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长期表现出显著的不均衡性，为了克服这种不均衡性，中国的政策部门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做出了惊人的努力。开山填海的投资之后，虽然有了巨大的变化，但回头来看，经济空间的不均衡性依旧存在，这就是“陈功梯度”的存在。
中国科学界对区域不均衡性的研究和解释，长期以来，主要集中于“胡焕庸线”所揭示的人口密度差异、区域发展水平差异以及自然资源和气候条件等因素。所谓“胡焕庸线”是指中国现代人口地理学中最著名的地理分界线之一，在1935年，由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的这条线：从黑龙江黑河至云南腾冲的一条线，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
这条线最初并不是用来划分“贫富”的，而是用来描述中国人口密度的巨大空间差异。当年胡焕庸统计发现，在线的东南侧，约占全国36%的土地，却聚集了约96%的人口；而在线的西北侧，约占全国64%的土地，人口却只有约4%，所以这个差异极其惊人。
与胡焕庸线所强调的人口问题不同，“陈功梯度”指的是一种更为普遍的不均衡性，强调的是一种区域空间上经济发展差异化的“山地经济梯度”以及它的普遍存在。这种经济发展的差异化，远不止中国地图上从北到南的“一条线”，而是在中国极多数目的山地区域空间方面，都存在有这种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空间分化现象。
中国的山脉两侧，经常同时存在一个问题，核心城市不在山脉上，而在山脉外面的盆地、平原。于是只要观察中国地图，就可以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太行山两侧存在明显的华北平原—山西高原经济梯度；武夷山两侧，存在福建沿海—江西内陆之间的经济梯度；大兴安岭两侧存在东北平原—内蒙古高原之间的人口和经济密度差异；巫山两侧存在四川盆地—长江中游地区的显著地形和经济差异；秦岭两侧存在关中平原—秦巴山地之间明显的经济空间差异。所以，很明显的在两个经济中心区域之间，夹着一个高成本地形屏障（山脉），非常容易演变成为经济洼地。
“陈功梯度”所揭示的问题在于，山地经济的梯度还不是简单的表现为“山里贫困、平原富裕”，而是表现为经济活动密度随着地形起伏增加以及与山脉空间距离变化而出现系统性变化。形成机制涉及到人口流动、土地可利用性、交通可达性、城市规模、市场半径和产业集聚等诸多因素。山地通过更高的基础设施和运输成本，限制了连续的建设用地供给以及削弱城市规模经济，进而影响了人口和产业的空间集聚，让山地经济相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失去了竞争能力。所以中国的大型山脉，不仅构成了自然地理单元，同时还可能作为交通、土地利用、城市扩张和产业集聚的空间屏障，使山脉两侧形成具有一定稳定性的经济密度梯度。
当然，安邦智库（ANBOUND）是从事政策研究的独立智库机构，所以人口地理以及经济地理方面的观点仅作为政策研究的基础，而非是重点。真正重要的是经济政策解决方案，准确的说，就是对这种现实中存在的经济梯度的解决方案。在这方面，安邦智库提出了一个有关的系列性政策的“减量发展原则”。
这一“减量发展原则”，最早见于安邦智库年前发表的《东北报告》，该报告就应用了我提出的“减量发展原则”。这一“减量发展原则”是相对于传统的“增量发展原则”而提出的，主要内容是三条核心原则：
第一，鼓励区域移民，减少人口，降低人口基数，创造人口置换空间。人口总是移动的，但过去是自然移动，经济性的人口移动，现在则是竞争性的人口移动。鼓励人口移动的目的是，降低区域的发展成本。为消费人口、投资人口的流入，进行有序人口置换，创造空间条件。
第二，围绕保护来发展经济，实行保护性发展。贫困地区的发展，必须保护与发展并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平移在平原地区的发展经验和目标。在减量发展的原则下，所谓“保护与发展并重”，就是发展要以保护为前提，不能发展的就保护。这一原则强调的是，通过保护形成自然资源的集聚，为未来创造的发展条件。
第三，强调提升区域内常住人口的相对财富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财富集聚是以人口收入为基础的，人口的减少、移出，有助于财富集聚水平的提高和指标改善，进而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创造条件。
从“减量发展原则”的三条核心原则来看，增量发展是“做加法”，数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就是延续了这样的发展经验和发展原则，没有的产业要有，没有的企业要有，没有的基础设施要有，没有土地的，愚公移山、开山填海也要有。一切都是与经济发达地区“看齐”、“对齐”，这是“做加法”基础上的持续扩张。从发展的结果来看，这种“做加法”的发展模式并不理想，因为“陈功梯度”依旧存在。
与之对比，如果转变发展思路，如果“做减法”会怎样呢？这就是“减量发展原则”。所谓“减量发展原则”，对应、匹配的是“陈功梯度”的现实环境，因为人口地理的困境，山脉屏障是一种现实存在，非常客观，干什么成本都要比东南沿海或是平原地区要高，而且人口移动实际已经处于转移的过程中，只是长期以来始终被认为是一种负面因素，因而往往还会投巨资加以遏制。在“减量发展原则”下来看，这种人口移动是一种正面因素，值得鼓励，甚至是激励。因为平移出去的人口降低了贫困区域的负担和压力，流入的人口则是旅游者、投资者那样可以带来经济增长的财富人口。因此这种性质的人口交换和置换，将会为改变“陈功梯度”的经济洼地创造发展条件。
实际上，从历史的经验来看，“陈功梯度”中的相对弱势经济地区（区域经济洼地）的人，必须穿越大山屏障“走出去”。
山西票号诞生在太行山以西的山西高原。其根基在山西（平遥、祁县、太谷，都在太行山西侧），开始的业务重心是北方，实际是一种“贸易银行”。后来，在积累了大量资本之后，它主要朝向东面发展，试图对接华北平原、京畿、江南的财赋重地。不过它的总号，依旧窝在太行山西侧贫瘠的山西，赚钱的业务大头则跨越了太行山，朝向太行山东侧以及长江流域。贫瘠本土并不产生巨量财富，山西靠的是人“走出去”，建立跨山脉、跨区域的金融网络，解决全国“现银运输危险、成本极高”的痛点。
人，走出去是否成功，具有不确定性；但不走出去，肯定是不行的。
“减量发展原则”虽然几乎都在传统政策方向上，具有颠覆性的特点，但总结历史的发展经验，尤其是放眼未来的发展环境，非常值得思考和研究。因为所谓“继往开来”，没有政策创新，只是一味的延续，终究是难以实现的。
（作者系安邦智库创始人、首席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