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start":8.32,"text":"这一切似乎都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曾几何时，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最为人所知的是他热衷于行为公共政策——更广为人知的说法是“助推”。在戴维•卡梅伦出任英国首相前几个月发布的一场TED演讲中，他开场便问道：“我们如何才能在不增加开支的情况下让事情变得更好？”"}],[{"start":29.02,"text":"这仍然是一个颇具诱惑力的问题，而他给出的答案之一，是更多地运用行为科学：“让人们削减电费的最佳方式，是向他们展示自己的用电支出，展示邻居的支出，然后再展示一位节能意识强的邻居花了多少。”"}],[{"start":44.29,"text":"没有人应该反对这样审慎的助推，尤其是这类做法很容易通过随机对照实验进行检验。但我一直认为，卡梅伦说这是“最好的办法”其实错了。对高碳排能源征税则更好：这将推动能源系统转向更清洁的能源；如果消费者使用的是碳排更高的燃料，税收还会鼓励他们更积极地节约能源，同时增加财政收入。我还认为，尽管助推可以迅速、简单且有效，但真正有力度的政策行动通常需要修改监管规定或税收制度。我们不应如此迷恋蛋糕上的糖霜，以至于忘了把蛋糕烤出来。"}],[{"start":83.07,"text":"但我的抗议是否更多是基于直觉，而非证据？碳税对行为的影响是否真的大于一份设计巧妙的能源账单？现在，我们终于有了一些数据，可以回答这些问题。"}],[{"start":96.88999999999999,"text":"经济学家约翰•利斯(John List)、马蒂亚斯•罗德迈尔(Matthias Rodemeier)、苏塔努卡•罗伊(Sutanuka Roy)和Gregory Sun发表的一篇新工作论文，回顾了600多项关于不同助推式干预的研究，并提出了一个问题：以行为科学为依据的公共政策究竟有多大影响？"}],[{"start":112.94999999999999,"text":"先从重新设计的电费账单说起。在考察了世界各地类似的干预措施后，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认为，卡梅伦所称赞的这种调整或许能将用电量降低4%至7%。这听起来似乎并不多。"}],[{"start":129.26,"text":"但谁能说节省4%算少？这与什么相比？一个自然的比较对象是我所偏好的政策：加税。电价需要上涨多少，才能促使人们将用电量减少4%？"}],[{"start":143.87,"text":"“答案其实是很多，”罗德迈尔说。“你得把电价提高11%……试着去对公众说：‘我们要把电价提高11%。’”"}],[{"start":153.54,"text":"有道理。卡梅伦之后最新一任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把削减电费增值税列为他宣布的最早几项政策之一。如果政界人士并不认同，那么专栏作家争论对能源使用征税优于仅仅采用助推手段，也没有多大意义。"}],[{"start":171.98,"text":"在其他领域，最佳行为干预的效果甚至更好，要达到同等效果所需的价格涨幅也会更大。具体情况各不相同。以香烟为例，事实证明，最有效的助推措施是提供吸烟危害的信息。对于疫苗接种，最佳策略则只是及时提醒。研究人员估算，要达到最佳助推措施的效果，香烟价格必须上涨28%。酒类价格则需要进一步上涨34%。至于流感疫苗，研究人员估计，即使提供100%的补贴——让疫苗免费——在提高接种率方面，效果仍不如提醒人们接种疫苗。"}],[{"start":213.70999999999998,"text":"因此，助推并非只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它促使人们改变行为，而这种改变比我们可能以为的更为显著。"}],[{"start":223.21999999999997,"text":"在评估这类助推措施的价值时，有必要区分两个衡量标准。第一个是成本效益比：我们每花1美元实施某项巧妙的行为干预，预期能获得多少社会效益？第二个标准是政策干预创造的总价值。"}],[{"start":240.25999999999996,"text":"打个比方，我可以给家里安装防风条，或换上双层玻璃窗来保温。从成本效益来看，防风条似乎很划算，因为节省下来的钱可能是投入成本的50倍。不过，如果我想让房子明显暖和起来，同时降低账单，防风条就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安装那些昂贵的新窗户。"}],[{"start":262.28,"text":"行为公共政策似乎也存在同样的情况。这类理念的成本效益比往往很高，微小的支出就能带来超乎寻常的回报。但总体效益最大的并不是助推，而是适当的税收、补贴和监管等更为传统的政策。利斯、罗德迈尔、罗伊和Gregory Sun估算，最优能源税“带来的总体福利约为最优助推的7倍，尽管助推的成本效益更高”。"}],[{"start":289.45,"text":"那么，哪种方法最好？这取决于瓶颈在哪里。如果政府可用于投资的预算有限，最好的做法是寻找各处巧妙的助推措施。如果真正的约束是政治资本、立法议程中的空间，或首相的注意力，那么更好的选择是挑选少数几项传统政策改革，并大力推动。"}],[{"start":311.23,"text":"当然，一个运转良好的官僚体系应当能够兼顾两者。政治领导层专注于重大改革的同时，适度授权也能大大推动各项细节工作的落实。英国和美国目前是否拥有运转良好的官僚体系，则是另一个问题。"}],[{"start":329.16,"text":"无论如何，这两种方法是相辅相成的。以疫苗接种为例：政府若希望最大限度提高疫苗接种率，最好降低疫苗价格（事实证明，零价格尤其具有吸引力），但也应适时发送措辞得当的提醒。这些做法并不相互排斥。"}],[{"start":347.33000000000004,"text":"或者以能源政策为例：政府可能会倾向于征收碳税，推动能源系统的各个环节转向低碳选项，但其中一些环节很可能难以改变。提供格式清晰信息、施加一定同伴压力的账单，有助于改变消费者行为；其他领域的改革也能帮助整个系统对碳税激励作出反应。"}],[{"start":367.82000000000005,"text":"如果只能在糖衣和蛋糕之间二选一，政界人士应选择蛋糕。助推措施带来的益处绝非微不足道，但要让价格信号正确发挥作用，税收手段无可替代。利斯等人写道：“在五个市场中的四个市场，价格工具带来的总剩余明显高于助推措施。”"}],[{"start":388.53000000000003,"text":"政治人物往往因为缺乏推行最有益政策所需的政治勇气或政治技巧，而对这些政策弃之不顾。"}],[{"start":396.95000000000005,"text":"第一时间了解我们的最新报道——关注《FT周末杂志》(FT Weekend Magazine)X以及FT周末版Instagram"}]],"url":"https://audio.ftcn.net.cn/album/a_1790255495_1417.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