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start":7.92,"text":"研究机构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6月初发表报告预测：今年中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将在去年基础上再增4000万，达到3.2亿人。如果把这3.2亿与2025年官方就业人员总数（72504万人）相比约占44%，也就是说，超四成就业人员处于非标准就业状态。中国劳动力市场这种前所未有的结构大转型，对当下较为单一的就业统计体系提出了挑战。"}],[{"start":38.63,"text":"3.2亿灵活就业人员的寓意"}],[{"start":42.07,"text":"传统的灵活就业人员，通常指个体工商户及临时工、演艺人员等，而近十年来，网络经济深度嵌入消费场景，不同程度主导人们的出行、购物、就餐、旅游、招聘、阅读、信息获取乃至休闲娱乐等。各类互联网平台成为链接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等灵活就业者的主要载体，也成为网络主播、知识分享、自媒体运营等自由创作者的主阵地。"}],[{"start":69.39,"text":"2021年5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员首次披露中国灵活就业规模达到2亿人，五年间这一群体人员数量和占比的抬升异乎寻常，依托平台经济形成的新就业形态成为其间的独特景象。"}],[{"start":84.56,"text":"非常规、非标准型就业的扩散本是全球性趋势，而中国表现得尤为迅猛。一些优秀写手、歌词创作者、演艺人员等早就主动脱离常规受雇型工作，寻求自身工作和生活状态的灵活性、自主性；当互联网平台渗透进日常生活时，大量理货、配送、直播带货、知识付费等的供需便产生了；此外，人工智能（AI）的应用也带来就业冲击，当前正对管理、商业和金融、计算机、法律、媒体、行政等行业的初级职位形成替代，挤压了年轻人的正规就业机会，迫使部分人转向新就业形态。"}],[{"start":121.55000000000001,"text":"更为突出的是，与灵活就业高增相伴随的是中国整体经济增速下行。房地产业周期见顶，教培等行业受到管控，一些行业或服务过度内卷及收缩，都对就业市场产生压力，失业者不得不加入网约车、快递、零工等领域。此外，年轻人就业观与前两代已产生割裂，“宁送外卖也不愿进厂”，也促使就业人口从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向新就业形态转移。"}],[{"start":150.70000000000002,"text":"虽然这一群体的就业弹性更大，并可兼顾个人发展目标，但非标准就业也让劳动力市场更碎片化，并加大就业和经济的波动；灵活就业人员还普遍面临社会保障覆盖程度低、技能提升慢以及未来前景不明等困境；对平台劳动者而言，工作自由度、收入满意度相比传统标准就业近年虽有提升，但劳累程度和安全性评价更低了（丁守海，2022）。"}],[{"start":177.29000000000002,"text":"灵活就业改写了传统的长期雇佣劳动关系，其潜在经济和社会影响正不断外溢。灵活、自由的代价也很可能是工作不稳定、收入不确定，而当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时，人们购房、婚恋、育儿等重要决定可能延迟甚至放弃，这又将加剧老龄化、压抑消费意愿、减缓中产阶层扩张，并影响教育回报和社会阶层跃迁的正向激励，因而，相应的政策调整必须跟进。"}],[{"start":205.24,"text":"灵活就业，就业还是失业？"}],[{"start":208.11,"text":"在国际通行的失业率统计中，非标准就业或灵活就业人员通常会被计入“就业人员”（employment），因为只要在调查参考期内工作满1小时并获得薪资收入，就算作就业。对于那些可较确定地获得月度收入的网约车司机、快递员、月嫂来说，如此界定并无大碍，但对于另一部分人，这样的定义便难以刻画他们当下的收入和生存状态。比如正在经历行业低潮的建筑装修行业的零工们；大量账号涌入平台后收益被不断稀释的网络主播、自媒体运营者；被短视频抢走了观众注意力的群演们，正被Seedance等AI视频生成模型取代的导演、演员、摄影们……"}],[{"start":248.03000000000003,"text":"失业率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核心劳动力市场指标，可有效衡量劳动力供需错配程度，清晰反映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劳动力供给情况，但制定这项标准的国际劳工组织也坦承，切不可将其视为能够全面反映劳动力市场运行状况的万能指标。"}],[{"start":264.98,"text":"中国的统计部门更应谨慎。灵活就业者年增4000万人，在计算失业率时，他们作为就业者都被归入分母“劳动人口”（labour force）之中，由此带来一个结果——失业率在数字上显得相对较低。而现实中，该群体部分人员的收入可能极不稳定并相当有限，甚至接近登记失业人员领取失业金的地步。"}],[{"start":288.33000000000004,"text":"现实已经表明，现行失业率指标是一个低限指标，某种程度上会导致失业率低估，它也不反映就业人员工作的稳定性、获得收入的数量、收入能否覆盖其生活成本，以及与当地最低工资的比率等信息。另外，它也是个局限指标，需要警惕低失业率背后隐藏的就业不充分、隐性失业现象。"}],[{"start":310.15000000000003,"text":"改造“失业率”"}],[{"start":311.97,"text":"笔者曾建议改造中国失业率统计，现在，考虑到灵活就业人员规模愈益庞大且组成更为复杂，准确反映就业市场及经济波动的难度增加，这项基础性工作显得更为紧迫。"}],[{"start":325.01000000000005,"text":"其一，可以借鉴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做法，编制不同口径的失业率。美国发布U1-U6六档失业率，其中U1为最窄口径，观察长期失业率（15周以上的长期失业）；U3为国际通行失业率指标，即官方失业率；U6为最宽口径，其失业人口除U3含有的那部分外，还包括边缘型劳动力（marginally attached），即它囊括那些过去一年曾找过工作但未成功、现在没有再找工作的气馁求职者，因求职失败重新回归学校的，以及想寻找全职工作但因经济原因而不得不接受兼职安排的那些人。"}],[{"start":359.94000000000005,"text":"U6被人们称为“真实失业率”，相当于把中国较大一部分灵活就业人员、零工、非自愿兼职者、“啃老族”纳入了失业人员范畴。新冠疫情期间，一些国家扩大失业保险救济的覆盖人群，将原本不符合申领资格的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同时暂停救济申领人必须主动求职的硬性要求。"}],[{"start":382.4800000000001,"text":"其二，构建更为完整的就业统计体系。"}],[{"start":386.5400000000001,"text":"近三年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基本处于5.0%-5.3%的较窄范围内，月度波动幅度显著小于美国、欧元区，即便此前在新冠疫情这种外部强冲击下，峰值抬升幅度也远低于欧美。失业率的这一特征，既源自中国较为特别的用工制度——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较为稳定，各类企业通常不被鼓励大幅裁员，疫情期间对稳岗予以补贴等，也与以下因素有关；外出农民工季节性返乡，不计入城镇失业统计，县域和农村吸纳溢出劳动力；同时，数量越来越庞大的灵活就业人员不计入失业，无形中平抑了失业率的峰谷波幅。"}],[{"start":426.49000000000007,"text":"基于对失业率指标局限性的清醒认知，为了更准确地揭示经济波动的现实，有必要重构就业统计指标体系。除了将关注点从失业人口延伸到不充分就业（工时不足）、长期失业（12个月或以上），并将失业具体诱因分类外，还应高频（月度）发布若干统计调查指标，如职位空缺与失业人数比率，以考察劳动力需求强弱；参保失业率——当前申领失业保险金的劳动人口，占失业保险所覆盖劳动者总数的比重，考察失业人员受保障程度；增强对农民工、频繁跨城务工者、青年等特定群体就业、失业的监测调查；增强地方/城市和行业对劳资两方的信息监测、集纳及发布，包括企业集中裁员等；此外，鉴于灵活就业者领域繁杂、工作特性和收入状况差异很大，可借助数字劳务平台、第三方机构、智库等协作进行更全面的收入调查。"}],[{"start":481.57000000000005,"text":"当就业市场从组织化稳定型向平台化碎片式演变时，围绕体面劳动产生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新问题将接踵而来，而完善就业统计体系，是做好各项应对准备的基础和要件。"}],[{"start":494.90000000000003,"text":"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为经济学者，紫京讲谈创办人"}],[{"start":501.14000000000004,"text":"本文编辑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url":"https://audio.ftcn.net.cn/album/a_1783466741_5802.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