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 vs. 财富增长
本文的目的是希望在过去管理型经济成功实践的基础上，从经济体感偏冷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受GDP增长统领发展观的束缚，转换观察角度，试着根据社会财富增长所必需经济要素在市场端相对短缺的供给状况，思考改革的施力重点。
最近的中国GDP增长统计指标发布以后，关于GDP问题的讨论又多了起来。相关问题的过往讨论在当下都有了再讨论热情。令人瞩目的有：一是有的经济学家对GDP增长目标及预测做了延后的修正。二是关于主要国家之间的GDP购买力平价计算方法中一篮子商品的选择是否合适也被提出来，在不太熟悉这一问题的人群中又讨论了一轮。三是在GDP增长数字令人满意的背景下，业界人士普遍感到经济体感偏冷，一些行业萧条，由此质疑GDP统计掺水。其实这几个方面的问题过去一直都存在，只是目前再讨论起来更有现实意义。
真正的问题是人们对GDP这一概念熟悉又陌生，而经济学家在做经济观察的时候沿袭用GDP统计结果来评估经济政策目标的做法。所以这么多年来，人们没有与时俱进提出更新的替代指标，习惯使之也就一直没有机会对GDP做概念清理。
一、有关GDP
国外有经济学者对GDP指标的疏漏与问题做过很细致的研究。这类研究本身并不难读懂，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看一看。问题是这样学术性的研究文章太过全面，一般读者很难用来有针对性地对照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进行思考，加入讨论。最近国内经济学者马光远以林毅夫对中国经济预测使用GDP指标的问题为例，就GDP统计体系的内在问题、与中国经济的不匹配以及误导写了一篇文章，对GDP这个远看合理，近看有问题的经济增长指标的误用做了分析。这两方面文章的内容对学者，经济政策决策官员，经济从业者都是适合阅读的。这里我就不再介绍，下面就直接进入我要阐述的主题了。
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社会福利、国家实力、国际影响力几个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看，经济政策的核心衡量指标应该是社会总财富是否增长，与其他国家横向比较社会财富增长速度是否更快、更具增长的潜力。GDP只是财富增长的一个间接的衡量尺度，不一定适宜作为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因为GDP可以标注经济的增长，但是它一旦成为经济管理的主要目标之后就会导致目标偏移。当社会财富的增长反倒成为了GDP增长的剩余的时候，目的和手段的定位就不清晰了。
这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首先回顾一下，人们度量经济增长有过不同的统计体系，原来计划经济的物质生产体系（MPS）是以物质生产产出量为主要指标，很多服务也和附加的一些经济活动就不会被统计在其中了。依照MPS指标体系来批评国民核算体系（SNA）的GDP，会认为其中包括非生产产品的服务业，甚至包括官员和狱卒的工资，这不符合经济道理。这话在当时也许是有些道理，但是科技引领的现代制造业经济的产出，为整个社会带来了超乎想象的财富的增值。而工业生产方式兴起以来，与社会生产需要相对应的资本的汇集和投入越发重要，而围绕资本投入要素生发出来的相关服务行业，甚至一部分服务于物质生产的公共服务，就都在经济运行中有了相应的合理地位，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来源的一部分而且日趋重要，这些现代社会的经济要素资源被纳入了GDP统计。GDP反映了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大幅度变化划时代的经济增长。
现在大家普遍反映经济的体感温度偏冷，这与GDP统计反映的情况不一致。问题可以引申翻译为：经济增长了，社会财富的增长是否没达到同步？
二、对GDP进行投入产出核算似的叩问
我们对很多复杂的问题的解析，都需要再从ABC开始构筑思考的基础。我们要注意区分的是，GDP是经济增长的一个观察指标，它与社会财富增加的度量并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因为，社会财富的增加应该是扣除掉投入成本后的积累部分。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用GDP这一经济增长指标来度量经济表现，制定年度和中长期经济增长目标。不是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没有其他方面的、重要的关于发展的内容和指标，而是说在实施政策设计和执行层面，一直以来实际把GDP当作核心政策目标来分解、协调、配置政府手中的资源。
必须承认，过去以GDP增长替代宏观经济活动观察和财富增长度量的做法，是一个适应了当时经济发展阶段的不错的，简洁的做法。在当时的情况下，从计划经济物质生产核算体系的钢铁、粮食两个指标挂帅，转变到GDP增长速度挂帅，已经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况且有了一定的GDP增长速度，才创造出较大的改革的空间，使增量改革得以施展。尽管这样做有很大局限，但是它能够去烦就简。在当时的情况下，政府锚定这一指标，安排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执行效果也很不错。但是习惯成自然之后，人们不去注意这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GDP指标根本上就不是社会财富积累和经济发展的平替指标。中国经济当下面临的问题就与长期追求GDP指标产生出的副效应多有关联。
三、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不要被GDP度量方法的争论转移了讨论的重点，也不需要就数字掺水问题过多分心。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说过这个问题：“水分年年有，今年也不一定特别多”。我们现行统计制度和方法不是没有瑕疵，也不是没有操控空间。但是基本的制约还是有的，还不至于像前苏联那样，为了编造其优越性，以至于造假后果严重到了诱导决策失范，联盟崩溃解体的地步。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水分的问题先放在一边。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经济观察应该不被GDP指标的增长障目，主要应该关注经济运行的整体产出效益，而非GDP增长速度。
GDP是反映经济增长的相对的观察指标，从经济社会财富积累的角度来看它又不太具体，它与财富增长不是一样概念。它的相对性和参考性质使得它与“地平线”有的一比。在奔赴地平线的时候，前面有一个在天地之间可见不可及的，可以持续延伸的、主观的、阶段性、意向性的投射，是激励自己去做努力的一个便利的参照。俗话说“望山跑死马”，尽管山可能也超出马的体力极值，但还是一个具体的目标。如果奔赴的是地平线，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在肯定我们四十年来GDP增长骄人成绩的基础上，让我们具体地从国家财富积累和经济发展效果去观察，看GDP是不是可以平替财富增长。一个不容否定的情况是，中国是一个管理型的经济体制，因此在GDP达标的努力过程中，政府可以调动手中的资源努力完成年度增长指标。为达此目的，政府投资是能推进目标达成的很重要的策略工具。我们可以看到安排铁（路）公（路）基（础）设施项目一直是重要的GDP达标手段。另外，治山治水的环境工程，新技术领域的国家投入，国防军工支出也都是有利于推进提升GDP。拉美谚语说：走得太快了，有时得等一等落在身后的灵魂。投资是短期、中期驱动GDP增长的利器。习惯的力量和增长的压力会使我们无暇记起，GDP本不是财富积累的指标。GDP这个间接的经济度量指标被误当作经济发展目标时，就会把财富的积累和一些更具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一时甩在了身后。
经济观察和经济研究的重点要看的是国家的财富积累。这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的一个极简的观察方法就是计算宏观投资回报率。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用基建投资拉动GDP的做法，正中中国经济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痛点。当时，基础设施不足是盛水的木桶最短的那一块短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研究揭示，那时一美元的投资可以带来八美元的产出。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加高了木桶的短板，宏观投资回报效益得以大增。后来，这个宏观投资回报水平在一路下降，甚至一些年份里宏观投资回报接近负值。也就是说，GDP高速增长了，但是总体经济的宏观投入拉动的产出差值与GDP增长不同步，即社会财富的积累因持续、高强度的基础设施投资，反倒影响了宏观投资回报效益。
四、联合国国别GDP统计的排位，不适合搬来做地缘政治用途的国力比较
衡量一国与外国经济实力和力量对比，以GDP增速和GDP总量这一指标作比较是不可靠的。这是因为，如果一国GDP总量中属于沉没成本的部分很大，另一对照国则是市场的可兑现的价值增值部分很大，在对两国作地缘经济评估、筹划经济贸易博弈，以及进行以实力为基础的比拼，前者因沉没成本比重大，其实力会弱于后者。
五、为什么？
对国民核算体系（SNA）和物质生产体系MPS的比较研究中还有一个不言自明的重要概念是，经济统计中有些部分无法通过竞争性市场实现利润，也就不能计为社会生产中的财富增值。我们应该先看清楚，能拉动GDP增长的数字中，有一些是不可能最终通过市场实现其价值的部分。这一部分包括了和平时期的军事开支，外太空开发，和基础科学研究等等。（政府纯行政开支统计是否也属于此类？似乎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尽管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切服务领域都不创造价值，只是分享别人创造的价值。我们暂且忽略这一部分不予争论。）横向与其他国家比较，中国这一部分的增加速度可能较快，但是其占GDP的比例并不十分突出。这部分经济的“沉没成本”多，占有的经济资源多，会或多或少拖累社会经济整体利润水平的产出。但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这种情况还不至于造成经济体感冷的根本性原因。
应该重点观察的是，一个经济体中，一些当期投入资源，需要到中、远期才能够通过市场来延期实现收益的项目投资规模问题。值得警醒的是，这一部分不应该在经济中占比过大。因为这一部分会实实在在地占用现有的经济资源，而其收益的远期实现，会实实在在地拖累全社会的当期利润产出水平。
市场经济体制下，私人资本出于机会成本考量一般不去做此类长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也会因对政治风险的顾虑、对时间的考量而避开这样的机会。一些市场经济国家在这方面的短板会拖累其经济增长的潜力的发挥。中国政府在财政方面没有政治掣肘，定位是“有为政府”，可以利用其体制优势，通过加大中长期投资来提前解决经济运行中将来会遇到的堵点。这是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独特的优势。而一路走来，为了方便达到GDP增长目标，政府时常动用的主要的拉动经济的手段就有基本建设、工业用地开发、还有房地产开发等。在改革开放初期，努力投资基础设施，加上市场化改革激发底层经济的活力这两个方面的努力相得益彰，形成了“要想富，先修路”的成功的中国式的发展经验。但是后来经济在增长，情况也在迅速变化。在基础设施已经比较完备的情况下，不断投入基础设施来拉动GDP达标的做法，会导致近期投入即可促进市场实现经济回报的短周期项目越来越困难。为了支撑GDP年度增长目标，循老路继续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不仅不会增加当期经济收益，反而会降低社会整体利润回报水平。这是因为大规模的低回报、远期收益的基础设施投入，占据了较多的经济资源，留给有活力的市场端的资源就少了，社会整体利润水平就受到了拖累。跨期的基础设施投入增加了当期GDP的统计增加值，但是社会财富的增长和积累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过度”投资部分如果无法通过市场中的交换活动去兑现为产出利润，就会成为沉没成本。这部分沉没成本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在随后时期内表现出来。统计未反映，但也未凭空消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一段时期的宏观投资回报率做过跟踪研究，有的年份，宏观投资回报率甚至是负的，就与此现象有关。
也就是说，中国曾成功利用体制优势，补了改革开放前积欠的基础设施短板，经济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又使得生产利润的产出能够顺利、有效率地实现。社会产出的财富效应明显。当我们这一成功经验变成了习惯，长期做下来的时候就会出现基础设施这一块短板，逐步超出了市场可实现的利润的水位。中国幅员辽阔，发展又不平衡，尽管市场实现利润的前景变得不乐观，还是能够找出充足的理由在相对落后的地区继续做得不偿失的“补短板”，继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以完成年度GDP指标。
我们也不需讨论GDP统计跨国比较一篮子产品的选取是否恰当。经济体感偏冷是不争的事实，这已经反映在就业，投资，和资金空转方面的数字上。为什么目前经济体感偏冷？我们且不去讨论政府决策时的约束条件，只需侧重观察政策效果的副作用：为完成GDP年度增长指标，政府动员的经济要素越多，留给市场端实现产出利润的资源就越少。我们不应忘记，只有通过市场交易实现了的利润，才是真实的社会财富的增长。不论这些年各种观点的经济学家怎样辩论有为政府主导经济以及产业政策应该如何推进，中国政府还是决定了要让市场起基础作用，要继续推行市场化改革。没有经过市场交易过程实现的那一部分增长，在GDP统计中有间接表达，从财富积累方面看有如不真实的镜花水月，是无法在经济循环下一阶段构成经济发展的财富基础。（参见前面关于当期基础设施投入推升了GDP总量，而产出的回报只能在以后各年通过经济的市场化分多年体现出来的分析。）
当一个经济体可利用的经济资源，因被年度GDP增长达标的超常投入所挤占，就会出现国际货币基金研究报告所揭示的那种宏观投资回报率相应下降，甚至出现宏观投资回报率为负值的奇异现象。
根据进一步的观察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的基础设施引领GDP增长的政策，是通过居于经济上游的金融、基础建设、原材料供应、机器设备供应等领域的国企逐步下行落实的。政府投资集中使用的经济要素资源，在向下游逐级传递时，上述类型的国企作为实现国家经济年度目标的主力军，首先使用经济要素获取经营收益。（我们这里的分析不论及国企经营的问题和改革问题。仅就国企在经济中的上游位置展开讨论）。GDP指标的实施步骤在第一步，是上游企业在一种不完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完成的。自不待言，垄断或半垄断情况下，利润是有保证的，而更高的投资回报收益只有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才可能得到整体提升。在这一运作层次，经济资源的回报率是不高的。更不用说国企作为政府经济政策的第一梯队的执行者，经济效益也可以不是唯一的营运目标。
经过上面的观察分析，回归论题可以看到：基础设施投入和助力GDP增长是通过上游大企业来执行。而在这一部分的经济活动中，投入和产出的财富积累效果是不高的。这一部分效益差的经济部门比例越大，留给下游基层要素市场的可利用的资源就相应地少了，底层市场的竞争环境就会愈趋激烈。近年来政府为了提升第一阶梯国企的收益，规定了利润增长目标促进国企增加收入。但是，这其中有一个悖论，处在产业上游地位的国企实现的利润越多，留给下游市场端可供产出利润的资源就会变少。底层经济是载舟之水，上游和中间产品企业的收益，最终还是要通过社会最终消费来进行整体的利润产出“清算”，余下部分才是社会财富的积累，成为生产循环下一轮可使用的经济要素资源。从中国经济运行的一般情况看，要素市场的供给在上游投入较多，下一层级接近消费端市场的财富产生末端，必须更努力地提高效率，当下市场的极度“内卷”与要素资源的紧缺有关。这种局面不改变，经济整体上的宏观投资回报率越难得到提升和改善，而整体经济的财富创造能力越难以提高。
用简单的木桶盛水理论来类比经济运行的变化可以说，过去经济活水有较大的增加，是政府瞄准GDP指标的宏观调控同时，有力地补上了形成经济发展瓶颈的基础设施那块木桶的短板，使得市场可发挥作用的舞台变大，可产生财富的水位得以提升，使得市场的力量能够更好发挥出来。我们再看事情的另一面，使用过多的经济要素资源提高了木桶的短板，甚至在持续的GDP指标的年度压力下，木桶整体不再是瓶颈，反而高过了市场化要素可以作为的水平。本来可以通过市场进行利润变现的经济要素被用于加高木桶壁，就会压缩在最终市场通过利润产出带来财富增长的经济要素的可获得性。当前底层经济的体感偏冷，与此或有很大的关系。
六、再谈GDP不等于社会财富
不拘泥于GDP视角，分析财富积累过程还可以看到，政府通过各种方法调动了很大一部分要素资源，而通过公共投资来驱动经济的路径是自上游向下流动，最终才在竞争性的消费市场上通过利润产出得以了结。有一个模糊概念认为，这些投入的资源在统计上支撑了GDP增长，以为这就是创造出来的财富。可实际上，这些投入是必须减计的成本，只有经过竞争性的市场实现了的利润才是下一个经济循环可以计量的累积财富，才是可以投入再生产的经济要素。改革开放以来，抓GDP的经济管理偏好源于初始阶段成功的实践，投资驱动GDP增长一直很有效。但是经年累月地通过基础建设投资助力实现年度GDP增长的做法的负面效果已开始显性化。现在，靠近消费端市场的底层经济，因其处于要素资源获取下游的不利地位，要素资源的可获得性在市场端不高，市场端占总体经济要素中的份额不宽裕，产生利润的源头的底层经济活力弱，使得许多竞争性行业的经营者非常困难。
如果不从导致经济体感偏冷的原因思考对策，一路高歌猛进的经济就可能会走下坡路，甚至不排除断崖式下降的危险。
七、探究GDP高速增长，而经济体感冷的其他原因
中国经济运转的另一个特点对目前的经济偏冷体感或有叠加影响。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起基础作用的体制下，企业利用经济要素组合，通过市场竞争活动产出利润，政府在市场产出利润的基础上征集税收。也就是说，政府财力的来源是市场合理配置了要素资源后产生的财富。社会财富增加与政府财政能力增强是同步的。基于利润的税收获取，是先把市场经营活动创造出来的财富充实民间，再依法征收。“量入为出”是此类财政体系不得不遵循的财务原则。作为短、中、长期之间跨期调剂的手段，大多数政府只可以通过发债来熨平收入的波动，解决财政困难。
而中国特色的管理型经济体制下，既有市场在要素资源配置中起重要作用，有贴近消费端开放的竞争市场，还保留着政府掌控之下骨干国企参与调控的，不完全由市场来配置的一部分经济要素。具体来讲，管理型经济体制对经济的掌控，也包括一些中国特色的经济要素资源的控制投放。进一步的观察结论是，政府通过国企控制住的一部分经济要素资源，不是市场上可自由获取的市场化资源，对于底层消费层终端市场而言，这部分的市场要素在上游被低效占有，起到了类似隐形宏观税负的等效作用，从上游压缩了市场从业者的利润空间。长期以来，这一部分上游经济要素的配置的市场化改革被推迟的理由是，政府要保有对“国计民生”的影响能力，以防止市场的无序。这样的审慎在引进市场机制的改革初期是必要的。这也曾经是在中国经济百废待兴、一切经济资源都紧缺的改革初期，政府能兼顾长期主义，为经济发展保有后劲的成功的一笔。
时至今日我们不能迷信过去的成功，因为政府维持高强度支出的来源取自于税收、各种行政性收费，此外各级政府透明度不高的债务等等问题也在积累。也就是说，政府财政支出会大于取自于产出利润的税收。要看到，这种“提前预支”产出利润的方式对经济要素的挤占，与加大社会的宏观税负负担是等效的。它还挤占了可用于社会财富创造的经济要素份额。如果拉弗曲线可以参考的话（GDP中税务负担的极值为40%＝社会总利润的最大空间），有学者计算我们已经逼近了35%，社会的整体利润空间被挤压得很严重，这也是当下基层市场端投资意愿不高的部分前因。
八、GDP相关的经济治理的问题
从经济要素的控制和占有来观察可能会看得更清晰一些。政府在努力落实年度GDP增长目标的时候，并不是没有认真规划其他社会经济目标，而是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当GDP增长习惯性地成为了最重要的指标的时候，特别是它又成为了对各个省市的主要考核指标的时候，其他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就不得不让位以配合GDP增长目标的达成。
也有研究中国的政治学者和经济学家提出了，经济增长动力源于官员考核体系下的“竞争”。其中还有两个说法，一个是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绩优提拔说，一个是县际竞争说。这些说法看似各异，其实竞争的内核还是离不开GDP这一政绩指标。当从县级到中央政府都尽全力利用手中的经济要素资源，向GDP增长目标对齐时，政府动员起来的经济要素与留给经济底层由市场进行配置的资源比例就会出现倾斜。政府控制使用的要素资源越多，可通过市场竞争生产出可实现的利润、进而形成社会财富增加部分的经济要素就会越少。
当初中国经济通过改革开放释放了被压抑的那一部分能量，经济在粗放增长的快速发展阶段，这两个方面的消长和不平衡现象不很重要。但是经济粗放增长阶段过去，进入适当放缓的新常态之后，如果实现社会财富增长的市场端当期所能利用的经济要素资源，小于政府和国企在上游掌控并可以投入那些中长期才能回报的“箍木桶”用的资源的话，市场端“少米下锅”就会成为经济的痛点。应该理解，经济增长乏力，也有要素资源在管理型经济体制下配置不及市场配置有效益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不那么引人注目，是因为不利于市场起基础作用的错误配置操作的累积效果，是在经济减速、GDP增长进入新常态的时候才显现出来。对于这一点，各种统计都有表达，也有不少的研究者针对具体经济要素资源的使用提出过一些有启发性的看法。正视这一点，反思管理型经济遇到问题的前因后果，对我们采取应对措施，提振经济会有所启发。
九、更新经济发展观，从财富角度观察矗立于世界之林的中国
中国四十年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奇迹。我们自己与自己比很满意，与其他国家比更自豪。从GDP总量看，中国是数一数二的大国。但是当我们意识到刻意追逐GDP，是在奔赴不断远去的地平线，我们是否可以分些心来思考，从社会财富的积累角度看，怎样才能让中国经济更强。近一两年出现的经济体感偏冷的现象不是错觉，是来自底层市场的信号。它提醒我们，底层市场的经济要素的可获得性，也许就是当下国家财富创造的瓶颈。经济体感偏冷提醒我们，应该从过去的成功中走出来，突破固有的迷思，反思我们经济成功的经验和必须面对的新老问题。如果我们在回顾经济发展过程、自己与自己比的时候能够变换角度，能够用更多的尺度丈量我们的经济发展和未来，我们把自己事情办好的心情就会更紧迫。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较危险的世界。世界秩序重蹈丛林法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在最坏的情形发生时，一个国家可动员用于紧急情况的财富资源是地缘博弈的硬通货。那些占GDP庞大体量的，作为沉没成本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部分，是不可以拿来做博弈中两国间实力的横向比较的。一些经济学家出于误解，常年做这种不恰当的横向的国家实力比较，已经将错误的方法和错误的结论做成了固有观念，形成了公众的认知障碍。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种有缺陷的比较方法生产出来的认知，对经济局势的判定、经济政策选择的讨论、以及进一步改革的方向的讨论都有一定影响。“破心中贼难”。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在新的经济发展时期，在对外关系面临巨大挑战的时候，由内及外地来理解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清晰强国的路径，有助于我们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中真正做到自强、自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本文编辑徐瑾 jin.x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