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全球化与碎片化往往交替出现。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版图横跨北非至土耳其。随着航运技术和帝国治理能力的提升，埃及的粮食、西班牙的橄榄油、高卢的葡萄酒得以在统一市场中自由流动。伊斯兰黄金时代则构建起另一张横跨欧亚大陆的贸易与知识网络：中国的造纸术、印度数学、希腊哲学以及阿拉伯科学，从亚洲一路传播到西班牙。蒙古帝国凭借对马匹与陆路运输的掌控，使丝绸之路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安全与繁荣。
但几乎每一次深度融合之后，最终都伴随着碎片化与瓦解。互联体系中的隐性脆弱性，往往只有在冲击真正来临时才会暴露——无论是战争、瘟疫、政治分裂，还是帝国秩序本身的崩塌。那些曾经带来繁荣的网络，也同样会传播疾病、动荡与依赖。效率之下，隐藏着脆弱。
今天，我们再次生活在一个对“依赖”高度焦虑的时代。自2018年以来，关税、出口管制、制裁与投资限制迅速增加。供应链越来越被置于国家安全视角之下。金融、科技、航运通道、关键产品，乃至支付体系，都开始被“武器化”。各国都担心过度依赖那些自己已不再完全信任的外部体系。
但与“脱钩”叙事形成反差的是，全球经济实际上比许多人想象得更难被打断。无论是疫情、俄乌冲突，还是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都没有真正导致全球化的大规模瓦解。相反，它们揭示出另一件事：今天的全球经济，比过去任何一个全球化时代都更灵活、更具适应性，也更能够吸收冲击。
德国汉堡港“卡脖子”依然存在，但它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决定性。
背后有五个原因。
第一，贸易更多是在“绕行”，而不是“消失”。
尽管关税显著上升，全球贸易仍在增长。服务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甚至创下新高。中国出口仍持续进入欧美市场，只是相当一部分通过越南、墨西哥等“连接型国家”完成。供应链并未瓦解，而是在不同司法辖区之间重新组织。一条通道受阻，另一条通道便会形成。今天的全球经济拥有比过去更多的路径、更多中介国以及更多替代方案。即便经历多年贸易冲突，全球价值链贸易依然占全球贸易总量接近一半。
第二，全球化正变得更加多极化与区域化。
全球贸易网络越来越围绕区域中心展开。在亚洲，1990年至2023年期间，区域内贸易年均增长8.2%，快于区域外贸易的6.8%。亚洲区域贸易协定数量从1990年的4个增加到2023年的77个。亚洲出口中通过贸易协定完成的比重，也从2000年不足20%上升至如今超过50%。
但更重要的是，企业并没有真正退出全球化，而是在以新的方式重建全球化。全球价值链正在通过“绿地投资”的方式，在不同国家之间被重新复制——企业直接在海外建设新的工厂、供应商网络以及物流体系。流向新兴经济体的绿地投资占比，已经从2019年的26%上升至2023年的32%。近年来，中国企业也明显加大了对越南等国家电子与机械制造业的投资。
2025年12月17日，江苏淮安一生产车间，工业机器人赶制太阳能光伏组件出口订单过去，全球价值链主要由发达经济体主导；如今，新兴经济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组装、中间制造以及终端生产之中。发达经济体仍掌握高附加值环节，但其在全球价值链贸易中的占比，已经从2010年的76%下降至2024年的63.6%。
全球化并没有消失，而是在不同司法辖区之间被重新复制、重新布局，并变得更加区域化、分散化与多中心化。
第三，虽然经济制裁与经济胁迫明显增加，但其效果却越来越受到限制，因为它们越来越难以真正协调一致。
“卡脖子”能力不仅取决于自身实力，更取决于盟友协调与执行能力。制裁与出口管制需要政府、银行、物流体系以及第三国共同配合。但在一个更加碎片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中，这种协调越来越困难。对俄罗斯的制裁便显示出，不同国家之间的限制并不一致，从而为替代与转运创造了空间。虽然制裁覆盖了俄罗斯战前约三分之一的进口，但大量高科技产品依然未被全面限制，中间渠道和第三方国家也因此迅速崛起。
在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里，中介更容易找到，联盟却更难维持。
第四，知识本身已经越来越难被封锁。
今天的创新嵌入在全球研发、跨国企业、专利合作以及科研交流网络之中。封锁一条技术通道，并不意味着能够封锁所有通道。限制往往会将合作重新导向其他地区，甚至倒逼本土替代加速形成。近年来，中国企业与美国合作减少，但与东亚和欧洲的专利合作却在增加。
在现代经济中，知识通过贸易、投资、人才流动、数字协作以及跨国生产网络等多重渠道扩散。压力并不会简单扼杀创新，反而常常重塑创新的地理分布。
俄罗斯最大科技论坛"AI Journey"上，俄科技企业展示新产品第五，数字化正在成为全球经济最大的“减震器”。
数字工具大幅降低了跨境协调生产、物流、金融、设计和服务的成本。企业因而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组供应链。今天的生产网络拥有更强的冗余性：更多物流通道、更多供应商、更多融资渠道以及更多替代生产节点。
历史上，许多一体化体系之所以崩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信息传播缓慢、碎片化，并容易被谣言、误判和政治分裂所放大。而今天，数字连接使企业、金融体系乃至国家能够在极短时间内跨区域协调与调整。一部分网络受损，其他部分往往可以迅速补位。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卡脖子”不再重要。美元依然占全球外汇储备约60%，并深度嵌入全球支付体系。中国则掌握了约85%的全球光伏产能、约80%的动力电池制造能力，并主导着众多关键矿产与稀土加工环节。集中依然意味着杠杆。
但杠杆，已不再等同于控制。
这五个趋势共同指向一种“反脆弱”的全球经济架构——它不再建立在永久稳定之上，而建立在持续适应之上。
在过去，一个贸易通道或帝国的崩塌，可能带来数百年的分裂与停滞。但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地层次化、网络化、可调整的世界里。复杂性既导致脆弱，也创造灵活性。
这意味着，未来世界经受的冲击或许不会减少，但这些冲击越来越难造成系统性的断裂。
金刻羽，她是一位全球经济学家，著有《中国新策略：超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2009年至2024年，她担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终身经济学教授。金刻羽出生于中国，拥有哈佛大学学士及博士学位。目前，她是香港科技大学金融学教授，并担任香港科技大学金融研究院地缘经济中心主任。（联系编辑林汇栋请发邮件至michael.lin@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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