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在美国企业界，“ESG”逐渐从争相使用的流行词，变成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标签。
2024年初，《华尔街日报》一篇题为“The Latest Dirty Word in Corporate America: ESG”的文章，捕捉到美国商业社会中不断扩散的一种气氛变化：曾被跨国公司纳入管理和披露、被资产管理机构纳入投资框架、也被咨询行业广泛推广的ESG，在美国政治语境中迅速被卷入“觉醒资本主义”的争议。不少企业不再热衷于高调谈论气候承诺，金融机构开始与一些净零倡议联盟保持距离，监管机构的气候披露议程也遭遇法律和政治阻力。
从表面看，这至少意味着，以ESG为名的公共叙事和外部承诺在美国市场出现明显降温。2025年1月，贝莱德退出净零资产管理人倡议，摩根大通等美国大银行相继退出净零银行联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则停止为此前通过的气候披露规则进行法律辩护。对于长期关注气候治理和可持续金融的人而言，这些变化确实令人沮丧。
但如果跳出“ESG”这一标签本身，转而观察企业和投资者面对的现实变化，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退潮的并不是可持续商业转型本身，而是以ESG为名的高调公共叙事。ESG这个政治化标签已经降温，但推动可持续商业转型的底层约束并未消失，现实动力反而在增强。能源安全压力、不断扩大的气候损失、持续下降的低碳技术成本、变化中的司法与监管规则、中国更具约束力的政策机制，以及AI基础设施扩张带来的电力需求，正以更具体、更直接的方式，把可持续议题重新推向企业战略、投资判断和日常经营中更难回避的位置。
美伊中东冲突让低碳技术有了新的安全含义
今年2月底，中东冲突爆发后，全球能源安全再次成为市场和政策制定者的中心议题。对于高度依赖中东石油进口的亚洲经济体而言，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不确定性都不仅意味着油价波动，更意味着国家能源体系的一次压力测试。
中国在这一背景下受到关注，不仅因为其拥有较大规模的石油战略储备，更在于多年在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储能和电网建设上的投入开始显现战略价值。中国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并网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合计装机容量达到18.4亿千瓦，占全国总装机的47.3%，首次超过火电。国际能源署的数据也显示，2025年中国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接近500GW，占全球新增规模的60%以上。中国案例的意义不在于证明其能源体系已经免疫于外部冲击，而在于说明，低碳基础设施一旦形成规模，就会成为能源安全的一部分。
这背后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变化：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不再只是‘气候技术’，也越来越具有‘安全技术’的含义
过去讨论能源转型，人们往往从减排和气候治理的角度出发。但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太阳能、风能、储能和电动交通的价值不再只体现在碳排放账本上，也体现在国家减少对进口油气依赖、企业降低对能源价格波动的风险敞口、消费者应对燃油成本冲击的能力上。
当然，能源危机并不会自动推动能源转型。美伊冲突初期，各国政府往往会优先考虑保供，释放战略储备，增加传统能源采购，甚至在短期内推迟某些气候政策。这些做法有现实必要性。
但从更长周期看，如果冲突持续推高油气价格并增加供应不确定性，它更可能强化低碳技术的战略吸引力。
原因很简单：依赖高度全球化、价格剧烈波动且受地缘政治影响深重的化石能源体系，本身就是一种系统性风险。对于多数缺乏本土油气资源的国家而言，真正可持续的能源安全，不能仅依赖寻找新的油气供应来源，更要提升本土能源生产能力和电力系统韧性。
这也是为什么分布式光伏、工商业储能、长期绿电采购协议、电动物流车队和智能能源管理系统正在获得新的商业含义。它们不再仅仅是企业ESG部门关注的行动，而是财务部门、供应链部门和战略部门都必须关注的风险管理工具。
电动汽车领域同样如此。高油价会直接改变消费者和企业车队的成本计算。尤其是在城市通勤、物流配送、公共交通、网约车和企业车队等高频使用场景中，燃油价格越不稳定，电动汽车的全生命周期成本优势就越明显。路透社援引Benchmark Mineral Intelligence的数据称，2026年3月欧洲电动车注册量同比增长37%，接近54万辆，创下月度新高，一举扭转了今年初以来全球电动车销量下滑的趋势。
另一篇路透社报道显示，柴油价格上涨开始加速中国重卡从柴油向电动的转型，2026年3月中国电动重卡销量同比增长45%，达到4.4万辆，已占新重卡销量的四分之一以上。
这些数字还不足以证明一场战争会永久改变全球能源转型轨迹，但它们至少说明了一点：能源安全危机正在改写低碳技术的市场叙事。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不再只是气候政策推动的产物，也逐步成为消费者、企业和政府应对油气价格波动的现实选择。
气候风险愈发凸显，冲击资产负债表
能源安全改变的是低碳技术的战略价值，极端气候改变的则是企业对风险成本的认识。二者共同说明，可持续议题正在从公共倡议转向经营变量。
2026年很可能是气候风险进一步显性化的一年。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气候预测中心4月发布的分析认为，ENSO中性状态在4月至6月仍占主导，但5月至7月出现厄尔尼诺的概率已升至61%，并可能持续到年底；强厄尔尼诺的概率仍存在不确定性。红十字与红新月气候中心也提醒，所谓“超级厄尔尼诺”并不是正式科学分类，春季预测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换言之，关于厄尔尼诺的强度，最稳妥的表述并非断言“超级厄尔尼诺必将发生”，而是承认风险在上升，同时保留科学上的不确定性。
即使如此，气候风险本身已经足够严峻。当它与能源危机叠加时，影响会更加复杂。能源和化肥成本上升会传导到农业生产和食品价格；极端高温、洪水或干旱则可能进一步扰乱主要粮食产区的产量和物流。联合国粮农组织与世界气象组织2026年4月发布的报告指出，极端高温正在把全球农业食品系统推向边缘：农作物、牲畜、渔业和农业劳动者都处在热风险前线。
这类冲击过去常被归为宏观经济或公共政策议题，但它们现在越来越直接地影响企业经营。食品企业的原材料成本、零售企业的供应链稳定性、制造企业的物流安排、保险公司的风险定价、银行的信贷质量，都可能受到极端天气和能源价格的共同影响。
慕尼黑再保险的数据提供了更直观的图景：2025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总损失约2240亿美元，其中保险覆盖约1080亿美元；天气相关灾害占总损失的92%、保险损失的97%。这说明，气候变化已不再是“未来的风险”，而是逐步进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保险定价模型，投资组合的风险评估，以及政府财政和公共基础设施规划。
在这个意义上，企业是否愿意使用ESG这个标签并不重要。只要它们仍然需要采购原材料、建设工厂、安排物流、购买保险、获得融资，就无法回避气候风险——不管它们是否把这称作ESG。
反ESG叙事正在遇到法律和市场现实
过去几年，美国反ESG运动声势不小。共和党主导的反ESG立法将可持续投资指责为“觉醒资本主义”，认为大型金融机构以气候和社会议题为名干预市场。根据Pleiades Strategy等机构的跟踪，2021年至2024年，美国共和党议员在40个州提出了近400项相关法案；2025年仍有上百项反ESG法案被提出。
但当政治叙事进入法律和市场现实后，问题开始变得复杂。2026年2月，美国得克萨斯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在American Sustainable Business Council v. Hegar案中裁定，得克萨斯州参议院第13号法案违宪。该法案是美国最早、也最具影响力的反ESG立法之一，禁止州政府实体投资或与被认定为“抵制化石能源公司”的金融机构签订合同，并要求州审计长编制所谓“黑名单”，迫使相关公共资金撤资。
法院认为，该法案对“抵制”的定义过于宽泛，可能涵盖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和结社活动；同时由于缺乏足够客观明确的标准，也违反正当程序原则。得克萨斯州已经提起上诉，争议尚未结束，但这一判决释放出的信号很清楚：当反ESG立法试图惩罚特定投资观点或限制市场参与者讨论气候风险时，该立法本身也会受到宪法、信托责任和市场效率的约束。
市场现实同样如此。贝莱德退出净零资产管理人倡议，确实说明政治压力正在改变金融机构的公开政策姿态。但贝莱德当时管理资产规模约11.5万亿美元，几个州的撤资规模与其总资产相比非常有限。更重要的是，一些公共养老金机构和投资者已经开始担心，过度政治化的投资限制可能导致关注ESG表现的耐性资本的撤离，增加长期投资成本，与养老金管理者的信托责任发生冲突。
这并不意味着ESG会回到几年前那种高调扩张的状态。更可能发生的是，ESG会从政治口号中退场，回到更窄、更实用的轨道：财务重要性、风险识别、治理质量、监管合规风险敞口和长期价值创造。
MSCI对ESG评级的描述本身也强调，其评级旨在衡量企业对“财务相关、行业特定”的可持续风险和机遇的韧性。MSCI在2026年3月推出ESG评级模型5.0，市场关注的核心更加聚焦可解释性、财务相关性和评级稳定性。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和《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的演变也体现了类似逻辑：企业可持续披露和责任追溯正从自愿倡议进入监管要求，其核心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信息透明、风险管理和责任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