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备受赞誉的摄影大师、普利策奖的首位华人得主，75岁的刘香成先生，似乎已经不需要再向世界证明自己的能力和责任感。
然而，在过去的三年里，这位职业摄影师依然一次次收拾行装，带着沉重的相机出发，前往中亚、中东、非洲、拉美、欧洲，以及中国的东南沿海和西北边陲，参观中国在世界各地参与建设的港口、桥梁、矿山、高铁项目和工业园，探访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世界各个遥远角落联系的节点，记录中国的海外经济存在以及普通人的生活。陌生的环境和旅途的艰辛，最终都转化为一张张生动的照片，记录在他的新著《古道新章——世界里的中国》里。
《古道新章》，刘香成著，中信出版社2026年7月是什么驱动他在晚年发起摄影生涯中这次不同寻常的远征？是浓厚的兴趣、职业素养，更是用镜头展现时代变迁的宏大志向。在与刘香成的长谈中，我们试图追寻这场横跨五大洲的视觉旅程的缘起，追问在一次次按下快门的时刻，他究竟想用镜头留下什么，以及这位曾亲眼目睹一系列标志性历史事件、饱经世事的摄影师，如何看待“一带一路”所代表的“中国3.0”，以及其中蕴含的中国与世界的崭新关系。
对刘香成来说，“一带一路”不仅仅是纵横交错的铁路和公路，繁忙有序的港口、矿山、建筑工地和产业园区，不仅仅是频繁出现在新闻报道中的项目名称和投资数字，而是一位有志于记录时代的摄影师所不能忽视的基本问题：当“一带一路”的宏大概念落实到具体时空时，它会展现出一副什么样的面貌？
这本书既涉及中国经济、世界贸易网络和国际关系，也记录了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碰撞与变迁，包括在南欧等地的经济生活中留下深刻印记的中国移民群体，以及中国与非洲民间的传统友好关系如何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呈现新的形式。刘香成需要一次次地把抽象的概念以及新闻中出现的宏大名词，还原到具体入微的层面，展现为一个个普通人生命中所不可替代的瞬间。
我们的对话从刘香成的人生经历谈起。回顾过往，刘香成感慨地说，感觉自己是一个“一辈子都有故事跟着”的人。各种机缘把他和诸多重大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他也因此成为世事沧桑变化的见证者和记录者。
刘香成1951年出生于香港，上世纪50年代中期回到母亲的故乡福州读书，1960年“大跃进”开始之后，全家又回到香港。刘香成在福州亲身经历了他所说的“中国1.0”时期，目睹了土地改革后不同人命运的变化，也有下课之后参加劳动、除四害、打苍蝇的经历。他至今还能清晰回忆起在校园里看到的“赶英超美”标语。
刘香成的外舅公陈壁在晚清时曾任高级财政官员，深度参与了晚清的财政、金融制度近代化进程，有“铜币大臣”之称。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在福州时，他就感到自己与周围的“工农兵”群众不属于同一类人，因而身处一种“身份焦虑”之中。但这并不是坏事，后来刘香成回忆道，这段时期反而成为他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
全家返回香港后，刘香成在那里接受了英国式教育。中学毕业之后，1969年他去纽约上大学。他清晰地记得自己在纽约观看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他的大学时期正是嬉皮士的年代，美国年轻人掀起了反对越战的高潮。在这段时期里，他又接受了美国式教育。在大学里读国际政治关系专业期间，他选修了摄影课。他的导师、出生于阿尔巴尼亚的摄影师吉恩•米利（Gjon Mili）带他参观时代-生活公司。那正是美国媒体业的黄金时代，也是《生活》杂志最辉煌的时代。他在那里见到了布列松等著名摄影师，当时他们都有独立的办公室。与这些伟大的摄影师共处的经历和耳濡目染，磨练了刘香成的摄影技艺。
1975年大学毕业后，刘香成于1976年前往欧洲，正式开始属于自己的摄影生涯。他首先去了西班牙，当时佛朗哥刚刚去世，他目睹了“后佛朗哥时代”西班牙的民主转型。他清晰地记得，时年仅32岁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领导人费利佩•冈萨雷斯参加竞选，带领左翼回归西班牙的民主架构。之后他又去了葡萄牙，当时的葡萄牙也正处于议会民主制确立、从军政向民政过渡的转型时期。1976年9月初，当刘香成来到巴黎，准备拍摄新上任的法国总理雷蒙•巴尔时，他突然在一天早上发现，巴黎满城的报纸头版上都出现了毛泽东的照片——毛泽东去世了。
刘香成马上申请回到中国，考察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社会景象。在广州，根据他的观察，虽然气氛依然紧张，珠江江边的人，有的在戴着黑纱纪念毛泽东，有的在打太极，但他们的肢体语言开始放松了，包括脸部和肩膀，人的脚步也变得轻盈了。这与他在文革期间赴大陆探亲时观察到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他记得1968年在大陆理发时，理发师要求他必须首先背诵毛泽东语录。比较这两个场景后，他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中国可能会变，虽然不能确定会怎么变，但十多亿人的变化将会震撼全世界。
回到纽约后，刘香成马上向《时代周刊》申请常驻中国。当时已是尼克松访华之后，美国人自己也准备进入曾经位于“铁幕”另一方的中国。1978-1983年他常驻北京，时值改革开放初期，他目睹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推广的过程。1983年底，刘香成加入美联社，不久后被调到洛杉矶、印度、韩国等地。1989年，他回到北京报道天安门事件。1990年，刘香成被派驻苏联，不到一年后，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作为美联社驻莫斯科记者，他全程记录了苏联解体的全过程，并凭借这一杰出报道在1992年荣获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成为至今唯一获此殊荣的华人摄影师。
邓小平主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启的经济改革，直接带来中国的经济崛起，刘香成把这一阶段定义为“中国2.0”。而在深度观察和思考之后，刘香成又得出一个新的结论，即“中国3.0”时代正在逐步浮现，其一个标志性表现，就是中国企业和中国力量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出现在全世界。如果说“中国2.0”是中国吸收全球化元素实现自身发展，那么“中国3.0”就是发展和崛起之后的中国将影响力拓展到海外，重塑世界的面貌，而“一带一路”可能是中国在21世纪的决定性事件（defining event）。这就是刘香成创作《古道新章》一书的缘起。
希腊航运业巨头斯特凡诺斯•E•安杰拉科斯船长站在他的游艇上，指着比雷埃夫斯港的集装箱码头。摄影：刘香成为撰写本书，刘香成投入了历时三年、行程达267552公里的旅程。在此过程中，他致力于探索一系列“一带一路”项目所创造的新联系，这些项目代表了中国在当今世界里拥有的新影响力。面对“一带一路”这个涉及150多个国家的宏大计划，刘香成抱定作为新闻工作者一定要到现场、使用一手资料的理念，坚信一定不能以别人的说法或者媒体的评价为依据，一定要展示“一带一路”的实景。
在刘香成看来，撰写这本书是毕生从事的新闻工作的延续，与以往的报道、摄影等工作并无本质上的不同。“没有过去的经验，这个事我想都不敢想，”他说。
他将这本书的计划定义为“Long Form Photo Journalism”，即“长篇摄影特别报道”。从中国公司投资开发的刚果（金）最大铜矿，到俄罗斯女骑手为阿里巴巴提供快递服务，再到百万朝圣者经由中国公司建设的轻轨铁路涌向麦加，刘香成突破传统的政治经济框架，聚焦于人文故事、基础设施、社会变迁、跨国文化交流以及普通人在陌生环境中展现的韧性和生命力。从希腊的船东到拉美的农场主，从中国西北的农民到温州的企业家，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在他的镜头下走到前排，让“一带一路”这个宏大的时代叙事有了具体的面孔与温度，每个场面也获得了超越瞬间的恒久意义。
巴西中西部戈亚斯州圣若昂达利安萨市苏库皮拉牧场。摄影：刘香成最让刘香成感到印象深刻的是，“一带一路”在三个方面拥有高度的竞争力。一是中国企业在投标时，会将其技术管理团队派到项目中去，因而在管理成本方面会拥有优势。相比之下，西方企业通常会提供全包式的外派人员待遇，包括为管理人员提供豪华住宿以及其他各种福利，甚至有的员工远程办公，不直接在当地上班，人力资源与管理成本也就在无形中提升，因而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落于下风。二是中国企业所带设备的成本低于西方公司，比如，据瑞立集团董事长张晓平介绍，该公司制造的高铁列车刹车器要比西方同类产品便宜40%，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三是中国企业得到的贷款的利率通常也比较低。
刘香成由此形成一个判断：由于这三方面的优势，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西方企业已经难以与中国企业展开竞争。欧洲企业日益发现，从投资到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再到设备的维修和技术方面的售后支持，中国人的身影已经几乎无处不在，中国元素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无法忽视也无法摆脱的要素。从项目竞标开始，直到完工之后的维修，中国企业已经能够将优势全盘发挥出来。
同时，一个中国企业往往能带动一整条产业链出海。比如高铁项目在建设之后，需要配套的通讯基础设施，此时中国的通讯公司也会加入进来。而这些国有企业之间本来就存在紧密的产业联系，资金、技术、工程能力、供应链资源等在不同企业之间流动、组合，形成一种覆盖融资、建设、运营乃至后续服务的产业集群。因而在“走出去”时，出海的往往不只是一家公司或一项技术，而是一整套相互支撑的产业能力。这种以产业链协同形成整体竞争力的模式，也构成了中国企业相较于西方同行颇为独特的一项优势。而国际上长期存在的“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形成竞争优势”的印象，早就已经是过去时了。现在中企外派的员工大都能熟练使用外语。“一带一路”项目也大量使用本地劳工，例如刚果（金）的铜矿、从昆明到曼谷的铁路项目，都雇佣当地劳动力。此外，“一带一路”被贴上的所谓“新殖民主义”或者“债务陷阱”的意识形态化标签，也不符合事实。
刚果（金）卡莫拉-卡库拉铜矿的工程师。摄影：刘香成此前刘香成已经创作多本著作，包括《一九一一：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毛以后的中国（1976-1983）》《苏联：一个帝国的解体》等，留下了时代大转折时期珍贵的视觉记录。刘香成坦言，《古道新章》是迄今为止最难的一本，因为过去的书都有大背景，比如苏联解体，可以围绕新闻事件来撰写，但创作《古道新章》时，从头到尾都必须进行一手的采访。这也是他创作过程最艰苦、考验和挑战最多的一本。从七八年前开始考虑该项目，到三年前开始正式投入执行，踏上遍布全球的旅途，他为这本书付出了巨大精力，甚至承担了一定的安全风险，比如在前往刚果（金）之前，他特意请律师帮自己立了遗嘱。“以前的报道经历，包括做战地记者，报道斯里兰卡等国的内战，报道苏联的解体，等等，都没有这件事困难，”他说。
从历史上繁忙的丝绸之路的到今天的全球贸易网络，“一带一路”既是中国经济实力的对外投射，也是中国文化理念的对外输出，这种一脉相承的历史延续性奠定了当今中国全球角色的基石。从那个特殊年代的“超英赶美”的标语和粮票，到今天中国企业改变世界的全球布局，刘香成的职业生涯两端所连接的，是两个看似遥远的中国。他毕生的工作，恰好与中国半个多世纪的跋涉与探索交叉融合。那些被他的镜头定格在不同时空中的瞬间，也因此获得了某种超越性意义：一个人的记忆与记录，最终成为理解一个国家如何走过漫长道路、又如何重新面对世界的一扇窗口。
采访临近尾声时，我问刘香成，摄影究竟有没有诀窍？为什么他的作品总能让观看者产生一种近乎置身现场的感觉？他的回答出乎意料的简单——信任。只有当镜头前的人真正信任摄影者，放下戒备与顾虑时，那些未经修饰的神情、动作与瞬间才会自然显现，凝结成真实的画面语言。摄影师所做的，并不是闯入一个人的世界，而是等待对方愿意向你打开那扇门；而当这份信任最终被定格在影像之中，作为观看者的我们，也仿佛能够亲身走进那一刻。
或许，“信任”也是理解刘香成半个多世纪摄影生涯的一条隐秘线索。从物质匮乏年代的探索与雄心，到全球化时代资本、技术与人员跨越国境的流动，5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经历在他的镜头中获得了一种罕见的连续性。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中国变了，世界也变了，而刘香成的镜头始终提醒我们：无论历史以怎样宏大的方式展开，它最终都要抵达“人的生活”这个最真实的现场，才可能真正得到理解和记忆。
（注：文中图片来自《古道新章》一书。作者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