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欧盟商会在这个国庆假期前夕发布了《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26/2027》，时值中欧贸易敏感的关键节点上。
围绕市场准入、贸易失衡、人民币汇率以及中国企业在欧洲的投资等问题的讨论，最终落到了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上：当一家企业进入另一个市场，它究竟应该为当地经济创造什么价值，东道国又应当如何为这种价值创造提供稳定的空间？
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市场准入问题。中国欧盟商会今年的建议书把国内供需失衡、出口增长、市场准入、贸易失衡和经济安全放在同一个框架中讨论。该商会认为，中国制造能力与国内需求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越来越多企业开始面向海外市场寻找需求，中国经济也因此出现从“在华为华”（in China for China）向“在中国，为世界”（in China for the world）转变的趋势。
与此同时，欧洲企业仍然需要中国的市场、供应链和制造能力，却越来越关注贸易失衡、产业竞争以及经济安全。
这也把问题从贸易延伸到了投资：双方究竟如何判断一段经济关系是否仍然值得继续？中欧贸易问题上提到的“投资对等”，真正值得讨论的或许并不是双方各自投了多少钱，而是跨境投资能否让企业和东道国都获得可以持续的经济价值。
从“在华为华”到“在中国，为世界”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制造业的扩张与全球化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关系。中国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和规模化生产能力，欧洲企业则可以借助这些优势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同时进入不断扩大的中国消费市场。对于很多跨国企业而言，中国既是销售市场，也是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节点。
山东烟台港但中国欧盟商会今年的建议书特别关注了供给与需求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建议书将这种现象与“内卷”（involution）联系起来：当供给增长明显快于需求时，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利润受到挤压，企业寻找海外需求的动力也会增强。在商会看来，这推动了中国经济从“在华为华”向“在中国，为世界”转变。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扩张的影响已经不再局限于中国国内。
当更多生产能力通过出口进入海外市场，中国的供给能力就会影响其他经济体的价格、企业和产业结构。对于欧洲消费者而言，中国商品能够带来更多选择和较低成本；但对于欧洲企业而言，中国完整的供应链、规模优势以及不断增强的技术能力，也意味着更加激烈的竞争。
因此，欧洲面对的已经不只是“中国商品卖得更多了”这样一个贸易问题，而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当中国生产能力继续扩大，而国内市场吸收能力相对有限时，贸易带来的收益是否仍然能够让双方维持足够稳定的利益平衡？
中国欧盟商会在建议书中提出，如果与中国的贸易让一方获得净收益，却让另一方承担净损失，这种关系最终会变得不稳定。换句话说，贸易关系能否长期存在，最终不仅取决于商品是否具有竞争力，也取决于双方是否仍然认为这种交换能够创造共同价值。这正是“互惠”真正需要被重新讨论的地方。
互惠不等于对称开放
在中欧经贸讨论中，“互惠”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简单的对称关系：你向我开放多少，我也向你开放多少；你允许什么行业进入，我也允许相同的行业进入。但对于长期投资而言，这种理解过于简单。
一家企业决定在一个市场建设工厂、研发中心或者供应链，需要考虑的不是资本今天能不能进入，而是几年之后、甚至十年之后，这笔投资是否仍然能够在一个相对稳定、可预期的规则环境中获得回报。
中国欧盟商会的另一项《商业信心调查2026》显示，认为在中国经营变得更加困难的欧洲企业比例下降5个百分点至68%，对未来两年盈利前景持乐观态度的企业比例上升5个百分点至17%，因监管和市场准入障碍错失商业机会的企业比例也下降9个百分点至54%。但商会同时强调，这些变化来自单年度调查，还不足以形成明确趋势。这组数据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某一个比例的升降，而是企业对“未来能不能继续在这里投资”的判断。
市场规模固然重要，但规则的确定性同样决定资本最终愿意留下多少。对于一家已经投入厂房、设备、研发能力和人才的企业而言，市场准入不再只是销售问题，而会直接变成投资回报问题。
所谓“互惠”，真正困难的地方并不是让双方每一个数字都变得一样，而是让企业相信，自己在东道国投入资本、技术和人才之后，能够获得稳定的市场机会；与此同时，东道国也能够看到，这些外资不仅是在本地销售商品，而且确实参与了生产、研发、就业和供应链建设。
本地化之后，外资究竟获得了什么？
中国欧盟商会的这份报告中有一个细节尤其值得关注：外资企业进行了本地化投资，并不意味着它一定能够获得充分、明确的市场机会。
商会指出，“本土制造”产品在政府采购中的偏好长期以来都是外国企业进入中国采购市场的一项障碍。2026年的商业信心调查中，29%的受访企业表示在政府采购中经历过差别待遇，21%表示在国企采购中经历过差别待遇。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外资企业已经通过增加本地投资，重新配置供应链来提高竞争力，但什么才算符合“在中国制造”的标准仍存在不确定性。商会指出，即使企业进行了较高程度的本地化，也不能保证一定符合相关标准，而不同地区的执行差异又增加了这种不确定性。
问题因此不再只是“市场开放不开放”，而是外资企业的本地化投入究竟能否换来相应的市场机会。
一家欧洲企业可以在中国建厂、雇佣员工、使用中国供应商，甚至将研发和工程能力放在中国。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它已经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但如果这些本地化投入并不能带来相应的市场机会，那么企业继续增加投资时，就必须重新计算成本与回报。
安徽合肥的大众汽车工厂装配线
所以，外资真正留下来的价值，不能只用资本流入来衡量。工厂、员工、供应商、技术能力以及由这些活动形成的产业网络，才是资本进入之后真正留在当地的东西。对于东道国而言，这些本地化投入构成了外资的经济价值；对于企业而言，本地化也应该成为获得长期市场机会的一部分。
这也是判断一项投资是否真正实现互惠的关键：不能只看资本有没有进来，还要看资本进入之后，是否能够形成稳定的利益联系。
5G的3%与96%：互惠为什么会变得敏感？
5G市场提供了一个更具体的例子。
中国欧盟商会引用的数据称，欧洲企业在中国4G市场的份额曾约为30%，进入5G后下降到个位数；2025年，欧洲企业在中国5G市场的累计份额约为3%，而中国本土供应商约为96%。与此同时，中国供应商在欧洲5G市场的份额超过30%。
商会认为，这种差距已经严重削弱了中国市场对于欧洲投资者在部分ICT领域的重要性，并导致部分企业在全球投资规划中降低中国的优先级。这组数字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它已经开始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
当然，市场份额不能单独证明竞争环境“不公平”。5G市场涉及技术能力、成本、供应链、标准和监管等多种因素。但当企业在一个市场中的份额长期大幅下降，同时又发现自己在另一个市场拥有更大的市场空间时，它自然会重新评估两个市场在全球投资布局中的权重。
这说明，市场准入最终影响的并不只是企业今天能不能卖出一件产品，而是企业明天还愿不愿意把资本放进这个市场。这正是贸易问题开始转化为投资问题的地方。
蓝天下的5G信号塔
中国企业走向欧洲，也在面对同一道题
如果只讨论欧洲企业在中国，容易让这场变化看起来像单向的要求。但中国企业进入欧洲之后，同样越来越需要面对本地化的问题。
中国欧盟商会在金融服务部分提到，中国企业越来越认识到，在欧盟实现业务和供应链本地化，是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方式，其中包括建设生产设施、建立合资企业、与欧洲企业合作以及发展本地服务。这意味着，中国企业与欧洲市场的关系也正在从单纯的商品出口，逐渐转向生产、资本和产业链的本地布局。
当中国企业在欧洲建设工厂、采购当地零部件、雇佣当地员工并建立研发和服务能力时，它与欧洲经济之间的关系就不再只是买卖关系。企业开始拥有当地资产，也开始依赖当地供应商、员工和市场；对于东道国而言，这些投资则意味着就业、税收和产业链上的新增利益。
这与欧洲企业在中国的本地化形成了对应。欧洲企业需要考虑自己的本地化投入能否转化为稳定的市场机会，中国企业在欧洲投资，同样需要考虑自己的生产和供应链能否真正融入当地经济。
所以，“投资对等”真正值得讨论的，并不是双方必须进行同等规模的投资，而是企业能否在对方市场形成足够深的长期利益联系。
汇率：当贸易关系开始进入资本配置
人民币汇率在这场讨论中也不能被孤立看待。建议书提到，欧盟内部有观点认为人民币低估是中国出口竞争力和中欧贸易失衡的因素之一；但商会同时指出，贸易失衡还受到产业政策、国内需求疲弱、能源危机以及美国对华关税导致出口转向欧洲等多重因素影响。把中欧贸易问题简单归结为人民币汇率，显然无法解释全部问题。
但从投资角度看，汇率的影响也不再只是商品出口时的价格。当中国企业从出口商变成欧洲当地的投资者，它面对的将是更复杂的资本配置问题：在哪里融资、使用什么货币、利润在哪里形成，以及如何管理跨境资金和汇率风险。企业如果只是出口商品，汇率主要影响产品价格；但当企业在海外拥有工厂、员工和供应链之后，汇率还会进入融资成本、资产负债和跨境资金安排。
因此，中欧贸易与投资越来越难以完全分开：贸易决定商品如何流动，投资决定生产能力在哪里落地，而金融则影响资本如何在不同市场之间配置。
从“资本进入”到“价值交换”
如果把今年的这些问题放在一起看，中国欧盟商会这份建议书真正反映出的，并不是中欧经济关系正在简单走向“开放”或者“保护”，而是双方都在重新计算开放能够带来多少收益，又需要承担多少风险。
中国制造业今天的竞争力，已经不只是成本优势，而是制造效率、完整供应链、产业集群和技术能力共同形成的综合优势。正因为这种能力不断增强，中国从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生产基地，逐渐成为影响其他经济体产业结构的重要参与者。
这给欧洲带来了两种同时存在的感受：一方面，中国仍然是欧洲企业难以忽视的市场和供应链；另一方面，中国不断扩大的供给能力通过出口进入欧洲市场，也使欧洲更加关注自身产业竞争力以及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商会因此把贸易问题与经济安全联系起来，并提出中欧需要在经济安全与开放、可靠、可预期的商业环境之间寻找平衡。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讨论“互惠”，已经不能只讨论市场准入。企业追求回报，东道国希望获得本地收益，政府又必须考虑产业安全、就业和供应链韧性，这几种目标本来就不完全一致。中欧投资关系能否稳定，关键就在于能否找到它们之间足够长期的利益交集。
所谓“投资对等”，并不意味着中欧双方必须在投资金额、市场份额甚至产业结构上实现机械意义上的对称。更重要的是，一家企业进入另一个经济体之后，能否通过生产、就业、研发、供应链和技术合作创造当地能够感受到的价值；与此同时，东道国能否提供稳定、透明和可预期的商业环境，让企业的长期投入获得合理回报。这比单纯讨论“资本流入多少”更重要。
当欧洲企业在中国生产、研发和投资，中国企业也在欧洲生产、研发和投资时，中欧投资真正需要的或许不是形式上的“对等开放”，而是让双方都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投入能够创造价值，价值能够被分享，开放才值得继续。
（本期撰稿、主持：焦林莎；编辑：林汇栋；联络邮箱michael.lin@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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