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高温正在成为中国夏季越来越频繁的风险。随着热暴露增加，其影响也从健康领域延伸至经济活动。研究显示，高温不仅增加疾病和死亡风险，还会削弱劳动生产率，并通过企业产出、工资和供应链向更广泛的经济活动传导。
在刚刚过去的7月，全国气象数据再次拉响警报：23.5℃的平均气温较往年偏高1.3℃，为历史同期第二高。
这并非单一年度的异常。2022年6月至8月，中国中东部经历持续79天的大范围高温过程，为1961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区域性高温过程；2023年华北和黄淮再次经历显著高温。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吴英表示，近年来中国高温出现的范围、强度和频次总体呈现增加趋势。今年从5月起，已有气象站出现突破历史或月度极值的情况，进入8月后，东北地区高温也较为明显。
高温增加带来的影响并不限于健康。北京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赵梦真指出，从高温健康风险造成的经济影响来看，劳动生产率损失可能超过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
高温如何影响生产率
赵梦真将高温对健康的影响分为三个层次：身体不适、发病和死亡。其中，相比中暑、热射病甚至死亡，第一种情况最容易被忽略。
人在高温环境中可能出现疲惫，白天炎热、夜晚又无法充分休息，认知功能、判断力和运动能力随之下降，可能影响工作效率。对于按件计酬的劳动者，即使没有患病，工作能力下降也可能直接导致收入减少。对于企业，则可能表现为有效工作时间和产出的下降。发病则会增加医疗支出，死亡还可能造成劳动人口减少。
2025年《柳叶刀健康与气候变化倒计时》报告估算，2024年全球因高温暴露损失了6390亿个潜在劳动小时，由此导致的潜在收入损失达到1.09万亿美元，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
在中国，这笔损失同样已经相当可观。《2025年柳叶刀人群健康与气候变化倒计时中国报告》估算，2024年中国热相关劳动生产率损失的经济成本达到2826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77%，较2023年的2298亿美元增长23%。
此处的“劳动生产率损失”是通过考虑温度、湿度和太阳辐射等综合因素对劳动者产生的热压力，并区分农业、建筑、制造业和服务业等不同工作的劳动强度，进一步测算的高温暴露造成的潜在劳动时间损失。潜在收入损失则进一步结合各国、各行业的工资数据计算。报告也提醒，这并不等于实际收入损失，从事非正规和计件工作的劳动者往往会承受直接的收入损失。
同时，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吴英指出，影响人体的也不只是天气预报中的最高气温。湿度、日照和风速都会影响人的体感温度。同样的温度下，湿度越高，汗液越难蒸发，人体感受到的闷热程度也越高。
夜间温度同样重要。吴英提醒，如果夜间最低气温维持在较高水平，形成所谓“热夜”，人体处于热环境中的时间会进一步延长，难以从白天的高温中得到很好的恢复。
因此，高温对劳动能力的影响不仅取决于一天中最高气温是多少，还取决于劳动者在多长时间、多大的热压力下工作和恢复。
谁承担了更多高温损失？
劳动强度越大、暴露在户外的时间越长，受到的影响通常越明显。
研究结果显示，农业和建筑业等重体力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损失超过低强度和中等强度劳动者损失之和。在受影响较严重的东南亚地区，到本世纪末，即使实现全球碳中和目标，户外重体力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损失仍可能达到9%。
行业之间的差距也十分明显。
赵梦真团队对中国的模拟显示，建筑部门遭受的损失最大，约为服务业的6倍。按照当前气候变化趋势预测，到本世纪末，建筑部门产出损失约为7%。
地区之间同样存在明显差异。
赵梦真表示，全球低纬度地区面临的经济损失更高。而在中国，一些低纬度、低收入地区受到的影响更为严重。广西、海南、贵州等地面临的损失可能达到高收入地区的4至8倍。在研究采用的中温升情景下，到本世纪末，广西GDP损失可能达到7.3%，海南约为5%。
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就业结构。低收入地区可能拥有更多户外劳动者，而高温对户外工作者的影响明显高于室内工作者。高温造成的经济损失由此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和人群差异。直接暴露程度更高、劳动强度更大的群体首当其冲。
但损失并不会停留在最先受到高温影响的劳动者身上。生产率下降还可能沿供应链扩散。例如，高温导致小麦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下降，这将会影响小麦产量。小麦产量变化又会影响化肥、农业机械和水等相关投入。与此同时，农民收入下降可能减少消费，并进一步影响食品等其他生产部门。研究模型显示，即使轻体力劳动者自身受到的直接热影响相对较小，其工资仍可能因为这种经济传导而下降。
这一点也使劳动生产率损失与通常意义上的自然灾害经济损失有所不同。与洪水冲毁厂房、道路或机器相比，高温造成的生产率损失更加分散，也更难直接记录。一个劳动者少工作一小时、工作速度下降，或因夜间高温没有充分恢复，都可能形成损失。当这种变化同时发生在大量劳动者身上，其规模才会在宏观经济中显现。
"高温适应"能否减少损失？
量化高温造成的经济损失，还有一个现实用途：帮助政府和企业判断哪些适应措施值得投入。赵梦真表示，如果能够进一步估算健康影响造成的经济成本，就可以比较不同适应措施的投入和收益，并判断有限的资金应该优先投向哪里；也有助于吸引政府和公益资金之外的私人投资进入气候健康领域。目前，这一领域的参与者仍主要是政府和公益部门。
改变户外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就是一种成本相对有限的干预。赵梦真团队模拟了将中午高温时段的工作调整至早晨后的影响，结果显示，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损失均明显下降。
对于室内劳动者来说，空调是一种可以显著降低热暴露的适应措施。在团队采用的当前气候变化情景下，空调在整个模拟期内可以累计减少26%的经济损失。在部分空调使用率较高的高收入地区，避免的损失超过40%。
不过，制冷需求增加本身也会带来新的能源和排放压力。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助理分析师马越指出，如果继续依赖高能耗设备和高全球升温潜势的制冷剂，也会增加未来的气候压力。因而，需要在满足不断扩大的制冷需求的同时，提高设备能效、加快低全球升温潜势制冷剂替代，并通过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等方式减少对机械制冷的依赖。马越同时提醒，不同地区和收入群体获得制冷服务的能力仍存在差距，这也会影响其应对高温风险的能力。
气象和疾控部门联合推出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也变得更加精细。吴英介绍，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不再单纯以统一的气温标准判断风险，而是根据各地历史数据确定阈值，并针对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和户外劳动者等人群提供相应提示。
但这些措施能够避免多少损失，也取决于未来温升幅度。
以调整工作时间为例，这种办法成立的前提，是早晨比中午凉爽。赵梦真团队发现，在温升较高的情景下，随着早晨的气温持续升高，将工作时间从中午移至早晨能够避免的损失随之减少。
根据团队对中国情况的模拟，如果气候变化沿当前趋势发展，到本世纪末，热相关劳动生产率损失约为1.6%，相当于920万名工人一年的工作时间，由此造成的GDP损失约为2%。在更高温升情景下，经济损失可能达到GDP的7%；如果实现碳中和目标，则可降至1.1%。这意味着，在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损害面前，减排与适应并非可以相互替代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