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涉嫌指示向美国等盟友传递“紧急戒严正当性”信息等，被第二综合独立检察组起诉（依据韩联社的报道）。此前的7月9日，韩国大法院——即最高法院——对尹锡悦妨碍逮捕案作出裁定，维持二审有期徒刑7年的判决。还要指出，2月19日，尹锡悦因带头发动内乱案一审被判无期徒刑（4月27日该案已启动二审庭审程序）。上述这些案件都是相互关联的。
尹锡悦涉嫌严重犯罪，主要与2024年12月3日晚发布全国紧急戒严令有关——不过次日清晨他就不得不宣布解严。这场未遂的“自我政变”，也为其仕途敲响丧钟，不久他就身陷囹圄。
中国古代也有未遂的“自我政变”，比如三国时期魏帝曹髦就发动过，但他也因此亲手为自己敲响丧钟，殒身车下。有个成语与这次未遂政变有关，那就是“司马昭之心”。
曹髦的“自我政变”
在权臣司马师秉政时期，支持魏帝的中书令李丰与皇后之父光禄大夫张缉等人企图发动政变，让太常夏侯玄出任大将军，替代司马师秉政。但消息泄露，司马师提前得知，李丰、张缉、夏侯玄等都被杀，还连累许允等人。皇后张氏很快被废。其后魏帝曹芳也被废——这是在嘉平六年（254年）九月。不久，年仅十三四岁的曹髦继位。
次年正月，司马师去世。二月，其弟司马昭自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在曹魏专权、秉政。
曹髦作为无权的皇帝，心有不甘。在甘露四年（259年），他写了关于“潜龙”之诗。本来作为现任天子，应该是“飞龙在天”，他却自比“潜龙”。司马昭“见而恶之”（《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他此后应该会加强对这位年轻皇帝的监视、戒备，而这对曹髦相当不利。
甘露五年（260年）四月，魏帝下诏大将军司马昭进位相国，封晋公，加九锡。以前司马昭曾“装模作样”推辞过，但这次不推辞，可见其野心已大。这可以视为司马氏篡位过程中的重要一步。但也使得曹髦感到忍无可忍。
五月，曹髦召见他认为较可信的侍中王沈、尚书王经以及散骑常侍王业，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他想与三位臣下共同讨伐司马昭。
然而，这三位都不愿意追随他。王经说：“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且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祸殆不测，宜见重详。”（《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此时距离正始十年（249年）导致曹爽被杀、司马懿秉政的高平陵之变，不过11年左右；距离司马昭开始专权，也不过5年上下。然而，王经等人都以为“权在其门”很长时间了。至于“祸殆不测”，属于非常严厉的警告。
需注意的是，此次曹髦召见的臣下中，不包括任何禁军将领。实际上，当时禁军已经被司马昭牢牢掌控。在现场的“三王”中，愿意劝阻曹髦的王经，还属于真为其着想的。至于王沈与王业，当时或许想着如何脱身，并尽快向司马昭报信。需指出的是，王沈作为侍中，深得曹髦欣赏与信任——他也曾是（正始年间在魏国秉政而后被司马懿杀害的）曹爽属官。
此时曹髦已无退路，不可能像王经说的“宜见重详”。他从怀中拿出黄素诏，扔到地上，并说：“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可见他还有侥幸心理，认为未必会死，但也做好了被杀的准备——而其他人都会认为这位年轻的皇帝一定失败，进攻司马氏类似“以卵击石”。
他看到“三王”的反应，应该会很失望。于是他去禀报郭太后，一方面让这三位臣下相信他确实已下定决心，另一方面也要看他们究竟会留下还是离开。王沈、王业借此机会逃离，并向司马昭报信。他们临行前叫王经一起去，但后者没同意，而是说：“吾子行矣！”（《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晋诸公赞》）王经不愿追随曹髦向司马氏发动进攻，但也不愿跑上门向司马昭告密。他后来要为此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
曹髦见郭太后，仅是告知而已，并不要求其同意。郭太后应该想到他会遇到巨大危险，因此她不会同意，但也无法阻止曹髦出发。
这位少帝出发前，已发现王沈、王业、王经都已离去，甚至会想到他们向司马昭报信。他已没有退路，只能带着“僮仆数百，鼓噪而出”（《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
曹髦的“自我政变”由此发动，但也很快失败。他当时掌握不了禁军，更不用说其它军队。他唯一寄望的，只能是作为皇帝，即便势单力薄，任何军队也不敢抵抗他。然而，有些忠于司马氏者，在关键时候，很可能会不择手段。
他率领数百“僮仆”，很快遇到了司马昭之弟屯骑校尉司马伷率领的部队。他们在东止车门与曹髦等遭遇。曹髦左右呵斥这些人，于是司马伷部众奔走。看来司马伷不愿担弑君的恶名，未令属下进击，也未阻止他们逃离（《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
其后，曹髦在南阙下遇到中护军贾充率领的部队——贾充应该知道司马伷的部队已逃散。他的父亲贾逵，曾为豫州刺史，在任时可称“精达事机，威恩兼著”，对魏国算是能臣。不过，此时的贾充，已成为司马氏死党。
面对贾充所部的曹髦，发现情况比方才更危险，于是亲自用剑。其左右也会呵斥这些军士，而他们见到皇帝其实也想后退。
但贾充仅追随司马昭，对曹髦不怀忠心，也无敬意。他呼帐下督成济说：“司马家事若败，汝等岂复有种乎？何不出击！”于是成济、成倅兄弟二人率领军兵出击。他们又回头问贾充：“当杀邪？执邪？”贾充回答：“杀之。”（《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魏末传》）而干宝《晋纪》所载贾充原话有所不同：“公畜养汝等，为今日之事也。夫何疑！”贾充属于杀害魏帝的“主犯”之一。当时成济兄弟听从贾充之令，没想到自己以后会成为替罪羊。
双方初交兵，曹髦率领的“僮仆”难以抵挡。这位皇帝大喊：“放仗！”此时贾充方面的军兵都遵令。而成济兄弟就上前，此时曹髦左右乃至他本人可能都不相信他们敢刺杀皇帝。成济走近曹髦，用力刺杀（按照《魏氏春秋》的说法他使用的是矛），“刃出于背”。他出手，就一定要曹髦死。
曹髦随即倒在车下。他所率数百人，应该溃散。当时“暴雨雷霆，晦冥”，雷声响震，白昼如同暗夜 （《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魏氏春秋》）。
司马昭听闻后，据传“自投于地”说：“天下其谓我何！”太傅司马孚奔到曹髦被杀处——当时还无人收尸，“枕帝股而哭”，非常悲哀地说：“杀陛下者，臣之罪也。”（《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而真正该承担责任的司马昭，却没这样说——其实完全可以认为，“杀陛下者，司马昭之罪也”。假若司马孚早些露面，应该也阻止不了曹髦前进，但或许能劝阻贾充、成济弑君。
当日，皇太后下令，除大肆攻击曹髦外，还极力与其“切割”。令中还有：“……又尚书王经，凶逆无状，其收经及家属皆诣廷尉。”王经并未追随曹髦出兵，但因未随王沈等告密，仍被司马昭视为有“二心”者。而太后则企图用“罪过”王经来讨好司马昭。王经后来被杀。
曹髦遇害后，成济兄弟成为替罪羊。司马昭上言：“高贵乡公（指曹髦）率将从驾人兵，拔刃鸣金鼓向臣所止；惧兵刃相接，即敕将士不得有所伤害，违令以军法从事。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济，横入兵陈伤公，遂至陨命；辄收济行军法。”他表示自己曾下令将士不得伤害皇帝，但成济违令杀了曹髦。他未提及贾充，也不会追究贾充的责任。他这次上言，企图向世人表示他与弑君无关，并且愿对弑君者绳之以法。
成济兄弟不愿束手就擒，登上屋顶，“丑言悖慢”（《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魏氏春秋》）。他们应该是大骂司马昭与贾充，这两位杀为其“立功”之人。兵士们“自下射之，乃殪”。成济兄弟是否曾后悔，不该执行贾充之令？当时若拒绝执行，也会受到惩罚，但应该不会被杀。
魏帝曹髦遇害，导致司马昭“固让”相国、晋公、九锡。他或考虑到魏帝被害后，群臣、民间有对其不利的看法，不得不“以退为进”。这次太后没有反对，而是下诏：“夫有功不隐，周易大义，成人之美，古贤所尚，今听所执，出表示外，以章公之谦光焉。”（《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太后内心对司马昭或也有所不满。
曹髦在发动“自我政变”前，未与任何人商量。政变当日，他召见“三王”——但他们都不可靠。当时他是非常孤立的年轻皇帝，无真正可信任之臣。这与其前任曹芳有很大差别。曹芳毕竟还有皇后之父、中书令等人真正支持他。不过，这些不满意司马氏专权的臣下，已经被逐步“去除”了，或销声匿迹了。
钟会曾经称曹髦“才同陈思，武类太祖”——“文”堪比曹植，“武”近似曹操。他在太学与诸儒论《易》《尚书》《礼记》，可见其“文”。至于其“武”，无所施展，仅略见于这次未遂政变。他得到的唯一一次率兵机会，就是这次“自杀式攻击”。
尹锡悦的“自我政变”
2024年12月3日，时任韩国总统尹锡悦发动了“自我政变”。不过，这次政变就像曹髦的“自我政变”一样，很快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