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普拉达的女王2》（The Devil Wears Prada2）上映首周的票房在全球登顶，总计达到了约2.3亿美元。据统计，女性约占北美购票观众的76%。在中国，这部影片的热度虽然未有预期火爆，但也挤进五一档票房的前三。然而，商业上的可圈可点，并无法粉饰它本身的平庸。
这部电影并不算粗制滥造，可被看作是一部轻松、精致、粉丝向的超长售后电影，能精准调动起观众对其首部的记忆，但是它却没有创造出新的意义。它最大的问题并非“审美是否降级”，而是人物、故事、价值内核的垮塌。
在第一部影片中，“时尚”是有代价的，而续作中的“时尚”却成了赞助商。这两者之间，是截然相反的精神气质和价值主张。
在分析续作之前，还是要先回到第一部。
2006年公映的《穿普拉达的女王》，诞生在时尚杂志风光无限的时代。那部影片的持久魅力在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年龄和人生阶段去重看它，都能看到不同层次的东西。爱美的年轻女孩或将它当作时尚启蒙片；寻求成长的青年或可从安迪（安妮•海瑟薇饰演）的成长路径里获得勇气与力量；而一个中年人则可能会反思系统对个体的规训、异化，以及自己为追逐所谓事业的成功所支付的代价。
这次借着影片第二部上映，我又重温了一遍《穿普拉达的女王》，愈发慨叹其文本的丰富性足以承载多层次的深度解读。
《穿普拉达的女王》（The Devil Wears Prada，2006）剧照20年前的首作之所以经典，远不只是因为“戏好看”，也不只因为它代表着所谓经济上行期的时尚审美，而在于它让人享受时尚风光旖旎的一面时，也让人警惕时尚的代价与规训。观众会不由自主地被“时尚女魔头”米兰达（梅丽尔•斯特里普饰演）所吸引，但也能看见“成为米兰达”的代价。影片中的安迪一边变美变强，终于拿到“成功”的入场券，一边又在关键时刻警惕、自省、抽身而退，重新夺回对自我、对成功的定义权。安迪与米兰达和《天桥》杂志之间的紧张、对峙与博弈，隐喻着一个职场新人与权力支配者和社会主流系统之间的斗争。
看到安迪一边抗拒米兰达和她所掌管的系统，一边又渴望得到其认可；一边想保持自我，一边又想在既有规则里胜出；一边大骂规则荒谬可笑，一边又在不知不觉间加入了“游戏”，成为规则的执行者。那些分裂、挣扎与纠结的时刻，恐怕每个身处社会中的人看完都会心有戚戚焉。
20年后，人到中年的我再看这部电影，愈发觉得片中的时尚和时尚行业，可被视作绝佳的社会隐喻。
在现代社会的主流度量系统里，人人都在追逐“成功”，这种成功还必须是“可以被他人识别的成功”。而时尚就像这种“可展示性成功”的完美载体。它把抽象的阶层、财富、品味和权力，变成可以穿在身上的符号，变成一种可视化的“身份证”。
人对时尚的追逐，看上去是在追求美，其实更是在追求一种被认可的“成功”。它甚至让你相信，你可以通过提升外观和品味，通过消费高档时尚单品，来完成阶层跃迁与自我构建。
正因为时尚如此重要，裁定时尚秩序的权力中心（《天桥》杂志）及其顶层代理人（米兰达），才能如女王般呼风唤雨。他们是审美秩序（也是成功标准）的制定者、执行者，掌握裁判权，并以“光鲜（成功）”作为诱饵，规训着每一个想要进入或者已经进入这个系统的人。而包装在“审美专业性”之下的“轻蔑”（或表现为凝视、刻薄、羞辱、毒舌），则成为他们惯于使用的“象征暴力”，让安迪们一边不满、一边又自我审查、自我校准，不知不觉间被系统规训、收编，逐渐失去了“自我”。
《穿普拉达的女王》（The Devil Wears Prada，2006）剧照所以，安迪由灰姑娘到公主的“变装”，就远不止是在时尚导师——杂志部的创意总监耐杰尔（斯坦利•图齐饰演）的“引领”之下完成了所谓审美进阶，而是她终于接受了由《天桥》杂志制定的时尚标准（成功标准），愿意被同化，成为一个更合格的“艾米丽女孩（Emily Girl）”（艾米丽是米兰达第一助理的名字）。而当安迪最终决定离开米兰达和《天桥》时，她同时放弃的，也正包括那些“华服”——象征着“《天桥》式时尚标准”与“米兰达式成功”的隐喻符号。
安迪的离开，不是简单离开一份她并不热爱的工作，也不是简单地拒绝时尚，她是在拒绝把自己的最终定义权交给米兰达、《天桥》和这套系统。正是这个具有反思和反叛精神的“离开”，一举提升了这部电影的格局与高度。
第一部为何经典？因为它拍出了时尚（主流系统认可）的魅惑性，也拍出了它的危险性。它一边制造时尚神话(成功神话)，一边又让观众看见神话的毒性。它能让观众一边被吸引，一边保持警惕。
如果说《穿普拉达的女王》第一部所诠释的“时尚”是一种隐喻，提醒着观众“时尚”的危险性和代价，到其续集时，“时尚”已经变成了赞助商。两种取舍背后，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价值选择和精神气质。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续集的立场和生产位置，发生了根本变化。
《穿普拉达的女王2》（The Devil Wears Prada2）剧照第一部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气质，更像是安迪进入《天桥》的人类学实践与考察；第二部则直接进入了品牌合作、联合营销和粉丝消费的商业链条之中。影片与多达十几个品牌（横跨时尚、美妆、饮料、科技等领域）进行了深度捆绑与合作。它本身已经成为时尚业和电影工业共同打造的“大型商业庆典”。
而这个IP为何如此“吸金”，尤其是备受时尚业青睐？因为这个IP的商业价值部分，正建立在观众对时尚世界的迷恋之上。它之所以会在二十年后被拍摄续集，显然不是因为投资方看中了它的思想深度，而是因为它拥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庞大的女性观众基础（票房号召力）和极为丰厚的时尚资产（品牌变现力）。
这样的位置和立场，当然注定了续集不可能真正批判“时尚神话”。被限定了“自由”的安迪和米兰达，角色内核崩塌也就不足为奇。
《穿普拉达的女王2》（The Devil Wears Prada2）剧照第一部里，我们看到的是年轻助理安迪在面对米兰达、《天桥》以及时尚王国所代表的系统规训时，如何一步步被驯化，又如何选择出走。她与米兰达之间的紧张、博弈，是全片戏剧冲突的压舱石，同时也具有隐喻性。可到了第二部，我们看到的却是安迪成了米兰达的“护卫队”与“盟友”，影片开头制造的那点小对立，只是欲扬先抑的小把戏。她们为了保住米兰达、保住《天桥》、保住自己的位置而自救、互救。如此一来，影片戏剧冲突的底层结构、主题、立意，都转向了。
在第一部影片里，进入《天桥》的安迪有着非常清楚的“价值问题”：我要不要为了主流社会认可的“成功”变成另一个人，臣服于米兰达那句充满魅惑性的说辞：“人人都想成为我们。”然而，续集中归来的安迪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电影没有写清。或者说，写得太浅、太“工具人”化。安迪的“回归”首先是功能性的——为了服务于IP核心人物的重聚，也为了展现“女性互助”，帮米兰达保住位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影片为她设计的回归理由是：在新闻行业被裁，不得不需要一个新饭碗。
当初，是安迪的离开成就了第一部的深刻性与经典地位。如今，为了服务于续作的拍摄，她的人物成长被强行降格。她更从灵魂主体变成了剧情推进的工具。
《穿普拉达的女王2》（The Devil Wears Prada2）剧照观众本来期待着一个做了多年新闻的安迪，在二十年的社会淬炼之后会更成熟、更锋利、更有主体性、更有魅力，结果却看到了一个“没有成长的安迪”——这也成为很多观众不满的原因。
当影片选择让安迪为了饭碗而重入《天桥》时，如果真要拍出那种中年危机下的生存焦虑、妥协与抗争，或许也会是个有锋芒有温度的故事。可惜，电影并无意真正就此展开。安迪不止被安排了两倍薪资与纽约市中心的豪华公寓，还被安排了一个事业收入均不错的男朋友。安迪的回归，有职业危机，却不再有灵魂危机。她变成一个工具性角色，负责美、负责励志、负责女性友谊和温暖，却不再负责反思与反叛。
《穿普拉达的女王2》（The Devil Wears Prada2）剧照再说说米兰达这个角色的崩塌。
在第一部影片中，米兰达是位居金字塔顶端的权力象征，是发号施令者、是规则制定者、是办公室秩序本身。她的审美、判断、情绪和命令，就是《天桥》的运行法则。到了第二部，她变成了居于结构性弱势、身陷囹圄、需要被拯救的人。
影片一上来，就铺垫了米兰达所面对的重重危机。第一层是丑闻与公关危机，《天桥》卷入争议报道，陷入舆论风波。第二层是商业危机——广告金主不满，米兰达不得不看广告主脸色行事，也不得不习惯妥协。第三层则是管理危机：过去职场霸凌式的管理风格屡遭投诉，她不得不约束收敛，连衣服也必须自己挂了。第四层则是组织危机：预算大幅削减、裁员重组的压力，都挤压着米兰达。最重要的危机，则是结构性的危机——纸媒、杂志、新闻业整体失势。内容行业的权威被平台、算法、AI和资本共同稀释。《天桥》不再是2006年那个时尚权力神殿，而是一家需要求广告、求资本、求生存的衰落机构。米兰达的个人职业危机和杂志生存危机被搅在了一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她迎来了老板想要出手套现、杂志即将易主，主编位置不保的困局。
我能理解这样的角色扭转设计。一方面，续集需要“回应时代的变化”，另一方面，它要扭转米兰达“权力支配者（有时也是加害者）”的位置。毕竟，米兰达原先的虐待型老板形象，之所以能在此后20年被观众接纳，全因隔着时间和情怀的滤镜。放到今天的舆情里，她无边界支配助理、羞辱下属、私人事务公事化、用轻蔑和恐惧建立权威，恐怕很容易被抵制。《天桥》编辑部也会被视为有毒职场。
不止如此，随着原作的成功以及扮演者梅丽尔•斯特里普本人的巨大魅力，米兰达这个角色也逐渐被打上了“柔光”，戴着“经典人物”的光环——二十年里，观众、媒体、演员、评论界共同完成了一次“米兰达神化”。她一步步从“女魔头”变成了“女王”、从toxic boss变成girlboss icon，从复杂人物变成了纯励志符号。这不是第一部电影本身完成的，而是流行文化后续再加工完成的。
《穿普拉达的女王2》（The Devil Wears Prada2）剧照而续集从商业角度考量，也顺时应势地完全接受了这份滤镜。于是在第二部中，米兰达就彻底被当成了一个值得被保护、值得被成全的正面角色来处理。米兰达不止毒性尽失，攻击性大减，更从权力压迫者转身变为被新时代压迫的人。角色“毒性”与复杂性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一句普适的口号：“哦，我真的热爱工作！”
从人物层面说，这样的米兰达不再有第一部那种危险的魅力；从戏剧冲突层面说，米兰达不再是压力源，不再是制造张力的核心；而从隐喻层面说，她也不再像第一部那样具有符号象征性。
本来，米兰达的专业性、魅惑性与毒性并存，是原作中这个人物的迷人之处。那时的观众既讨厌她，又迷恋她。“矛盾性”才是角色经典的原因。当她危险性下降、不再令人警惕，而更多只是令人唏嘘、同情、保护时，观众当然更容易代入情感，但复杂角色的魅力、张力也丢了。
除了人物立不住，影片的危机和冲突的解决，也敷衍、草率如“游戏”。刘玉玲饰演的低调女大佬萨莎•巴恩斯接受采访，就算能挽救一次销量，能制造一次声量，但能从根本上改变《天桥》的困局吗？老板从科技新贵换成友善女大佬萨沙，就能彻底解决一本传统杂志所面对的结构性危机？很遗憾，续集不止把行业结构性危机“转移替换”成了总编的个人保位战，也把大的产业命题缩小成了老板更替、资本换手。其实只要问一个问题，就可以看出这个剧情设置的脆弱。试问：如果米兰达在位二十年也并没能阻止《天桥》的衰落，那么，帮她保住这个位置，如何可以构成电影的胜利叙事？合理性在哪儿？“女王保位战”的故事，其实在底层逻辑上就不成立。
不得不说，续集中安迪和米兰达的角色设置都很失败，也是失效的。
《穿普拉达的女王》（The Devil Wears Prada，2006）剧照其实，米兰达“女王”角色的“过时”原本可以写得更高级。这个角色的真正危机，不是个人职位不保，也不是坐经济舱这种太显刻意的落魄戏码，而是她的制度位置不再——这是一场不可逆的时代变局。
过去，权威时尚杂志决定着审美秩序、产业风向，米兰达决定着什么颜色会进入产业（首部中天蓝色绒衫那段情节堪称经典）、决定着哪个新锐设计师能被看见，她曾是时尚女王一般的存在。现在的她，当然还有专业的判断力、影响力，但她已经不再能单方面制定时尚圣经，决定时尚信仰。因为时尚信仰已经被拆散到无数屏幕、账号、社群和推荐流里。大众不再等待权威杂志告诉自己什么叫时尚，而是在推荐流里自己用脚和钱包即时投票。真正决定一种风格能否成为潮流的，不再是某个主编的整版推荐，而是平台、算法、大数据，是无数用户的点赞评和购买行动。甚至意见领袖KOL们，也更多只是“时装载体”，是潮流测试器。这也不是“时尚民主化”那么简单，但时尚的精英垄断的确已经被打破，而算法取而代之成为新的“统治性权力”，会决定谁先被看见，什么内容被强势推送，更容易获得流量。而米兰达和《天桥》要面对的，正是所谓审美权威的跌落。这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时尚业的权力形态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
可惜，电影并没有真正拍出这一点。它只是把这场时代变局简单拍成了一个肥皂剧式的争权夺利游戏：曾经的助理艾米丽如今与科技新贵联手，想要买下杂志、取代米兰达；而安迪则帮助米兰达找到“女性友好”、“时尚友好”的女老板，继续支持米兰达。
更有意思的是，大概是为了避免被批评为“雌竞”，影片最后又强行让前面的“反派”艾米丽与安迪和解，大谈友情，迎来happy ending。这当然安全、女演员友好，但未免太过无聊。
如果原作是“作品”，续作就只能被称为“产品”——它只是一个努力要完成商业KPI的电影项目。属于米兰达和安迪的魅力与锋利，终究都被留在了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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