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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当代艺术

Kiran Nadar艺术博物馆创始人:一家文化机构如何面对多极而剧变的世界?

从私人收藏到建立文化机构,Kiran Nadar是印度私人财富进入文化领域的代表人物。她的故事引人思考:在一个越来越多中心的全球艺术世界里,文化交流意味着什么?
谈到近些年由私人财富推动的文化艺术项目在印度不断涌现,在Kiran Nadar看来,是财富积累、艺术市场发展和国家文化意识变化同时发生变化的结果。图为Kiran Nadar在她的伦敦居所,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说“风水轮流转”,对伦敦多少有些刻薄。

两个多世纪前,英国人以贸易之名进入印度,随后建立起近两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如今,伦敦成为了印度富人全球财富版图的重要一站;而夏天的伦敦,则更是全球印度精英汇集的社交场。在伦敦,可以说与印度富人相关的新闻往往都与财富、地产和商业相关。不过今年的7月中旬,伦敦佳士得开幕的一场展览,却将人们的视线转向了印度的文化资本。

佳士得与来自德里的Kiran Nadar Museum of Art(KNMA) 合作,从美术馆的非凡馆藏中精心策划呈现了一系列的来自南亚的现当代重要艺术家的作品。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亿万富豪家族展示私人收藏的故事。印度的私人财富试图通过机构建设来完善国家的文化生态,并在全球范围内提升印度的文化存在感是一个在过去十余年间逐渐形成,并在近几年明显加速的现象,印度在正在成为全球艺术版图中迅速崛起的新的重心之一,而美术馆的创始人Kiran Nadar正是这一变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Kiran Nadar的丈夫Shiv Nadar是印度IT产业第一代科技企业家之一,其创立于1976年的HCL(Hindustan Computers Limited)如今已发展为印度最大的全球IT 服务公司之一HCL Tech。Shiv Nadar本人也长期位居全球富豪榜前列。

早在1990年代,Kiran Nadar开始收藏艺术, 那时很多其他藏家一样,是为了装饰家里,后来发现家里被艺术品填满,将封藏于仓库又太可惜,才意识到应该做一些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事。于是,她在2010年德里近郊的Noida建立了KNMA的第一处馆址,之后又在Saket的一间购物中心内开设了分馆。KNMA由此成为印度第一家专门收藏和展示现当代艺术的私人美术馆,长期以艺术收藏、研究、展览与公共教育为核心。馆藏以南亚艺术品为主,同时也有14到16世纪的细密画、古董和雕塑,及包括Anish Kapoor、Raqib Shaw、Antony Gormley、William Kentridge和 Anselm Kiefer等在内的国际知名艺术家作品。

今年初,KNMA官宣聘用了阿布扎比卢浮宫的前馆长Manuel Rabaté担任新的CEO,并会在通往德里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的8号国家公路(NH8)沿线建设一座新的展馆,预计将于两三年内开放。建成后它会成为南亚最大的博物馆和文化中心,新馆将涵盖视觉艺术、音乐、舞蹈、戏剧,通过特展、常设陈列及现场演出呈现丰富的文化项目,并以定期轮换的方式展出馆藏作品,进一步拓展KNMA作为综合文化机构的角色。

我在Kiran Nadar位于伦敦Regent’s Park的居所里会见了她,与她聊起KNMA成立至今的演变、它如何填补当地文化生态中的空缺并伴随印度文化版图的变化而成长、机构如何与其家族在教育领域的慈善事业互补,延续文化与慈善传承等等。而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这座根植于印度的私人美术馆,如何通过收藏、展览与国际合作,让印度的艺术在全球获得更大的关注 。

Kiran Nadar介绍说,KNMA在2010年代的创立之初,德里与孟买以及加尔各答很大的不同在于,德里当时并没有足够数量、稳定成熟的博物馆观众群体。而彼时德里虽然有国家现代艺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Modern Art)和印度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公众的参与度仍然十分有限。在她看来,不论是机构的投入程度还是展览的呈现方式,都没有真正触达到更广的公众层面。

Noida KNMA的开幕展“Open Doors”展览现场,图片致谢:KNMA

“If people are not coming to you, you eventually go to them”。在一个尚未形成成熟“逛美术馆”习惯的城市里,KNMA最初做的并不是等待观众出现,而是主动创造观众。除了在展馆内做展,KNMA还将展览带到包括购物中心在内的日常生活与公共空间内。同时,KNMA也长期投入传统形态的机构型艺术教育,以培养新一代的美术馆观众。她说过去美术馆大约一个月只有30名学生来访,而现在每日要平均接待4-5所学校的约100多名学生,有时甚至不得不因为空间不足而拒绝部分学校的来访申请。

美术馆对教育的投入,很大程度上延续了Nadar家族多年来通过机构建设实践慈善的传统。KNMA是Kiran丈夫Shiv Nadar建立的Shiv Nadar Foundation旗下的核心文化机构之一,而基金会建立之初便将教育列为了重点。其中,2009年,Shiv Nadar基金会创办的VidyaGya教育项目,面向印度农村地区选拔并资助学生接受寄宿制教育与领导力培养。部分学生来自教育资源极为有限的家庭,之后进入包括斯坦福大学在内的国际高校。目前,项目在北方邦和泰米尔纳德邦设有三所学校。从学校到美术馆,Nadar 家族施行慈善的逻辑很一致:与其进行一次性的捐赠,不如建立长期改变社会参与方式的机构。

Kiran Nadar是这股浪潮较早的先行者之一,而今天,越来越多印度私人财富开始投向文化机构。谈到近些年由私人财富推动的文化艺术项目在印度不断涌现,在Kiran Nadar看来,是财富积累、艺术市场发展和国家文化意识变化同时发生变化的结果。

她还透露,印度的富裕阶层过去更愿意投资房产、股票、车和珠宝,而艺术是一个“slow burner”——艺术的影响力和价值需要时间发酵。她现在才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的私人财富流向艺术与文化领域, 也出现了更多“legacy building”的意识。

这背后当然有艺术市场变化的原因。Kiran回忆2008年前后,中国和印度的艺术价格曾处于相近的水平,中国艺术在后来一段时间内迅速增长,而印度当代艺术则长期停留在低位,如今,这种局面正发生着变化。

Kiran认为,过去印度政府有其他更为迫切的发展议题,而今天,艺术和文化则被政府视为外交中越来越重要的工具。私人力量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在她看来,印度过去的国家与私人协作并不紧密,而如今则正在走向更紧密的合作,政府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私人赞助这一形式不仅会带来资金,也能为文化领域带来专业的知识、经验和资源。

我个人观察到这批印度新涌现出的私人艺术机构在国际交流上十分活跃。对此,Kiran Nadar讲到她的机构是“From India,speaking to the world”(从印度出发,对世界说话),她想建立的机构需要首先扎根于印度,但同时也拥有国际标准(international standard)和全球接口(global interface)。我觉得这句很妙,在于它不是在讲简单的“Bring India to the world”。KNMA的对外连接不是简单的借展给海外机构,而是与国际机构共同生产展览,由印度收藏和印度机构共同参与定义该如何理解印度的艺术史、及它于全球版图的意义。

MF Husain,展览:“The Rooted Nomad”,沉浸式装置,图片致谢:KNMA。

KNMA早在2010年代中期就开始与国际机构展开这样的合作,机构也经历了从进入欧美艺术品体系,到进入国家文化到表层面,再到从借展走向内容共同生产的层面。

2015年,马德里索菲亚王后国家艺术中心(Museo Reina Sofía)与KNMA合作举办Nasreen Mohamedi大型回顾展“Nasreen Mohamedi: Waiting Is a Part of Intense Living”,次年巡展至纽约的The Met Breuer。KNMA艺术总监Roobina Karode作为策展人之一,让印度的策展研究进入欧美重要艺术机构。2019年威尼斯双年展印度国家馆“Our Time for a Future Caring”同样由Karode策展,私人机构积累的专业能力由此进入国家层面的文化舞台。此后,KNMA合作网络进一步扩大,从伦敦Barbican的印度艺术大展,到与沙迦艺术基金会联合举办Pop South Asia,再到与卡塔尔博物馆合作推出由KNMA策划的MF Husain大型展览“The Rooted Nomad”。今年9月将在纽约MoMA开幕的“Nilima Sheikh: Fractured Skies”则更进一步:展览由MoMA与KNMA联合举办、双方团队共同策展,并将首次呈现一组由KNMA委约、为MoMA空间创作的新作。

MF Husain,展览:“The Rooted Nomad”,摄影© Shaikha Ahmed Ali, 图片致谢Qatar Museums 2025。

这或许正是“speaking to the world”与“international exposure”最大的区别:后者带来曝光度,前者则参与塑造话语权。

“From India, speaking to the world” 这句话也让我思考了中国,以及我文章开头讲到的“风水轮流转”。印度今天正在发生的许多事情,从私人财富进入艺术领域,藏家建立私人机构,文化基础设施快速增长,到本土机构与国际艺术体系积极建立连接,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内都曾经历过。印度私人文化机构今天的崛起,并不意味着两个国情不同的国家之间可以彼此复制或是借鉴,但却可以让我们思考一些共同的问题:私人财富如何真正转化为可持续运转的文化机构?一个扎根于本土的机构,如何既服务于自身的文化生态,又同时参与全球艺术网络?

中国和印度两轮文化机构的涌现,发生在截然不同的全球文化格局之中。中国上一轮文化机构快速发展的时期,全球艺术世界仍高度围绕着欧美几个传统的艺术中心运转,“与世界的连接”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进入这一体系并与其交流与互动。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本土美术馆与欧美重要机构建立了越来越成熟的展览和长期合作网络。但是今天全球文化版图的格局变了——从海湾、印度到东南亚、中亚,不同地区也都在建立自己的美术馆、双年展、艺术博览会、收藏体系与机构网络,全球艺术世界正在从少数中心向多个文化重心并存的格局移动。从KNMA与沙迦、卡塔尔的合作,到中国机构与海湾及其他新兴文化地区逐渐增加的往来,新的文化中心之间也开始建立更直接的连接。

回味Kiran Nadar所说的“From India,speaking to the world”这句话,似乎有了超越一座私人美术发展馆发展战略本身的意味。它并不是让世界关注到印度,而是印度的文化机构开始以自己的收藏、研究和策展实践,参与到让世界更理解印度、并让印度更主动地进入全球艺术史的讨论。对中国而言,问题是如何将已经成熟的国际连接,转化为持续的知识生产。当全球文化版图从少数中心转向多个重心,文化交流已不再是引进IP 或是纯粹向外展示,而是在各自不同的现实条件下,一个文化机构究竟能够以怎样的方式参与这个正在变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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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陆宁(Luning Wang)常驻伦敦,布里斯托大学政治学学士,伦敦苏富比艺术学院当代艺术硕士,现从事文化艺术项目咨询与内容营销。个人公众号: 毕加索与单身女孩(ID:picassosinglegirl)小红书/微博:Luning陆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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