的记忆。而整部小说都在探索记忆、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关系。
霍兰德表示，古代文明就是属于他的玛德莱娜蛋糕。许多小说家从自己过去最深处获取灵感，反复回望童年或某段塑造了自己的经历，而他的童年，正是由对历史的痴迷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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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后，霍兰德决定改变方向，转而书写历史。他选择写的第一个时代，正是他童年时最着迷的时期——尤利乌斯•凯撒所处的时代。他的第一部非虚构作品《卢比孔河：罗马共和国的胜利与悲剧》由此诞生。此后，他的目光转向希波战争。希罗多德几乎是关于那场战争唯一留下完整叙事的古代历史学家。而且，希罗多德写作之际，不少亲历战争的人仍然在世。霍兰德翻译了希罗多德的《历史》，该英译本由企鹅古典丛书于2013年出版。《泰晤士报》的文学增刊评价它“毫无疑问是过去半个世纪问世的最佳希罗多德英译本”。
霍兰德介绍，一次文学节上，企鹅古典丛书的编辑找到他，表示丛书中的希罗多德译本是20世纪50年代最早出版的一批译作之一，到如今已经有些过时，问他是否愿意重新翻译。霍兰德听后尴尬极了。他想起唐•德里罗的小说《白噪音》：书中有一位研究“希特勒学”的专家，他隐藏着一个可怕的秘密——不会说德语。后来，他所在的大学被选为年度希特勒研究大会的举办地，他不得不用德语发表一篇十五分钟的欢迎辞。面对企鹅的邀请，霍兰德觉得自己就像那位专家。
他如实告诉编辑，自己不具备翻译希罗多德的能力。编辑却回答：“没关系。你需要多长时间都行，先把希腊语学到能够翻译的程度。”霍兰德心想，这正是自己所需要的——一把悬在头顶的枪。没有这样的压力，他恐怕永远不会完成这件事。他用了大约五年时间，把希腊语学到足以从事翻译的程度。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他的希腊语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后来，企鹅古典丛书的负责人再次找到霍兰德，问他是否愿意再翻译一部古典作品。与希腊语不同，霍兰德从童年到青年时期一直认真学习拉丁语，因此对自己从拉丁文翻译的能力更有信心。不过，这一次他希望选择一部比希罗多德的《历史》短、最好也不太艰深的作品。毕竟，希罗多德的《历史》是现存篇幅最长的单部古希腊散文作品，他不想立刻再承担一项同等规模的工程。另一个选项是塔西佗，但翻译他的作品显然很难称得上轻松。霍兰德表示，塔西佗的拉丁文高度凝练，有时会把极其丰富的意义压缩进两个词，甚至一个词里。要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其中的细微差别和密集含义，难度极高。相比之下，苏维托尼乌斯的作品翻译起来相对容易。
当然，真正促使他作出选择的，还有《罗马十二帝王传》本身的吸引力。苏维托尼乌斯虽然写的是君王传记，但他真正感兴趣的却是今天所谓的社会史和文化史。他曾经写过儿童游戏、罗马人观看的竞赛、服装、食物等。遗憾的是，这些著作都没有保存下来。但从苏维托尼乌斯现存的作品中，仍然可以感受到：他关心人们喜欢吃什么、怎样吃东西、如何穿衣，也关心这些生活细节所透露的社会信息。霍兰德认为，这是一种相当现代的历史眼光。社会史和文化史在现代史学中兴起得较晚，但类似的研究兴趣早已存在于苏维托尼乌斯那里。
霍兰德对历史与故事之间的联系很感兴趣。他表示，在许多语言中，“历史”这个词本身就兼有“往事”与“故事”的含义。他尤其喜欢那些经过文学塑形的历史时期，古希腊和古罗马无疑属于此列。尤利乌斯•凯撒的时代如此，罗马帝国早期同样如此。塔西佗是书写罗马皇权政治的伟大历史学家，也是一位卓越的叙事者和道德批评家。他在那部气氛阴郁、令人不安的《编年史》中，揭示日益专制的皇权如何侵蚀元老院政治、败坏公共道德，并在罗马精英社会中制造恐惧、猜忌与逢迎。苏维托尼乌斯则完全不同。他更像一位热衷奇闻逸事的小报记者，笔调低俗、喧闹，有时甚至显得耸人听闻，但他笔下的君王传记令人过目难忘。
此外，苏维托尼乌斯也是霍兰德最早接触的拉丁经典作家之一。小时候，他曾读过罗伯特•格雷夫斯的小说《我，克劳狄乌斯》和《神人克劳狄乌斯》，而这两部作品都深受苏维托尼乌斯影响。巧合的是，霍兰德的新译本所要取代的，恰好是格雷夫斯的苏维托尼乌斯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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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十二帝王传》所记述的是十二位君主的生平。全书的核心人物是奥古斯都，他的传记排在第二篇。奥古斯都是尤利乌斯•凯撒的甥孙，后来又成为他的养子及法定继承人。罗马原本是一个共和国，随后经历了一连串可怕的内战。后来，盖乌斯•屋大维脱颖而出，最终成为“奥古斯都”（Augustus）。他在共和政体的废墟之上，建立了一套此后贯穿罗马历史的专制制度。
霍兰德认为，奥古斯都的影响如此巨大，一是因为他长寿；二是因为他是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天才。他成功地把共和政体转变为专制政体，同时又没有像尤利乌斯•凯撒那样被心怀怨恨的同侪刺杀。奥古斯都传是全书最长、细节最丰富的一篇。苏维托尼乌斯曾经在皇宫担任档案官，也做过哈德良皇帝的秘书，因此非常熟悉凯撒宫廷的权力运作，同时还能够查阅档案。他在奥古斯都传中引用了奥古斯都亲笔写的信，把这个人物写得栩栩如生。
奥古斯都之后的十位帝王中，有四位在不同程度上属于他的“家族”。这里的家族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家庭，而是帮派。这四位帝王就是提比略、卡利古拉、克劳狄乌斯和尼禄。到了尼禄，他的“王朝”走到了终点——核心原因是尼禄把其他继承人都杀光了。接着爆发了一场可怕的战争。一年之内有四位帝王先后夺取权力。其中最后一位维斯帕先（Vespasian）建立了新的王朝，随后由两个儿子提图斯和图密善继位。在这段历史中，专制制度逐渐发展壮大。也就是说，奥古斯都建立的体制不断得到强化。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传记集的第一篇写的是尤利乌斯•凯撒，而尤利乌斯•凯撒并不是其后任者那样意义上的“皇帝”，他是共和政体中的一名政治参与者，因此他的传记有一些微妙的不同。并且，苏维托尼乌斯并没有对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1世纪作出连续的叙事——这些传记覆盖的正是这段时期——但读者仍然可以通过一篇篇传记，追踪罗马历史发生的转变。霍兰德认为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也是一部极其精彩的“小报式人物传记”。他特别喜欢书中的这句话：写到卡利古拉时，苏维托尼乌斯评价：“以上讲的是作为元首的卡利古拉；下面要讲的是作为怪物的卡利古拉。”此后二十多页，铺天盖地全是关于他的堕落和污秽不堪的故事。按照苏维托尼乌斯的说法，卡利古拉有乱伦行为，他让元老穿上奴隶的衣服伺候自己，他处死很多人，手段离奇，仿佛以此为乐。卡利古拉还把自己装扮成神，甚至女神。这些行为严重冲击了罗马人的价值观。
并且，卡利古拉具有一种可怕的幽默。《罗马十二帝王传》记载，他有一个年幼的女儿。有一次，他看到女儿恶狠狠地欺负和她一起玩耍的孩子。他说：“我原来还担心她不是我的孩子，现在一看，她显然是我的。”这确实是个不错的笑话。霍兰德感慨，一个两千年前的笑话今天还能让人发笑，实在了不起。
民间传闻，卡利古拉极其宠爱自己的爱马，不仅给它准备了大理石马厩、象牙食槽等，甚至还要任命它为罗马执政官。霍兰德指出，这种描述并不准确。苏维托尼乌斯写道：据说卡利古拉声称，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让爱马“英西塔图斯”（Incitatus）当上执政官。英西塔图斯是一匹参加战车竞赛的名马，据说属于卡利古拉支持的绿色车队。这有点像今天对某位体育明星的痴迷，给予他极高的荣誉。但这也是一种削弱那些渴望成为执政官者之权威的方式，是在破坏自共和国建立以来一直支配罗马政治生活的整套抱负与晋升体系。执政官这一职位每年由两人担任，经选举产生。在共和时代，他们掌握着被驱逐的君主原来拥有的权力，实际上是共和国的管理者和守护者。即使到了专制时代，除皇帝外，执政官也是能够追求的最高荣誉。因此，强调“卡利古拉可以让马当执政官”，实际上是对傲慢且无能的罗马元老院的一种蔑视和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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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兰德提醒读者，在阅读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时，要意识到这部书带有传统政治精英的视角。罗马共和国时代的政治固然涉及土地、粮食等，但政治竞争往往首先围绕名望和荣誉展开。罗马政治人物大都极其富有、出身高贵。他们的区别主要在于：是依靠传统精英；还是越过传统精英，直接向人民诉求支持。而争取人民支持的最常用方法之一就是羞辱传统精英。霍兰德认为，卡利古拉和另一位声名狼藉的“坏皇帝”尼禄，把这种传统推向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极端。所以，尽管卡利古拉在人民中颇受欢迎，但他最终遭到刺杀。因为皇帝在普通民众中的声望，并不能消除宫廷、元老院和近卫军内部积累的仇恨。
译作出版前夕，霍兰德为《泰晤士报》写了一篇文章，设想苏维托尼乌斯会怎样为唐纳德•特朗普作传。他认为，苏维托尼乌斯最妙的地方在于，只要有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他根本懒得查证，便直接记录下来。因此，他大概会把所有关于特朗普的传闻都写下来，并赋予它们最负面的解释。可能有些段落必须送给律师审阅，律师会回复说：“这件事没有得到证实。”于是，苏维托尼乌斯就会在那里加一个星号。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苏维托尼乌斯版的《罗马十二帝王传》就是这样：每逢特别惊人的内容，编者就会用星号处理。
其中许多内容都颇为夸张。“卡利古拉任命自己的马为执政官”的传闻就是一例。它原本是一个笑话，却被当成卡利古拉发疯的证据。还有一个事实：书写历史的人几乎必然都接受过教育，因此很可能出身于上层精英，而这类人大都不会喜欢卡利古拉或尼禄。
这就好像两千年后的历史学家研究特朗普，他们会参考《纽约时报》的报道。《纽约时报》的视角当然反映了特朗普身上某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可这张报纸上却很少有特朗普的支持者们留下的资料，很少存在亲特朗普的视角。同样，很多真正亲卡利古拉、或亲尼禄视角最终也没有被收录成文字，但这种视角显然是存在的，因为两人死后，罗马社会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为他们哀悼。因此，书写这一时期的历史，一部分乐趣就在于尝试弄清楚：那些帝王认为自己在做什么？他们的支持者又会怎样评价他们？在古罗马社会，人们对性、性别、食物和消费等问题持有怎样的看法？
在霍兰德看来，苏维托尼乌斯笔下那些看似琐碎的生活细节，让今天的读者得以接近罗马人理解自身的方式。那是一个令人着迷，同时对于现代世界而言又极其陌生的社会。它的道德框架或许难以理解，有时甚至令人震惊，但对生活在其中的罗马人而言，那套价值体系自有其内在逻辑。
霍兰德试图进入那个与今天的我们相隔两千年的民族的内心，理解什么能够打动他们，什么会使他们震惊，他们又在为什么问题争论。霍兰德表示，这几乎接近于一种宗教体验：仿佛借助历史与文字，两千年前的人们所拥有的道德意识和情感生活又重新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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