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长期被理解为两党制国家，由工党与保守党轮流执政。但如今，英国政治正经历一场历史性的结构性变化。5月7日举行的英格兰地方选举、苏格兰议会选举、威尔士Senedd选举以及英格兰部分市长选举，或许正是观察这一变化的关键窗口。
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关于地方与地区政治的选举。以英格兰为例，136个地方议会、约5000个地方议席面临改选，议题包括垃圾收集、道路维护、图书馆、社会福利和学校服务等。但这一次，地方选举承载的已远不止地方政治。它不仅是对斯塔默政府的中期测试，也可能预示英国下一次大选的结构性变化。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Sara Hobolt和Tony Travers在一场面向国际媒体的简报会上指出，英国政治的关键词已经变成“碎片化”和“极化”。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府系教授、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Tony Travers（左）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府系教授、欧洲制度研究Sutherland讲席教授Sara Binzer Hobolt（右）。摄影：英伦云为什么此次地方选举如此重要？
过去，英国地方选举通常被视为对当前政府的“中期审查”，选民可能借此“惩罚”执政党而尝试投给新党派，到了大选，选票基本还会回到主流政党上。传统上，执政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最大反对党会受益。但这一次，这种惯性可能会消失。
Sara Hobolt指出，最近的民调显示，工党和保守党同时低迷（支持率均为17%），改革党在右侧崛起（支持率24%），绿党在左侧扩张（16%），自由民主党（12%）在特定地区稳步推进，苏格兰民族党和威尔士的Plaid Cymru继续挑战伦敦中心政治。这不是简单的“执政党中期受挫”，而是整个政党体系的松动。
民调显示改革党支持率领先。来源：Politico Poll of Polls因此，此次地方选举，可能产生长期的组织性影响：
改革党和绿党若赢得更多地方议席，将有机会建立基层网络；工党和保守党若失去大量地方议席，则会削弱既有基层组织。
Sara Hobolt教授用了一个形象说法：地方选举可能像一种 “gateway drug”， 选民第一次投给某个挑战性政党后，未来更容易继续这样做。这一次地方选举可能成为“大选投票行为的心理前奏”。
其次，这场选举可能影响斯塔默的首相地位。若工党此次遭遇重大挫败，党内议员会进一步质疑他是否仍具备带领工党赢得下次大选的能力。
第三，这场选举可能预示下一次英国大选的结构性变化。
这场选举可能显示，英国两党制的整合能力正在急剧下降。英国不再是简单的工党和保守党轮流坐庄，而是进入改革党、绿党、自民党和地区民族主义政党共同竞争的多党时代。
Sara Hobolt指出，2016年的脱欧公投不仅改变了英国与欧洲的关系，也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身份。人们开始把自己理解为留欧派或脱欧派，而这种身份继续影响他们对政党、移民、经济和国家认同的看法。
英国大选以及英格兰地方选举采取的是 first-past-the-post，即简单多数制：在单一选区中得票最多者当选，候选人不需要获得超过50%的绝对多数，只要得票数高于其他候选人即可胜出。一旦选票被五六个政党分割，一个政党可能只凭二十几个百分点的选票就赢得大量席位，甚至组成政府。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选举制度有所不同。
专家预测：工党面临巨大风险
2024年大选中，工党以压倒性议席多数让斯塔默得以入主唐宁街。但这场胜利从一开始就带有结构性虚弱：工党获得的是巨大的议席授权，但不是同等强度的民意热情。工党此前大胜，选区数量占优，但全国得票率仅三分之一。这已经是一个预警信号：在高度碎片化的政治环境中，一个政党可能凭借并不高的选票比例赢得巨大议席多数。
许多英格兰地方议会席位上一次改选是在2022年，比如工党在伦敦取得包括Wandsworth、Westminster和Barnet在内的标志性胜利。当时保守党正深陷疫情“派对门”丑闻，工党作为反对党表现强劲。许多选民投票给工党，并非因为他们被一个宏大的国家愿景打动，而是因为他们受够了14年的保守党执政。斯塔默的核心卖点是“我们不是保守党”。但执政之后，这句话很快失去效力。
英国选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更深层的不满：经济增长乏力，税负上升，家庭可支配收入承压，NHS和地方公共服务持续紧张，移民问题成为文化分裂的引爆点。同时，斯塔默原本拥有的“能力”和“诚信”形象，也在一系列政策转向、党内摩擦和丑闻中被消耗。于是，选民的情绪不再是“换一个主流政党试试”，而是“两个主流政党都一样”。
2022年，投给工党可以是一种反保守党的表达；2026年，是否继续投给工党，则变成了对工党自身执政表现的直接评判。
伦敦便是一个缩影。过去十年，人口结构、移民比例、年轻选民和亲欧洲倾向使伦敦成为工党堡垒，伦敦在2024年大选中选出了59名工党国会议员。5月7日大伦敦32个自治市议会都将举行地方选举，并选出1817名地方议员和7个地方市长。如果工党在这些选举中遭遇大规模挫败，动摇的不仅是地方议会控制权，更是威斯敏斯特工党议员的心理安全感：他们会担心，地方层面的失利在下一次大选中重演。
Sara Hobolt预测工党可能损失 1000至2400个席位。如果按照牛津大学Stephen Fisher教授的预测，工党损失1900席的话，工党在地方议会的占比会从2022年的超过半数下降到约13%。
改革党和绿党的崛起
改革党和绿党看似处在英国政治光谱的两端，却共享同一种时代情绪：对主流政治的不信任。
改革党的崛起并不是党魁奈杰尔•法拉奇个人使然，而是英国政治右侧长期积压情绪的出口。改革党吸引的是脱欧派、文化保守派、对移民不满者、对伦敦精英政治反感者，以及曾经属于保守党的地方基层选民。改革党的政策未必完整，其经济主张与选民基础之间甚至存在张力：一个倾向小政府、低税、自由市场的领导层，面对的却是许多依赖公共服务、养老金和国家支持的选民。但在政治心理上，它提供了一种简单而有力的叙事：国家出了问题，因为边界失控、主流政党失信、精英阶层无能。
绿党则代表另一种抗议，被认为是工党左侧的主要威胁。
它吸引的是年轻、城市、大学教育程度较高、亲欧洲、关注气候与社会正义的选民。对这部分人来说，工党太谨慎、太管理主义、太害怕冒犯中间选民。绿党领袖Zack Polanski式的政治表达，带有一种左翼民粹的直接性：问题来自财富集中、金融资本和不平等。它的经济方案或许会遭到严厉质疑，但在一个缺乏想象力的政治环境里，激进本身就具有吸引力。
Sara Hobolt说得很直接：当主流政党无法让选民相信事情会变好时，选民会转向那些提供“完全不同”选择的政党。即便他们未必相信改革党或绿党真能解决问题，也愿意用选票惩罚旧政党。
斯塔默会遭遇党内逼宫吗？
民调显示政府支持率。来源：YouGov斯塔默的个人命运，也因此与地方选举紧密相连。最近民调显示斯塔默的支持率跌到了20%， 而政府的支持率降到了15%。若工党损失惨重，党内会更公开地讨论替代者。但问题是，谁来替代？Sara Hobolt分析说，卫生大臣Wes Streeting可能被左翼视为过于“新工党”；前副首相Angela Rayner 可能被中间派视为过左；大曼彻斯特市长Andy Burnham 虽有地方治理品牌，却不在国会，重返威斯敏斯特本身就有风险。
民调显示斯塔默支持率。来源： Politico Poll of PollsTony Travers补充说，斯塔默面临的压力即便真实存在，也并不等于一场领导权挑战马上会发生。与保守党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和党魁不同，工党在组织文化和制度安排上都更倾向于避免突然“政变”。除非斯塔默本人选择辞职，否则挑战者不仅要有政治意愿，还必须先在议会党团内部集结足够支持。按照现行规则，触发挑战大约需要20%的工党议员提名；以目前工党议员规模计算，这意味着数十名、甚至约80名议员公开支持挑战者。只要后座议员没有形成明确共识，斯塔默就仍能依靠制度惯性维持位置。但这不是一种强势稳定，而是一种消极稳定。
改革党或许会成为最大赢家
改革党的前身是脱欧党。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脱欧党证明英国政治中存在一个被两大党低估的脱欧民意池。英国正式脱欧后，该党于2021年改名为Reform UK，议程从脱欧扩展到移民、减税、反净零、公共部门改革和削减政府开支。2024年大选中，改革党赢得5个下议院席位；2025年英格兰地方选举中，它又赢得677个地方议席，成为当次选举赢得席位最多的政党。
改革党被预测在5月7日的选举中可能获得大量席位，特别是在西约克郡的 Wakefield、Kirklees、Calderdale、Bradford，大曼彻斯特外围地区，如 Wigan、Bury、Rochdale、Oldham以及Norfolk、Suffolk。 伦敦外围地区如 Bexley、Barking and Dagenham、Havering和Hillingdon。
Tony Travers强调，英国政治高度依赖地域组织。地方议员、志愿者上门拉票以及在社区中的可见度，构成了政党维系选民关系的基础。地方议员是英国政党的“地面部队”。一个政党一旦失去几百甚至上千名地方议员，失去的不只是席位，更是未来大选中的人力网络和地方触角。反过来，如果改革党和绿党赢得大量地方席位，它们将不再只是电视辩论中的抗议声音，而会拥有社区组织、地方预算、政治影响力和未来候选人的动员基础。
改革党是否真有可能走向执政？
两位专家都没有断言改革党一定会执政，但都认为，在当前英国政治碎片化的背景下，这一可能性已不能再被简单排除。
但他们也指出，改革党面临几重限制：其领导层和选民基础在经济政策上并不完全一致；法拉奇本人不受许多非改革党选民欢迎，地方治理经验有限；其他政党通常不愿与改革党组建联盟。Tony Travers提到，改革党在地方政府中未必表现得非常激进，可能更像“保守的保守党”。
威尔士：工党的“存在性危机”
威尔士被认为是工党最具象征意义的风险之一。
自1999年威尔士议会建立以来，工党一直是威尔士政府的主导力量。但现在，Plaid Cymru和改革党在民调中都可能超过工党。Sara Hobolt认为，如果这种趋势转化为席位，这将不仅是一次选举失败，而是工党传统领地的象征性坍塌。这一风险又被新的选举制度放大。2026年起，Senedd席位将从60席增至96席，并采用封闭名单比例代表制，选民只投一票，选的是政党或独立候选人。这使威尔士选举更可能反映多党竞争的现实。
如果Plaid Cymru成为第一大党，其领袖Rhun ap Iorwerth可能成为威尔士第一部长，威尔士可能迎来民族主义政党领导的政府。再加上苏格兰民族党在爱丁堡的地位，以及北爱尔兰政治格局的变化，英国可能出现一个政治上非常醒目的局面：联合王国多个组成部分均由非伦敦中心的民族主义力量主导。英国不一定会因此立即分裂，但联合王国的政治想象会进一步松动。
不过，Tony Travers也强调，威尔士独立支持率长期低于苏格兰，威尔士与英格兰联系更深，且财政上较依赖英国财政转移支付。因此，即使 Plaid Cymru 上台，也不意味着威尔士马上走向独立公投。近期报道也显示，Plaid Cymru 的2026年路线图重点更多放在政府治理、医疗、生活成本、教育和经济，而不是立即推动独立。
苏格兰：苏格兰民族党仍可能占优，改革党也在上升
苏格兰情况与威尔士不同。苏格兰民族党执政多年，公共服务问题和党内危机本应削弱其地位。但只要苏格兰独立与留在英国的分野仍然存在，苏格兰民族党就拥有强大的身份政治基础。支持独立的选民集中，而反独立的unionist阵营则被工党、保守党、自民党和改革党分割。所以改革党在苏格兰也有空间，尤其是在支持脱欧、反对独立、原本倾向保守党的选民中。但它的上升未必削弱苏格兰民族党，反而可能进一步分裂unionist阵营。
两位专家都认为，虽然苏格兰可能继续出现支持独立的多数，但这并不意味着独立公投马上发生。因为中央政府不会轻易批准，而苏格兰民族党也不一定愿意在没有明确胜算的情况下冒险。
两党制之后，英国是否有新的治理方案？
Tony Travers 和 Sara Hobolt指出：英国的选举制度并不是为碎片化设计的，领先者当选制在两党竞争中可以制造稳定多数，但在多党竞争中可能制造极端扭曲，比如一个政党也许只需二十几个百分点的选票，就能因为其他政党相互分裂而赢得大量席位。这种制度在碎片化时代具有高风险：它可能产生一个拥有巨大议会多数、却缺乏广泛民意基础的政府。2017年大选中，由杰里米•科尔宾领导的工党赢得约40%的选票，却仍未能取得议会多数；而在2024年，斯塔默领导的工党仅以约34%的得票率便赢得压倒性议席多数。这正显示了简单多数制在不同政治环境下可能产生的巨大扭曲。
到那时，英国不仅会面对治理问题，还会面对政治合法性问题。但制度改革总有一个悖论：有权改革制度的，通常正是刚刚从旧制度中获益的人。工党内部有不少人支持选举改革，自由民主党、绿党和改革党也倾向比例代表制。但一旦某个大党通过现有制度赢得权力，它改变规则的动力就会下降。这使英国可能继续被困在一个越来越不适合其政治现实的制度中。比如工党在2024年凭34%左右选票赢得巨大议席多数后，对改革兴趣下降。
过去英国投票行为主要按阶级划分：工人阶级倾向工党，中产和资产阶级倾向保守党。现在，新的分野更多由以下因素决定：英国选民越来越不是按传统阶级投票，而是按教育程度、年龄、文化价值、地域和对开放社会的态度投票。工党的选民基础越来越像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专业阶层和公共部门群体；保守党和改革党的选民则更偏年长、非大学毕业、文化保守和脱欧认同。阶级没有消失，但它已不再是唯一轴线。
对于选民而言： 保守党仍背负执政失败记忆；工党显得谨慎而疲惫；改革党和绿党提供的是情绪出口而非完整治理蓝图；民族主义政党能表达地方不满，却未必能回答联合王国整体的财政和安全问题。专家认为，目前没有任何主要政党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整体性愿景，真正提出能够解决低增长、高税收、公共服务压力和国家财政约束的完整方案。
Tony Travers认为，1997年布莱尔上台时可能是英国政治中最后一个全国性乐观时刻。那时选民相信事情可以变好，国家可以被重新启动。今天的英国政治很少再有这种乐观。此后，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长期增长乏力，过去趋势增长率约2.5%，而2008年后可能只有约1%左右，政府财政空间越来越小，这使任何政府都缺乏财政空间，无法提供令人振奋的政策愿景。国家进入一种“管理型政治”而非“愿景型政治”。政党不再承诺黄金时代，只是在低增长、高税负、公共服务压力和地缘政治不确定中管理衰退。
结语
曾经由工党与保守党轮流吸纳不满、消化冲突、维持制度稳定的时代，正在走向黄昏，关于2029年英国是否会再度出现联合政府的猜想，也正变得越来越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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