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座中心的意义并不是简单地“集中办公”,而是一次学术生态的重组——从分散、封闭,转向开放、连接、共享与共创。

(图9牛津苏世民人文中心图书馆View of the Bodleian Library, Stephen A. Schwarzman Centre for the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Oxford. Photograph © David Levene)
牛津大学绝大部分的建筑,包括自然史博物馆,最初并不是为公众开放而建。而苏世民人文中心完全不同。它从早上8点开放到晚上10点,南北入口贯通,使人们可以从城市中穿行而过。它不是一个封闭的学术容器,而是一个公共房间,一个可以被城市使用的空间。从高冷的象牙塔,走向普罗大众,建筑是让开放共享理念获得落地的载体。
建筑师Watts 提到,设计中有一个重要原则:每个空间至少承担三种功能。大礼堂既是公共聚集空间,也是咖啡与休闲区域、学习与工作空间,必要时还可以转化为表演空间。剧院同时是英语系讲堂,电影院也是音乐教学空间。换句话说,每一寸空间都被高强度使用。一座建筑要欢迎所有人,就必须让所有人都能进入。无障碍通行、静谧空间、哺乳室和“更衣空间(Changing Places)” 等设施,旨在确保这是大学中无障碍程度最高的建筑。

(图22 建筑事务所Hopkins Architects 的负责人 Jonathan Watts 摄影:英伦云)
在可持续性方面,这座建筑同样力求极致。项目从一开始就以被动式( Passivhaus)标准为目标,这是来自德国的建筑学术语,简单说,是一种几乎不需要主动供暖或制冷的超节能建筑标准,自然达到冬暖夏凉。为了达到能对能量流动进行“精密控制”:从保温、气密,到通风与玻璃系统,每一个细节都需达到极高性能。建筑外立面拥有相当于“五个足球场面积”的隔热层,采用全面板化预制结构。全部采用三层玻璃,减少了能耗。尽量减少材料运输距离:97%的合作公司来自英国本土,楼梯钢结构来自谢菲尔德,穹顶的66吨钢材与玻璃在剑桥制造,音乐厅座椅则由英国工匠制作。施工中使用低碳混凝土、全电动工地,实现“净零排放”。
牛津苏世民人文中心成为欧洲最大的被动式建筑之一,也是拥有全球首个符合被动式标准的音乐厅。初步数据显示,其供暖能耗仅为同类建筑的一半。

( 图18 牛津苏世民人文中心音乐厅 View of the Sohmen Concert Hall, Stephen A. Schwarzman Centre for the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Oxford. Photograph © Hufton + Crow)
但建筑真正开始“说话”,是在艺术与学术交汇的空间中。楼上的学术工作,会自然延伸到楼下的文化呈现中。例如:英文系研究莎士比亚戏剧时,可以直接在剧院中进行实践演绎;音乐学者探索声音创作时,可以在“黑盒空间”(black box)中实现沉浸式实验;学者与公众都可以使用展览空间;同时也能接触到图书馆与各类学术资源。这种即时沟通和转化,一定程度,让跨学科合作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体验AI时代的人文实践
走访中,不经意处,就能感受到了牛津学术的厚重和人文精神的沁润。
走廊墙面上宽屏幕呈现的就是一幅AI视觉作品《A Perfect Language of Images》。不断更替的植物的轮廓,一开始让人很是费解。著名数字艺术家,也是牛津英文系毕业生的作者 Anna Ridler告诉我们,创作灵感来自牛津学者 John Wilkins 1668年关于“分类”的著作。
Wilkins试图通过一种理性、有序的体系对世界进行分类,但失败了。三个世纪之后,阿根廷作家Jorge Luis Borges 也在反思: 一切分类本质上都是协商性的、不完整的,无法完全容纳其所描述的对象。那么AI可不可以颠覆这一结果呢?Ridler把分类的任务交给了AI,机器学习依赖“标签”(labels),但在面对珊瑚、真菌等看似植物其实又像动物的事物时, AI同样失效。

(图11 AI作品 installation View of Anna Ridler, A Perfect Language of Images, at the Great Hall, Schwarzman Centre, University of Oxford. Photo © David Levene)
从17世纪John Wilkins试图建立“完美分类体系”的理想出发,到今天算法驱动世界的现实,人类始终未能真正解决“如何分类和标签”的问题——只是将这一任务外包给了机器。分类从来不是中性的技术操作,而是一种带有取舍的判断。它决定了什么被看见,什么被忽略;谁被纳入,谁被排除。每一种分类背后,都是一套隐含的价值体系。因此,Wilkins当年的哲学困境,在今天有了一个更加具体、也更具现实后果的名字——算法歧视(algorithmic bias)。它提醒我们,用理性理解世界本身就有局限;AI并没有消除这种局限,只是让它以新的方式显影和放大偏见。
进入White Box, 我们欣赏到了另一件AI 作品: Refik Anadol 的《Archive Dreaming: Large Nature Model — Oxford》。他的作品似乎在告诉我们,AI的梦境是怎样的。
屏幕上,大自然植物般的成像,在翻滚、变形,仿佛海浪奔涌,如梦如幻,当观众步入其中,四周被不断流动的视觉所包围:变化不息的图案、文字与影像,仿佛置身于一个正在思考、呼吸的“意识之中”。

(图12 AI 作品Installation View of Refik Anadol, Archive Dreaming_ Large Nature Model — Oxford, Photo © David Levene)
Anadol的创作过程是: 先用AI“阅读”庞大的自然与文化数据,来自博物馆、科研机构的历史档案、自然图像与生态信息多达170多万份。再把这些数据通过检索、排序, “转译”为不断流动的视觉景观。这些画面不是预先制作好的,而是可实时生成(generative)、持续变化(non-static), 像“会做梦的档案”(dreaming archive)。
这种思考也延伸到教学中。牛津开设的“文化分析”课程,正是在追问:当我们用数据理解文化,会发生什么?反过来,当我们用文化视角理解数据,又会看到什么?课程讨论AI是否可以具有创造力? DALL•E、Midjourney等AI视频生成工具是如何冲击作者身份、真实性和来源等文化领域的核心概念的?
我们似乎走进数据的梦境里,其实仍然是人的世界——人的采集、人的分类、人的遗漏、人的想象,AI自身无法完善人的不足,反而会放大这些缺陷。

( 图16 AI 作品,作者Refik Anadol, Installation view of Archive Dreaming, image courtesy of Refik Anadol Studios)
那么,人类又该如何在这一过程中,重新看清自己的初心?在浮躁的世界,还原深度聆听,也许是一种方法。
在 Black Box,我们席地而坐,灯光熄灭。声音不再只是被听见,而是渐渐淹没和包裹身体,进入神经,时空的边界似乎消融。超过40个扬声器构成的沉浸式声场,使声音可以在空间中移动与定位——“扩音”被“空间感知”所取代。当不同的声源漂浮于空中,捕捉人们黑暗中更为敏锐的注意力,人们也被某种不可名状的情绪俘获。这既是一场艺术体验,也是一场关于感知与身体的实验。

(图13 Blackbox 感受音乐 摄影 英伦云)
来自Lost Games的两位空间音频设计师John Best和David Shepherd,正在与 Sigur Rós 合作,将在今年6月至7月呈现一件沉浸式装置作品Lost> 作为牛津大学“人类繁荣中心”的负责人,Morten Kringelbach 教授一直在探求 “Eudaimonia”(幸福/人类繁荣)的意义。 这个词汇来自亚里士多德,其中包含两层含义:一种是“愉悦”(类似蜂蜜的甘甜),另一种是更深层的“有意义的快乐”。 他认为,“共鸣”本身就是一种深层的疗愈——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可以说,人本身就是彼此的“树”,彼此支撑、彼此滋养。他真正想找到的,是那些让生活变得“值得”的时刻——那些让我们每天早上愿意醒来的原因,追问这一切在大脑中是如何发生的? 在这个空间里,技术专家、艺术家和学者合作,既进行深度访谈,也使用最前沿的神经科学技术,例如一种“混合模态脑扫描仪”,以毫秒级精度观察大脑在体验声音和气味过程中发生的变化。 艺术与跨界合作 从音乐营造的梦境中醒来,我们步入了宽敞明亮,可以容纳500座席的音乐厅(Sohmen Concert Hall )。整个空间采用了类似“隔震装置”和软性结构的设计,能够有效阻隔来自道路或外部环境的震动与噪音。四周的英国橡木墙面,形成不同的凹槽,没有一处是完全平整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优化声学表现,让声音达到最理想的状态,可以很纯净,也可以很安静。 人文部主任、音乐教授 Daniel Grimley 告诉我,对音乐专业的他而言,来到这座世界级的音乐厅,就像“回家”一样舒服自在。但这个中心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包容与多元:它既是公共建筑,也是学术空间;它会让教学触达新的观众与社群,也会让未来的人文学科以更开放的方式发展。 (图19 牛津苏世民人文中心总经理 Alexandra Vincent、牛津大学人文部主任Daniel Grimley教授和作者静楠合影 摄影英伦云) Grimley教授谈到,过去牛津七个人文学科院系相对分散,如今合并进同一建筑,并不意味着失去古老院系的身份。恰恰相反,古老的学科在这里获得了现代设施,也获得了面对AI时代前沿问题的条件。通过结伴、对话、合作,牛津希望从不同角度探索人文与科技结合的新路径。而这也是像MIT这样的潜在合作伙伴正在做的事情。 如果说这座建筑试图让人文学科回到世界中心,那么艺术项目则是它面向公众的入口。 艺术家进入学术核心的驻留计划,使知识不再停留于研究本身,而获得延展。艺术家在现场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作品。 Lil Buck以流畅的“月球漫步”在舞台上游走,Nitin Sawhney在钢琴前铺陈旋律,Aref Durvesh以印度鼓点回应节奏——三者共同演绎了致敬Nelson Mandela的《Breathing Light》。吉他与鼓点交织,人声合唱层层叠加,将观众带入一种更原初、近乎本真的状态——仿佛不再身处牛津,而置身于一片遥远而生机涌动的丛林。 (图10 牛津苏世民人文中心音乐厅里的表演 《Breathing Light》街舞+键盘+印度鼓 Nitin Sawhney, Lil Buck and Aref Durvesh during a rehearsal in the Sohmen Concert Hall, Schwarzman Centre, University of Oxford. Photo © David Levene) 在Grimley教授看来,人的同理心、人际连接、幽默感等最基本的特质,依然决定着我们的生存方式,也是机器无法完全取代的部分。未来的人文学科学生应该延续核心能力:语言、历史、面对复杂问题的分析能力,但他们也必须学会负责任、可持续地使用技术。 100多年前,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Karel Čapek)发表科幻剧本《万能机器人》(R.U.R.),首次提出“机器人”的概念。而今未来已来,问题已经从“机器是否会到来”,转向:人类将如何与之共处。 今年6月即将举行的“过去•现在•未来”艺术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制作人Elizabeth Zeddie Lawal 介绍了值得期待的项目。“未完成的革命”将在5月至6月展开,探讨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的历史遗产;“当下乌托邦!”将在10月至11月登场,以乌托邦思想为灵感,探索未来社会愿景,Sawhney 的新作《Orbiting》,源自 Samantha Harvey 关于六位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环绕地球时的写作。他们在太空中回望地球,也反思人类自身。作品触及气候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在AI、冲突与分裂中重新理解同理心、尊重和身份的问题。 ( 图17 开放日表演Taylor Mac_ Bark of Millions © Julieta Cervantes) 开放与融入 最终,我们在建筑师的带领下,来到了可以放松和交流的露台。 站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老牛津”的轮廓:在烟囱之间,可以远远望见位于牛津市中心的地标Radcliffe Camera 的圆顶,以及周围熟悉的城市景观。 这种视觉上的连接,其实也象征着一种延续:从传统牛津,到当下这个全新的空间,两者之间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彼此呼应的。 露台上透明的玻璃窗,正好框住了旁边的楼,对面的玻璃幕墙恰好映照了苏世民人文中心。 随着苏世民人文中心的建成,这一片区域正在发生连锁变化:Green Templeton College 获得了资金支持,正在重新规划其校园布局,其主入口未来将正对这,Somerville College 也在建设新的北侧入口建筑, 整个区域正在逐步打通,形成更连贯的城市动线 换句话说,这个项目不仅是一个单体建筑,而是在激活整个城市片区。 面向未来 ( 图15 牛津俯视图 来源Hopkins 建筑事务所视频截图 ) 牛津苏世民人文中心既是一个跨学科平台,一个公共文化空间,也是一个AI时代的人文实验室,更像是一份关于未来的乐观主义宣言。 在算法不断分类、排序和重组世界的时代,这座建筑真正回应的,并不是“人文学科是否还会存在”,而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机器开始替我们理解世界,人类是否仍然具备判断世界、理解他人并定义自身的能力?它提醒我们,在技术狂飙之中,仍需保有对人类主体性的关注。 Grimley教授最期待的,是孩子们走进这座建筑,接触那些原本无法触及的体验,从而改变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许,这正是人文在AI时代最重要的意义:不再退缩与隐身,而是在共创与共享之中,帮助下一代重新想象未来。 ( Victoria Wen, 贺翔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