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总是从“给予”开始。但如果给予不是终点呢？与淡马锡基金会（Temasek Foundation）首席执行官黄文雄（Boon Heong Ng）的对话，却让我重新思考慈善的角色。
“我认为公益最大的贡献在于愿意承担早期风险，特别是在那些社会价值明确，但解决方案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获得政府或商业资金支持的领域。”
慈善的边界
黄文雄对于一个机构如何创造社会价值的理解，并不是从慈善开始的。“我在新加坡武装部队服役27年，之后加入淡马锡控股，负责可持续发展与社区管理的工作。这段经验让我深刻体会到，一个机构要是拥有明确的使命和方向，就能够为社会创造真正的价值。2020年我加入淡马锡基金会，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延续。最吸引我的是基金会脚踏实地的工作方式，通过试点验证方案，并与合作伙伴携手，将经过验证的模式进一步推广。”
近期接连发生的极端天气与自然灾害提醒我们，一场灾害的影响很少停留在一个领域，它很快会从气候和环境延伸到公共健康、基础设施、粮食供应与人们的生计。气候变化、跨境传染病、粮食安全乃至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很难被划入单一领域，也无法依靠一个机构独立解决。它们要求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大学以及社会组织共同参与，而稀缺的不止是资金，还有让这些不同主体建立信任、共同工作的能力。黄文雄说：“健康问题可能同时也是气候问题、社区问题，也可能涉及社会信任。”
当社会问题彼此交织，慈善如何发挥作用，也需要被重新思考。淡马锡基金会正处在这些问题的交汇处。淡马锡成立于1974年，是一家全球投资公司，目前投资组合净值超过4000亿美元。围绕淡马锡，也形成了包括淡马锡信托与淡马锡基金会在内的公益生态。基金会常常面对的，正是那些尚未进入成熟市场与公共政策体系的创新。
淡马锡基金会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黄文雄（Boon Heong Ng）“我们的原则非常简单，从一开始就以成果为目标。因此，在规划阶段，我们更会以政府、企业、社区与公益组织共同参与设计，并不断追问几个关键问题。我们真正要解决什么问题？如何证明方案有效？如果试点成功，谁负责主流化、规模化？怎么样才能在未来做到可持续？从一开始的目标就是让项目最终能够独立发展，不需要长期依赖捐款。”
这意味着，基金会从项目开始的那一天，就已经在思考如何退出。慈善的边界，不只关乎它能够做什么，也关乎什么最终应该交给政府、市场与社会。
“在衡量影响力方面，我们不仅关注受益人数，也关注试点是否成功扩大推行，以及是否吸引更多政府、私人以及公益的后续资金。目前在气候领域方面，我们成功吸引到后续资金最高达到基金会初始投入的十倍。在医疗领域方面，我们的项目也超过一半，已经与新加坡政府合作，正式纳入国家体系。
例如，我们2014年与竹脚妇幼医院合作推出 KIDS 0–3 计划，为弱势家庭提供整合式幼儿支持服务。后来这个项目被政府纳入全国性的 KidSTART 计划，目前受益者已经超过8000名弱势儿童。这正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成果。公益试点最终成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
KIDS 0–3 计划后被纳入全国性的 KidSTART 计划一个试点成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靠的显然不只是一笔资金。钱可以启动一个项目，却不能自动让政府接手、让银行改变风险判断，或者让一项技术获得市场的信任。真正困难的，是让原本目标不同、承担风险能力也不同的机构愿意一起工作。
在市场到来之前
一家企业决定是否投资，不会先问一项技术是否足够美好，而是会问它什么时候能够商业化；一家银行决定是否放贷，不会先关心社会价值，而是先计算风险是否可以定价。风险投资可以更早进入，在商业模式尚未成熟时承担风险，但仍需要看到企业成长与财务回报的可能。无论一项创新具有多大的社会价值，市场更容易把资源配置给能够形成回报预期的企业与技术。
这不是市场的缺陷，而是市场运作的基本逻辑。但许多重要创新萌芽时，风险与回报尚难被市场定价。它们可能已经具有公共价值，却还没有形成商业价值；可能拥有可行的科学原理，却尚未完成工程验证。政府通常需要成熟的证据才能推动公共政策，市场则需要相对明确的回报才会配置资本。在两者都尚未进入的阶段，许多创新因此很难获得资源。
“公益在创新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因为它们能够承担其他资本不能承担的风险。许多关于气候、公共卫生、能源与粮食安全等的创新方案，在创造商业价值之前，首先创造的是公共价值。如果没有早期承担风险与支持，这些创新往往无法从概念走向现实。淡马锡基金会希望在这段最关键的旅途中成为推动者，希望优秀方案跨越最困难的阶段，连接合作伙伴并创造真实试点机会。”
淡马锡基金会支持的 Equatic 就是其中一例。“在2021年，宜居挑战（The Liveability Challenge）冠军 Equatic 研发出了一项可从海水中去除二氧化碳，同时生产绿色氢能的新技术。Equatic 也成功获得承诺，发展一座2700万新元的商业化示范工厂。”
Equatic从早期试点走向商业规模的海洋碳移除设施效果图在印度尼西亚，淡马锡基金会与农业科技企业 Eratani 开展的水稻种植试点，面对的则是小农户长期难以获得传统金融支持的问题。当地超过1300万的水稻小农户，每户通常只有1至2公顷土地，传统银行往往将他们视为高风险借款人。基金会与 Eratani 提供贷款担保，银行提供贷款资本，Tokio Marine 则为农民提供作物、气候与人身意外保险。通过重新分配风险，包括干湿交替灌溉在内的可持续种植方式，有机会获得传统金融支持，并逐渐形成市场能够承接的模式。
在印度尼西亚开展的水稻种植项目
Eratani 女性农户社群，为当地女性提供农业培训与社群支持基金会本身的资助方式也在改变。“基金会已经从单纯提供拨款，发展为运用更多元的混合融资工具，吸引更多资本来参与。例如在印尼，我们提供贷款担保，支持小农进行永续油棕更新。在菲律宾，我们采取可回收补助（recoverable grant），协助基层医疗服务。通过亚洲公益创投网络 AVPN，我们共同成立了多元共融基金（Harmony in Diversity Fund），推动亚洲多元共融项目。” 公益资本不一定需要覆盖全部成本，它也可以吸收部分市场暂时无法承受的风险，从而撬动更多资源。
“当然，公益无法取代市场或政府。我们的角色是率先承担风险，建立可信的数据与成果，吸引更多资源共同投入。” 有些重要的创新，需要有人在商业资本到来之前，先迈出结果未知的第一步。
但更早进入，也意味着更早作出选择。谁决定哪些想法值得获得第一次机会？基金会并不拥有公共授权，也不应该替代公共决策。能够承担风险，并不意味着拥有定义公共利益的权力。慈善的自由来自它能够比其他制度更早行动，而这种自由的另一面，是对自身权力边界的清醒。
退出，比进入更难
承担早期风险，也意味着接受失败。
“并非每一个试点都会成功，而失败本身并不可怕。如果所有的项目都百分之百成功，反而可能代表我们承担的风险还不够。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快速学习、及时调整，并勇于停止没有效果的方案。”
资源可以跨越距离，却不能代替身处其中的理解。“地方伙伴往往比资助者更了解当地真正的问题，愿意聆听、修正假设，并根据实际情况改变方向不是弱点，而是做好公益的基本条件。”
面对失败，要知道何时停止；面对成功，也要知道何时退出。 “基金会的使命传承在于确保每一个成功的项目在脱离我们的冠名后仍然持续运行。在原本资助方不再扮演主导角色时，项目的效益和价值仍能延续。”
黄文雄说：“与政府和市场所能调动的资源相比，我们的资源微不足道，因此更要谨慎运用。它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取代政府或市场，而是在关键的时刻打开新的可能。支持早期实证，建立各方信任，降低风险，从而赋能他人，将成熟的解决方案推向更深远的地方。”
慈善的意义，也因此不只在于它做成了什么，更在于它让什么成为可能。资金可以退出，项目可以结束，最初的支持者也可以离开，但被验证的方法、建立起来的信任，可以被政府、市场和社区承接，成为社会自身的一部分。
不是所有值得慈善守护的，都需要等待市场进入。新加坡首个共融乐团紫色交响乐团（The Purple Symphony）让有残障与无残障的音乐家共同演奏，并从新加坡走上马来西亚的舞台。黄文雄说，它所拓展的，是社会对于“能力、尊严与共融”的理解。这也是慈善最纯粹的本质：对人的爱与关怀。
紫色交响乐团（The Purple Symphony）在吉隆坡参与呈现 The Symphony of Friendship 2.0慈善最深远的力量，是让它所孕育的价值，最终拥有自己的生命。
（林凡榆Fanyu Lin，一位旅美艺术家，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及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院。现任彭博新经济论坛城市理事会理事，曾任世界经济论坛互联世界理事会理事、也是世界家园基金会创始人。编辑邮箱michael.lin@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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