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以贸易立国的国家，加拿大夹在两个最大的市场中间，左右逢源的时代过去了，左右为难的日子开始了。背景中，过去十年多中美关系从贸易冲突开始，渐及感染到了中美合作关系的各个领域，然后回旋镖又击中了经贸关系，贸易谈判长时间中止。中美关系在两国首脑直接管控下，在破裂的边缘止步。在没有找到新的支撑贸易交往的方式、合适的风险管理框架之前，中美两国贸易关系不稳定的外部效应，已经让骑跨在两国之间的加拿大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不适。
战后后半期，驱动经济跨国运营的基础范式倒转之后，自由贸易的进程开始变得困难了。2025年美国贸易代表公开宣示自由贸易理念已经被放弃。一个难以反驳的论点是，国际关系已进入百年不遇的大调整时期。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经济，法律，安全，外交的顺势调整趋势令人感到震撼。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为什么出现了被颠覆的威胁？整个欧洲也在这次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被美国超纲宣示了对整个国际体系的挑战。这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妨用第一性原理的思维梳理一下纷乱的国际关系。
人类凭借其他动物所没有的建构能力，才发展出了家庭之外相互合作的能力。经济合作边界不断扩大，人类的社会文明（或者不文明）也在交往中不断跟进。过去的一、二百年文明社会中“形而上”的精神产出不断丰富，国际关系领域疏离经济安排底层逻辑的各种观察变得丰富了，还发展出了不同流派和学说争奇斗艳，其中不乏聪明睿智的光芒。问题是，这些国际文明规则理论的建构源于文明时代的经济基础，但是当这些基础因习惯而被漠视变得好像空气一样透明时，当人们习惯了一种思维和观察方式到了执迷不悟的地步时，如果再不回到从经济角度用第一性原理整理我们的思路，人们会把精力消磨在自己建构起来的旁支末节中去。观察这次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美国和各方的激烈交流，就给人以这种感觉。
一、试着转到国际经济的第一性原理来了解问题
我们不得不先唤醒被忽略的一些历史记忆，先沿经济线索还原二战及以后国际关系体系历史演变的经济基础。在二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美国的租赁法案支持了欧洲，也取得了大量的债权。当时美国制造业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时期受到同盟国战争需求的刺激全面高涨之后，即将面临战后调整过剩产能的阴暗前景。去产能的调整将会导致沉重的社会阵痛。有支付能力的市场是解决战后美国和世界经济问题的绝对必要条件。而放眼全球只有原工业化国家聚集的欧洲才有可能吸收美国战争期间发展起来的制造业庞大产能，其他市场至多会有边际改善作用。面对这种情况，美国主导了符合经济道理的一系列战后国际安排，其中包括：成立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重建欧洲基础设施；成立多边国际金融公司IFC为企业提供支持；黄金集中到纽约以支撑以美元为基础的固定国际汇兑体系，排除汇率波动对投资回报预期的影响，成立IMF提供额外贸易汇兑保障。
棘手的问题是，欧洲如果痛定思痛加强国防建设，大量的资源将长久的沉淀在国防领域。如果引起军备竞赛，经济复兴的产出也将优先投入这个无底洞。在国际关系各种考量纷乱的时候，各国共同决策作对了的一件事就是：利用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以北约集体防御安排，来置换各国原不得不用于防务的大部分资源，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经济发展中去。
在一系列有利于调整大西洋两岸经济不平衡的经济制度性安排当中，美国国会利用权限单独否决了设想中的“国际贸易组织”（ITO）。因为这个谈判出来的“国际贸易组织”，有一些建构出来的理想化的内容得不到美国国会认可。美国政府明白，原欧洲工业强国的自主关税是释放美国积蓄的产能的实质性障碍。于是美国政府利用总统的行政权力把“国际贸易组织”的关税减让表部分拿出来，与欧洲为主的国家单独签署“临时生效”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组成了经济欠发达国家颇为反感的“富人俱乐部”。这个作法畅通了美国与其大力扶持的潜在制成品输入地欧洲的贸易通道。嗣后，华约的强势态度经冷战理论支持者鉴定为，本质上不是要扩张而是取进攻势态以得到安全边界。铁幕随之降下，也保住了战后国际安排框架的经济逻辑基础不用做方向性的调整。
我们不用去纠结是否有证据说是国际经济大师策划了这一切，我们只需通过历史性的回溯看到当时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经济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挑战，看到通过一系列制度性的经济安排下战后老欧洲的迅速复兴，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成批的涌现，看到战后经济秩序曾在解决美国面临的经济挑战的同时，启动了世界经济新的发展阶段。这些成功，以及一整套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战后国际秩序体系的顺利展开更激发了人类的建构努力。各国开始推理出更为理想化的国际经济关系准则，试着将环境和一些社会问题也挂上贸易发展的快速列车。在屡屡尝试不果之后，国际规则体系的大调整不期而至。面对国际关系体系受到挑战，特别是对美欧关系的调整感到震惊的人们所无视的一个像空气一样存在的事实是，在国际关系中，经济要素的跨国组合与控制是第一性的经济因素。在经济贸易交往的需求的基础上，各种各样、定位不同层次的政治、外交、安全方面的多、双边安排与协议互相支撑。
让我们具体看一看回归经济第一性原理的观察线索。美国基于债权的战后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安排运转起来之后，战后经济秩序的三大支柱的作用这里就不再叙述。这三大支柱保障了国际经济要素合理流动的新范式。这一经济范式与二战前任何时期都不同。它顺应了经济要素跨国组合的需要。这一经济体系在极大的促进经济发展和人类福利增加的同时，也催生出两大经济现象给美国自己的经济带来了前所未闻的新的挑战。这其中之一就是战后跨国公司的兴起，跨国投资与贸易的迅猛发展，使得美国和英国这两个世界金融中心中第三产业增长速度和GDP占比起了难以逆转的变化，美国经济也逐步开始脱实向虚。美国成了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后，实的部分加速转向境外，而虚的部分过度生长对社会财富分配格局，以及社会公正问题产生了影响。战后国际经济体制所维持的经济范式的熵值在逐步耗散，为了维持这个范式自七十年代以后各国曾作出了诸多努力，对一些规则做了一些改革努力延续了这个范式。问题出在四大经济要素（资本，资源性商品，技术和劳动）的劳动要素在国际交往中比较特殊。自由贸易体系让四大经济要素中的三项可以比较方便的跨国流动，但是劳动及跨境服务很难做经济上的最优配置。国际社会一直在试图按当初原设想，通过扩大自由贸易及相关新领域的合作来维持原来的自由贸易体系。这期间，美国二战积攒起来的债权，一整套有利于维持债权体系的国际经济安排，随着2006年英国还完最后一笔款已经成为过去式。当初促使欧洲战后复兴，防止其再次陷入军备竞赛陷阱，拖累美国产能输出的经济场景，也由于经济技术和市场的变化，出现了逆转。特别是现在的美国俨然反而成了三十九万亿美元规模的巨大债务国。原经济范式的基础早已动力不足，美国要考虑地缘政治和本国经济的现状，要保护他自己的工业产能，保存制造业劳动大军，通过逆向的再工业化安排，为化解巨额政府债务提供经济基础。在这个经济背景下，美国是否还有意愿继续通过分担欧洲防务成本来增加欧洲的进口消纳能力？当初既能解决美国出口也能提高欧洲偿债能力的基本经济互动模式已经不复存在。更不用说美国的一些制造业部门已经到了必须通过特定产业政策予以扶持的地步。
此前，在长时间的债权国向债务国转变过程中，美元与黄金脱钩，欧洲美元被抛海外，固定汇率制消解，自由贸易体系还是努力用存续的余下时长在做努力，甚至在2001年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动了规模庞大的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但是，那种通过扩大自由贸易的利益交换空间，包容更多分歧，维持既定的国际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理想路径，在现实中已经被重新致力于“对等贸易”与“公平贸易”的主张所阻断。一些漠视基本经济逻辑，脱离第一性原理仅在更有隔膜的层次上建构的国际战略、地缘政治判断等等可以暂时被置于身后。现在，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导致国际关系各个方面的调整的底层经济范式的变化作进一步的思考。
二、后自由贸易时代的世界
资源配置效率还是人类通过理性合作解决稀缺性的可行途径与目标。“贸易自由化进程”是专指针对各国、各贸易集团障碍经济要素跨国组合的政策法规措施，通过谈判与合作进行不断消减的努力的过程。“贸易自由化”作为各国协调贸易政策的多边法规化的进展会受挫，也会在一定时间一定程度上出现逆转。而一直在不断进展的“经济全球化”则是指的经济要素、资源在全球各个市场有效配置的现实和未来趋势。经济全球化的逆转是不可想象的。正如有人针对历史上的一些国际冲突现象总结说，“商品不能越过国境时，军队就会越境“。在未来的AI时代，经济全球化进程还会加快。应该看到，特朗普政府将关税武器化，重挫自由贸易进程，引起了全世界各国的不满。但是还不能说美国是放弃了经济全球化的好处，转向封闭和自力更生。毕竟，重塑世界贸易的规则体系与退回到自由贸易时代之前的状态还不是一回事。
中美自特朗普I时期开始的贸易冲突，是后自由贸易时期国际关系调整的重心。自一年前特朗普政府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对全球贸易伙伴开始关税战之后，七十几个国家主动与美国进行谈判接触。但是，其中很多国家都是因为处于中美两国贸易通道上的原因而受累。“大象打架，草地遭殃”，中美之间达成一个贸易关系的可实施的稳定框架之前，中美贸易利益范围波及到的其他经济体所能做的，就能是努力争取部分止损，而很难有长期稳定的安排。观察矛盾中心的中美两国互动，有几个特点：1，经过过去几年的磨合，双方都公开表达的一点是，两国保持贸易往来是重要的。2，近几年的贸易实践表明，目前的状况是可以接受的，尽管也都不满意。3，目前的状况是均衡的，但是需要通过发现更好的方式处理目前贸易关系的不稳定因素。也就是说，在目前均衡状态下，进一步增加可预见性是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4，美方已经就今明两年未来中美贸易框架提出了相对笼统的设想，希望谈判达成一个管理（型）贸易的框架。中方在坚持表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同时，一直在理性的通过对大宗商品的管理贸易方式来处理和缓解中美贸易的不平衡问题。迹象表明，符合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双边贸易伙伴之间经济贸易利益的，制度性的解决方向，可能是某种管理型贸易的框架。
中美贸易纠纷中，“管理型贸易”安排可能是提供贸易环境的可预见性的不多的选项之一。而且根据中国现行经济管理体制特点看，具有很大的可操作性。这是因为中国经济体制的特点是“管理型经济”。中国不是西方经济研究者一厢情愿的描述的“转型经济”。政府在让市场作用发挥时，政策干预的系统，组织机构，人员都保持了基本的操作功能。只要中美双方达成相关产品贸易量、值进行目标管理的总体框架以及重点类别的产品的管理方式，中方动用管理出口的政策“工具箱”可以做到对出口规模、价格的有效管控。另外，从特朗普I时期到现在，中方自己也一直在通过对农产品、大宗商品通过管理型贸易手段来缓解中美贸易矛盾。非制造业产品通过市场行为之外的管理贸易手段调节进出口，已经是成熟做法，这还可以一直追溯到中美贸易初始的八十年代，这并不是什么可以使人震惊的东西。实际上，两国政府需要做的只不过是将管理型贸易的做法从大宗商品延伸到工业制成品，并辅之以合适的出口管理手段。如果双方能就管理型贸易框架的概念达成一致，接下来就会是一场十分复杂的，按产品类别推进的技术性谈判。如果谈判成功，这就会是两个最大的贸易伙伴给全世界的“后自由贸易体制”定下的新的贸易规则框架，让我们拭目以待。
三、世界格局调整时期中等强国的现实考量
近年来中美双方意识形态分歧被重新提起又按下，双方多年来形成的经济贸易互嵌状态难解难分，经济脱钩对任何一方、对全世界也都不是好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下，中美贸易关系博弈的第二阶段，竟以美国全球关税战开场并再次展开。这对加拿大、英国、德国和其他欧亚国家而言，这并不是无辜地被牵连，而是因为多年来经济全球化带动下的国际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集群跨境交融情况之下，管理中美贸易必须按照跨国制造增值的程度来同时处理产业链上下游的数个国家的“贡献”。否则，中美之间做出的贸易安排会在复杂的供应链关系中失去效用，成为过场戏。调整结果如果达不到各国期盼的，一个可预测并相对稳定的贸易体制，在这之上的其他国际关系体系的调整也很难落到实处。
塑造国际贸易体系的力量主要源于贸易大国。更具体的一个国际贸易谈判潜规则是，谈判实力取决于进口贸易量权重-有较大进口市场规模的国家更具谈判话语权。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人类建构出来的合理主张，在现实中往往只能停留在纸上。例如七十年代，各国曾经在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主导下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在这场角力中，发展中国家以欧佩克的石油为武器使用表决权力通过了很多推翻旧秩序的文件和决议。尽管石油是很特殊的出口产品，石油武器化还是没能推翻进口贸易权重大的一方的地位。待尘埃落定，联合国贸发会议自己也由决策机构退回到研究机构的地位，退出了国际经济贸易谈判进程。这个未成功的案例说明，中等强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主张不管多么“合理”（符合现行体制的精神和原则），都不得不与主导国际贸易体系走向的，大的进口国的政策作法协调、“对标”。中等强国集中的欧洲，二战后通过成立关税同盟和经济共同体这些一体化安排，扩大了自身国际贸易谈判中重要的进口加权权重。这一联合曾经很有效地增强了欧洲的贸易谈判地位。而那时候美欧都致力于促进贸易自由化来解决各自经济发展难题，因为前面谈到的国际经济运转范式的基础没有变，美欧经济贸易政策目标大体一致。时至今日，中美贸易关系的走向已经明显倾向于要通过管理型贸易框架的管控以避免脱钩，争取达到共存。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也将受这一发展的影响，发生重大的方向性的变化。其他中等强国和发展中国家可能不得不顺势调整各自的立场。
这次几乎整个特朗普团队都去了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美国高调表达了美欧关系必须改变的重要问题与改变的方向，震撼了欧洲各国。世界应该看到，二战后随着列强分割世界的格局的终结，旧的国际经济驱动力不复存在，人类社会顺应经济要素更佳配置的基本原理，合作确立了新的国际经济运作范式，建立起了一整套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为骨架的国际关系规则。现今，支撑战后国际经济运作范式的经济动力在逐步消退，国际经济动能格局早已出现了实质性的转化。过去成功建构出来的一些支撑着世界秩序的规则和原则受到了挑战。管理世界的重要规则只有在变化了的国际经济基础之上经重新建构和校准，才能不被弃之不用。在这一进程中，没必要去纠结曾经的贡献者怎么变成了破坏者，谁曾经是最大的受益者，谁是最大的免费搭车者，我们更应该多去理解在经济驱动力的强制下，相应的上层建筑必须进行调整，这是不二的选择。
中等强国由于其在国际贸易与供应链中的位置，对中美经济贸易关系不稳定带来的冲击更为敏感。中美经济贸易博弈外部效应的寒意逼迫下，加拿大开始破冰试水，用中国习惯使用，但是又在宣传口径上从不渲染的管理型贸易方式，通过谈判与中方了达成了诸项利益攸关商品的市场准入数量安排。美国对加拿大的不满表达是针对加拿大总理对形而上部分的说法。加拿大援引特朗普I时期贸易方面的美加墨自贸协议进行了辩护，还明确的从二十多年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的立场后退。表明立场是，不会与非市场经济的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区安排而侵蚀美加墨自贸协定的承诺义务。加拿大这是在表态不选边站队中国。
另外，夹在中美经济贸易博弈中间的英国和欧盟下属的成员国近来相继访华，他们也是在寻找在美国全面关税战及中美博弈的不稳定环境中保护自己一些核心利益的具体办法。从策略上讲，利益攸关的一些制造业产品类别如果能先于中美谈判达成与中国的协议安排，中等强国就有了菜单上的菜品可供参与、并可以影响谈判，可避免任由中美分食贸易而自己上不了桌的局面。近一段时间，欧盟与比亚迪谈的“价格承诺”就是有违自由贸易精神和原则的管理型贸易措施；欧盟与印度也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类似协定都对国际供应链的增值计算有针对性的做了规定。所以自由贸易协定的签定，也是欧盟与印度绑定供应链贸易利益，这对“管理型贸易”谈判全面铺开时的谈判会有正面作用。
中美之间如果达成了对主要的贸易产品实行管理型贸易的框架性安排，后自由贸易时代的国际贸易总体格局就清晰了。尽管中等强国对战后形成的国际关系“礼崩乐坏”有诸多愤懑，重视国际贸易的中等强国如加拿大，顺应时势开始试水管理型贸易安排。这是中等强国趋利避害的明智的反应，这本无可指责。只不过加拿大对自己务实态度的解释中，有一些涉及“形而上”的内容，让不能理解经济运作范式转换对已有国际体系的强制力的听众们感受到了十分的不悦。在各种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军事与安全领域事关生死，地缘政治方面的博弈重点在“作势”。但是，即使在大国战略竞争时代，经济外交在贸易关系领域的使命与前述各个领域很不同的特点是，它应该是在前述几方面的条件约束之下，通过谈判寻找共存的经济妥协方案。
四、我们需要能够兼顾AI时代贸易特点的规则体系
AI时代前夕算法和算力的投入，正在回馈出推理能力的几何级提升。AI驱动的生产力的提高，不会只是茶壶里的头脑风暴。AI改变世界生产和经济活动的潜力要通过形形色色的机电一体的媒介-专用机器人、通用机器人、人形机器人以及智能组件的落地来辅助实施。根据这个趋势看，美国目前不惜成本保护制造业能力的努力从迎接AI时代角度看不无道理。但是美国自己的制造业能力远不能满足潜在的AI驱动的全球产业转型的需求。甚至可以预计，全世界的制造业能力在AI驱动的生产爆发式的需求面前都可能一时不敷应付。资本驱动AI落地的压力，会要求管理型的国际贸易体制更能兼容未来，这是可以预见的情况。
达沃斯震撼刚刚过去，特朗普年内数次访华已经在安排中。在全球关税战的狂飙中，中美两国达成框架性协议的重要性已经超出相互经济的范畴，对世界经济下一阶段恢复常态运转也是至关重要。尽管人们呼吁要让国际经济贸易回到自由贸易的规则体系中，根据研究笔者不相信会有任何力量会让这次国际关系体系的世纪性的变局中的经济基础部分改辙逆行。在国际经济运行范式的基础变了之后，理论建构脱离了经济基础，只能是无力回天。我们应该做的是，看懂加拿大是在做理性的破冰尝试应该感同身受，争取在变化中保护好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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