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尼咨询公司（Kearney）最新报告显示，在经历2024年的显著下滑后，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出现小幅回升，由-115升至-86，但仍处于负值区间（图1）。
美国政府促进制造业回流的努力从2010年前后开始愈发显现，从奥巴马政府的《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到特朗普政府1.0的《减税与就业法案》，到拜登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芯片与科学法》《通胀削减法》，再到现在特朗普政府2.0的“解放日”关税、《减税2.0》法案等。科尔尼2013年首次发布报告以来的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除2019年、2022年、2023年因中美贸易战、美国巨额补贴政策等影响取得正值外，其他年份均为负值，且呈现波浪式滚动的不稳定态势。
对此，科尔尼全球合伙人Patrick Van den Bossche接受FT中文网的采访，并对2025年美国制造业回流数据做出进一步阐释。
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重返正值区间的关键条件是什么？
“2025年，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出现小幅回升，由-115升至-86，但仍处于负值区间。”
答：我认为，要让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真正实现转正并保持稳定，需要满足三项条件，其中有一项最为关键：第一是政策稳定性，这毫无疑问是最核心的前提，企业需要有可预期的规则，才能支撑长期制造业投资的决策；第二是成本竞争力，尤其要关注原材料成本，而不只是劳动力成本；第三是产业生态完善，如果没有足够深厚的本土供应商体系，回流往往只能停留在组装环节，无法真正推进。如果让我来排序，我会说：政策稳定性是投资得以落地的前提，产业生态决定了回流能否形成规模，而成本则最终决定了回流是否具备经济可行性。
自给自足指数跌至十年最低，对美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美国自给自足指数（SSI）持续下滑，从2024年的2.38降至2025年的2.30，为过去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答：这一数据明确表明，美国满足国内消费需求正越来越依赖外部供应。这主要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方面，美国经济应对地缘政治冲击的韧性有所下降，整体面临外部供应链中断的风险显著升高；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一个结构性现实，即美国仍深度融入全球制造业体系，并且这一格局未来还将持续。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政策层面的失败，但它清晰地说明，经济抗风险能力的提升依靠的是供应链多元化，而非封闭自给。
今年“部分类别释放的回流信号”与以往有何本质区别？
“这些回流指数转正的产品类别，占2025年美国自亚洲低成本国家和地区进口总额的约40%，合计4000亿美元。”
答：今年部分品类所释放出的回流信号，与往年相比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往年的回流信号持续时间更短，且更多是疫情冲击等短期扰动带来的被动反应；而今年的积极信号更聚焦于特定品类，具备更扎实的结构性支撑，同时也得到了持续制造业投资的助力，而非仅仅源于短期的供应链中断。不过，这些积极信号目前依然较为脆弱，它们能否持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与经济环境能否走向稳定。
是不是产品越标准化、供应链越短，回流成功率就越高？
“一些历史上高度依赖亚洲低成本国家和地区进口的类别，例如纺织品、面料及初级纺织制品、家具与装置、杂项制成品，以及电气设备、家电及元件，其分类别回流指数已转负为正，尽管增幅仍然较小。”
答：大体上确实如此，但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需要说明。那些对复杂上游供应商网络依赖度较低、对运输成本更敏感，且贴近终端市场需求能带来明显优势的产品，通常更容易实现回流。不过，关键判断维度并不只是“简单”与否，而在于对全球产业生态的依赖程度。一旦生产需要多层级的复杂供应商、专用零部件投入，或是依赖规模经济效应，制造业回流的难度就会呈指数级上升。
美国制造业是否正在走向一种“选择性回流”的常态，即只回流低附加值或战略安全的品类？
“2024至2025年间，美国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制造业总产值仅增长120亿美元（增幅2.8%），而该类别进口额增加1610亿美元（增幅29%），目前已占美国进口总额的近四分之一。”
答：我认为，情况非常明确，美国制造业确实正在走向选择性回流的常态。数据显示，约占亚洲低成本国家和地区进口额40%的众多品类已经出现初步的产能回流迹象，但作为美国最大进口品类的计算机与电子产品，仍深度依赖海外供应链。因此，我们当前看到的正是选择性回流的趋势，即聚焦于经济逻辑与战略目标相契合的产品，这类产品通常是体积较大的货品、对贴近市场敏感的制造业，以及具备战略重要性的领域。
对于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回流），关税手段基本无效？
“科尔尼于2026年3月开展的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年度高管调研显示，关税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企业的采购格局。然而，关税并未在短期内显著推动制造业产能回流，也未缓解美国整体对进口的依赖程度。”
答：确实如此。关税通常只能改变相对成本、转移企业的采购来源地，却无法消除结构性差距，比如重建供应商生态、弥补规模优势或补齐产业能力。因此对于电子产品这一品类而言，关税只能改变进口来源国，却无法改变其底层的经济成本逻辑。
计算机与电子产品类别，在美国完成最终组装，与在亚洲完成全流程生产，成本具体高在哪里？
“短期内，这一成本差距难以显著缩小。例如，在智能手机领域，印度等国家正通过加大补贴力度，吸引苹果、三星及其供应商在当地布局零部件生产和整机组装，并出口成品。”
答：成本差距最大的地方并不在组装环节本身，而在于零部件、原材料以及产业生态的效率与规模。以AI服务器或智能手机为例，核心零部件尤其是半导体、电路板、存储芯片等仍高度集中在亚洲；即便是采用近岸外包模式，关键原材料也往往需要进口。此外，亚洲产业集群带来的集聚效应、供应商就近配套所形成的生态效率与规模优势，都是美国目前难以比拟的。组装在很多电子产品的总成本中只占很小比例，仅把组装环节迁回美国，无法改变底层的成本结构，也就无法真正提升竞争力。
企业最希望看到美国政府提供什么样的“政策清晰度”才能将囤积的资金转化为实际产能？
“今年有57%的CEO表示需要对既有回流或近岸外包战略进行重大调整，甚至重新制定整体方案。”
答：企业最希望从美国政府获得的，是明确、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企业需要清楚了解关税结构，包括税率水平、实施期限与执行方式；需要明确原产地规则，尤其是《美墨加协定》（USMCA）相关要求；需要清楚激励政策与资金支持的可获得性；也需要明确审批流程与时间周期。当前最大的问题并非政策方向不清晰，而是政策波动过于频繁，只有消除这种不确定性，企业才敢把囤积的资金真正转化为落地产能。
CEO们对回流投资回报率的信心暴跌，主要源于哪些具体的变化？
“上一年度调研中，47%的CEO表示对回流或近岸外包布局能够实现可接受的投资回报“非常有信心”，而在今年的调研中，这一比例已降至18%。”
答：我们观察到这种巨大的信心落差主要来自三方面的具体变化：一是政策的高度不确定性，包括政策频繁变动、相关法律层面的争议不断；二是成本持续上涨，涵盖劳动力、原材料成本，其中部分上涨正是进口关税与融资成本上升所导致；三是落地执行风险显著增加，包括项目延期、本土产业生态存在缺口等问题。这三类因素叠加在一起，直接导致企业对制造业回流能够实现合理投资回报的信心大幅降低。
哪些行业真的在回流？对相关中企有何建议？
“电气设备、家电及元件：回流难度中等。影响因素：体积较大，安装属性强，且与本土基础设施和建设需求直接相关（如电网和建筑领域）的产品，具备一定回流潜力，但大多数上游零部件仍依赖全球……”
答：我认为，从当前回流趋势来看，电气设备、金属制品、部分消费品以及体积较大、依赖贴近市场的产品，已经出现较为明显的温和回流迹象；而在电子以及高度复杂的制造领域，回流力度依然最弱。对于这些行业的中国企业，我的建议是：如果是高价值、高利润率的战略细分领域，直接赴美投资具备可行性；但如果成本竞争力是核心考量，且产业链仍高度依赖全球生态，那么布局墨西哥、东盟等第三国会更为合理。归根结底，关键要判断自身价值链在哪个环节能够创造最大价值，再据此选择布局路径。
对在墨西哥布局的中企有何建议？
“中国企业仍在寻求投资墨西哥制造业的机会，但整体呈现审慎布局的态势。”
答：我认为，对于计划在墨西哥布局的中国企业，我有三项核心建议：第一，管控政策风险，重点是深入理解《美墨加协定》（USMCA）的原产地规则，持续监控非市场导向内容限制；第二，管控运营风险，尤其要应对当地安全挑战与基础设施不均衡的问题；第三，推进本土化融合，通过建立本地供应商合作关系、加强本土人才培养实现落地。企业必须清醒认识到，在墨西哥布局的风险不只是关税或成本问题，更是身处监管趋严、合规要求不断提高的环境中所必须面对的系统性挑战。
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未来趋势预测
“尽管部分产品类别已显现出积极的回流信号，但企业高管在短期内仍以观望与重新评估为主。”
答：我认为，短期来看，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大概率会在中性至负值区间徘徊，主导趋势是供应链持续重构，而非全面回流。长期来看，如果新增产能逐步落地、政策环境趋于稳定，指数有望逐步改善，但整体走势不会是线性平稳上升，而会呈现不均衡的特征，且在部分产品品类上会表现得更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企业公布的投资规模大幅增长，但实际产能仅提升约1.5%，这一数据背后很可能是相关设备已采购，却尚未转化为有效产能。因此从宏观层面看，美国只需迎来一次政策或成本层面的拐点，就有望释放这些闲置的潜在制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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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科尔尼发布的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由2022年的39猛涨至196，当时报告甚至预测到2025年，有84%的美国企业部分或全部回流其制造业务，但2024年该指数下跌至-115，2025年仍处负值区间。事实证明，美国制造业的复兴尚需时日，政策稳定性、成本竞争力、产业生态完善这三个条件，哪一项都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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