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能停下来吗？”（Can time stop?）在获得2026年弗里兹首尔艺博会（Frieze Seoul）展位大奖的日本Taro Nasu画廊展位前，英国概念艺术家瑞安•甘德（Ryan Gander）将这句源自孩童天真发问的语句印在漆黑硕大的球体表面，以看似荒谬的探问挑战只急于索求标准答案的成人世界。走过5个年头的弗里兹首尔，是否也会希望时间能够定格，让这场艺术博览会永远停留在5年前初次登场时那段耀眼的高光之中？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弗里兹首尔的现场，因此只能透过往年的报导拼凑出记忆的画面。2022 年首届展会初次亮相时，现场成交几乎陷入狂热。在那个实体艺博会在亚洲的短暂空窗期，那种火热或许代表着艺术界对线下重聚久旱逢甘霖般的渴求。
漫步在江南区COEX会展中心，眼前掠过的面孔宛如一部国际当代艺术名人录。4天的展期内，展馆汇聚了超过70,000名参观者，来自全球54个国家与地区，写下展会创立以来跨国版图最为辽阔的纪录。比单纯的参观人数更具指标意义的，无疑是这批观众的具体阵容，来自25个国家与地区、多达178家海内外美术馆及公共机构代表的专程赴会，刷新了历届规模，也在坐实首尔作为亚洲核心对话节点的实力。
然而，若将这场跨国大迁徙的功劳全算在弗里兹的商业招牌上，未免低估了其背后文化操盘的影响力。今年恰逢第15届光州双年展与2026釜山双年展同期挥舞，这套在朝鲜半岛由南至北铺开的文化联动，引爆了全球策展人、学者、机构掌门人与重量级金主的集体奔赴。
美国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馆长金玟廷（Min Jung Kim）亲自带领20位来自美国中西部的核心赞助人代表团穿梭其间；作为挪威当代艺术的重要推手，挪威当代艺术办公室（OCA）总监斯坦纳姆（Ruben Steinum）则在机构团队与挪威国家博物馆策展人的陪同下跨海空降。艺坛无处不在的“超时空策展人”、伦敦蛇形画廊艺术总监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也没有缺席，身边随行的是蛇形画廊首席执行官贝蒂娜•科雷克（Bettina Korek），以及瑞士收藏家兼慈善家玛雅•霍夫曼（Maja Hoffmann）。奥布里斯特除了巡视双年展与艺博会，更无疑也是在为他的女友具贞娥（Koo Jeong A）助阵。这位在2024年威尼斯双年展上代表韩国的观念艺术家，同期在三星美术馆揭幕个展“OUSSSMOS”，吸引了国际艺术界诸多核心名流。
与此同时，全城一线文化机构的策展共振也在这一周达到了顶峰。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推出了颇受瞩目的徐道获（Do Ho Suh）大型回顾展，当双年展的学术厚度与市中心顶级美术馆的特展网络无缝接轨，弗里兹首尔顺势蜕变为全方位的国家级文化盛事。
2026第五届弗里兹首尔艺博会（Frieze Seoul）现场保值的硬仗
由双年展与美术馆共同掀起的艺术声浪，也在艺博会的展厅内转化为实在的交易基础。面对全球艺术市场的观望氛围，本土历史大师与代表性艺术家展现出了稳健的市场底气，成为各大蓝筹画廊最可靠的营收支柱。
适逢画廊创立 30 周年，立木画廊（Lehmann Maupin）将展位主力锁定在合作近 30 年的徐道获，精准呼应了他在国立现代美术馆的大展。同场亦穿插金允新（Kim Yun Shin）等代理艺术家新作。展位在预览首日便迅速告捷，徐道获的多件作品被亚洲顶级藏家锁定，金允新的展出作品亦全数售罄。
展场内的定盘效应，与展场外的公立机构热潮紧密呼应。刘永国（Yoo Youngkuk，1916–2002）在首尔市立美术馆（SeMA）的个展累计吸引30万人次参观，刷新韩国本土艺术家个展的最高观展纪录。这股全民级的艺术高温也助力了博览会现场的商业能量，国际画廊（Kukje Gallery）以22亿至25亿韩元（约160万至185万美元）的高价，售出一幅他创作于1971年的油画，一举改写弗里兹首尔5年历史中韩国艺术家的最高成交纪录。回到展厅另一端，PKM画廊呈献其1996年的大幅画作，标价同样突破 100万美元大关，即便是一幅1974年仅31.5公分见方的小幅作品，开价亦在25万至50万美元之间。
这种市场承接力同样在其他艺术家中得到验证。随着朴栖甫（Park Seo-Bo，1931–2023）个人美术馆于8月21日正式开馆，其作品在市场上的定盘作用更为明确。白立方（White Cube）在开展数小时内，便以30万美元与19万美元售出两件2022年的《描法》（Ecriture）大作；国际画廊亦以25万至30万美元区间售出其2022年的陶瓷丙烯作品《Ecriture No. 220611》。在风向未明的市场冷静期，经过严密艺术史与本土机构检验的经典作品，始终是资金最理想的避风港。
走出全城美术馆的学术展览洗礼，藏家展现出更加严谨的态度。在当前资金审慎布局的冷却期中，西方蓝筹巨匠的经典力作自然成为画廊维持交易盘面的压舱石。
豪瑟沃斯（Hauser & Wirth）在预览首日便将拉希德•约翰逊（Rashid Johnson）创作于2025年的画作《Soul Painting “Interiors”》，以120万美元顺利交由韩国一所重要公共机构购藏，同展位亦以60万美元售出路易丝•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1911–2010）的雕塑《Femme》（2005/2016）。邻近的罗帕克画廊（Thaddaeus Ropac）同样将交易重心锁定在顶尖名家，罗马尼亚画家格尼（Adrian Ghenie）创作于 2026 年的画作《Figure with Funerary Stele》以110万欧元迅速敲定买家，安东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的铸铁雕塑《HOLD》（2024）则以75万英镑（约100万美元）顺利成交。
卓纳画廊（David Zwirner）的展位策略同样印证了这股对艺术史序列的信赖。画廊由乔治•莫兰迪（Giorgio Morandi，1890–1964）创作于1942年的静物油画，以及草间弥生（Yayoi Kusama）于2005年完成的代表作领衔成交，该展位亦将两幅玛玛‧安德森（Mamma Andersson）的画作直接安置于韩国本地美术馆的公共典藏之中。画廊副合夥人格林（James Green）指出，韩国藏家对西方艺术史脉络的熟稔程度极高，画廊在沟通时几乎无须耗费时间进行基础引导，对话得以直接深入至创作语境与学术价值，促成了高单价机构级标的的平稳流转。
2026第五届弗里兹首尔艺博会（Frieze Seoul）现场真实的水温
如果说白天的展厅成交与公报发布构成了市场的明面数据，那么夜幕降临后的展墙流转，或许折射出这场博览会最客观的运行水温。作为艺术品与高价值资产托管机构 Eythos 的创始人，郑家恒带领团队在香港、首尔与新加坡营运专业设施，并长期担任弗里兹首尔与Kiaf的指定物流与布展伙伴，专门处理顶级艺术品的安全仓储、技术装卸与精密运输。在今年弗里兹首尔的现场，深夜向物流团队提出更换展墙作品的需求保持着稳定的节奏，而这些调动展品的要求，绝大部分源于白天作品的顺利成交。这种物理置换，为展厅内务实的交易盘面提供了最直接的印证。
随着展会现场交易渐次落定，长久以来笼罩在亚洲艺术版图上空的一大论争再次浮现。早年人们热衷于将弗里兹首尔与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置于彼此对立的格局之中，视二者为“你争我夺”的对手，然而，这种非黑即白的零和想像已然站不住脚。
国际蓝筹画廊的全球决策层早已看透背后的结构本质。正如豪瑟沃斯总裁佩约特（Marc Payot）所提出的核心论调，首尔与香港宛如“苹果与橘子”，无法同日而语。两座城市坐拥截然不同的制度基因与文化土壤，各自在亚洲扮演着无法相互取代的生态角色。
香港无疑仍是跨国交易与大宗资本运作的超高效率中枢。凭藉完全免税的自由港体系、高度敏捷的专业物流吞吐能力、深厚成熟的金融资本架构，以及汇聚全球顶尖超级藏家的网络，香港在二级市场流转与超高价值标的的交易上，依然牢牢掌握着难以撼动的绝对优势。
首尔则演绎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在地生命力。虽然在税制层面上，版画、摄影与设计家具等复制品或应用艺术品在韩国仍需依法课税，但单件原创艺术品在韩国完全免征关税与增值税；更为关键的优势在于，首尔拥有香港所欠缺的更为丰沛的本土艺术家生态、强劲的学术美术馆网络，以及具备深厚文化认同的本地收藏底蕴。这种对本土文化根脉的尊重与自觉，为首尔构筑了一道外力难以轻易击穿的防护网。
不过，这层坚实的本土底蕴亦是一柄双刃剑。在展会正式启幕前的早餐会上，东京画廊+BTAP（Tokyo Gallery + BTAP）总监佐佐木（Hiroyuki Sasaki）便向我透露，韩国本土藏家对本国艺术家的偏好依旧牢不可破，画廊历来在首尔售出的作品中，高达80%的买家依然来自韩国本土藏家。尽管国际新面孔日益增多，但海外艺术家与全新实验形式若想真正打入韩国本土的核心收藏名单，依然需要跨越数年的耐心耕耘。
2026第五届弗里兹首尔艺博会（Frieze Seoul）现场肌理和基石
弗里兹首尔不过是这座城市整体艺术生态中的一个环节。穿透展厅内的交易波澜，真正让首尔在亚洲艺术版图中站稳脚跟的，无疑是一整套深植于法律条例、行政协作与社会肌理之中的制度基石。
郑家恒向我指出，韩国法律明文规定，凡是一定规模以上的大型新建建筑，必须提拨法定比例预算用于购置或委托创作公共艺术品。这项具备法律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将当代艺术的购藏责任直接编织进地产开发与商业运作的毛细血管之中，常年为本土艺术生态注入源源不绝的企业资本，构建出任何市场周期都难以动摇的刚性需求底盘。
与此同时，从首尔市政府统筹策划的“首尔艺术周”，到全城宣传资源的倾斜，官方始终扮演着默默铺路的服务者角色。这种尊重专业自律的放权姿态，赋予了整个城市艺术网络的活力与信任基础。
对照本届首尔展会上数量有限的中国本土画廊身影，中国在油画等艺术品交易上面临 1%的进口关税与13%的增值税，加上跨国往来中依然繁复的跨境申报与清关审批手续，首尔这套由国家立法注资、公共机构学术深耕、行政系统护航、商业画廊定盘的架构，无疑提供了一面具有对比价值的镜子。当然，每座城市的制度环境与文化土壤各异，成功路径难以全盘照搬，但在风云变幻的全球艺术格局中，若要真正建立具备持久话语权的国际枢纽，关键在于能否将文化政策落实为支撑市场长期运行的制度架构，而非仅仅依赖博览会带来的瞬时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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