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出版的小说《猜火车》，以大量苏格兰口语和破碎而凌厉的叙事，将爱丁堡工人阶级青年的毒品经验、俱乐部文化、友谊、暴力与绝望带入英国文学的中心。此后又借助著名导演丹尼•博伊尔执导的同名电影，成为20世纪90年代无法绕开的文化标志。
2026年恰逢电影《猜火车》上映30周年。影迷可以在故事发生地爱丁堡观看4K修复版，重温这部经典，当年的演员也在这里再度聚首。同名音乐剧则于今年夏天在伦敦迎来全球首演。而就在《猜火车》以不同形式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之际，原著作者欧文•韦尔什（Irvine Welsh）与日前携新作《难道没有什么能拯救我们吗？》（Can Nothing Save Us?）现身爱丁堡国际图书节，与作家、出版人凯文•威廉森（Kevin Williamson）展开对谈。
威廉森将《猜火车》与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相提并论，认为这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定义了时代”。《猜火车》也改变了韦尔什的人生，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困在这部成名作里。此后，他笔耕不辍，陆续出版了十五部长篇小说和四部短篇小说集。威廉森与韦尔什从1992年起便多次同台，三十四年间大概共同参加过几十场活动。威廉森借用一句评价罗伯特•彭斯的话来形容这位老朋友——“从未闲着”。在他看来，韦尔什大概是最闲不下来的一位作家，总是在写作、做新的事情。
但韦尔什很享受写作的状态，他表示：“大约三十多年前我就‘退休’了。现在，我不过是沉浸在自己的爱好和兴趣里。”密集的宣传偶尔会让他觉得自己又开始“上班”，但写作本身令他兴奋：“你就自己起飞，坐下来敲字。”至于写作前的调研，他笑着解释，那通常意味着“出去泡夜店”。
有评论将《难道没有什么能拯救我们吗？》称为韦尔什“创作生涯晚期的经典之作”，韦尔什却反驳：“我才刚刚开始，还有一大堆东西想写。”写完一本新书的兴奋，虽早已不同于《猜火车》问世之初，但当在书稿末尾写下“完”字时，韦尔什开心不已。他解释：“写一本书就像把什么东西交出去，也有点像学生临考抱佛脚；你把所有内容硬塞进脑子里，考试一结束，就不想再碰它，甚至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了，内容已经从脑子里全跑光了。等开始做宣传时，你再重新认识它。”一本还没写完，下一本已经在等待着他。三十多年来，韦尔什几乎一直如此：不断写完，不断放下，又不断重新开始。
维基百科将韦尔什作品的主题概括为：“除了消遣性吸毒之外，他的小说主要围绕工人阶级与苏格兰身份展开。在这一框架内，他探讨市政住宅区的兴衰、机会的匮乏、低薪工作、失业、社会救济、足球、足球流氓、性、受到压抑的同性恋欲望、舞厅、阶级分化和移民……以及也许最重要的——苏格兰人的幽默、偏见与处世逻辑。”
若进一步追问这些题材之间的联系，便会发现，贯穿其创作的核心问题是：后工业资本主义如何瓦解工人阶级赖以维系身份的工作、家庭和共同体，又如何把人推向消费、毒品、性、暴力与自我毁灭。与此同时，韦尔什持续关注苏格兰身份、方言与文化权力，反复剖析男性气质、父权暴力和亲密关系。他笔下的人物总想逃离自身的阶级、城市和过去，却又不断被旧日的朋友、创伤与欲望召回。贯穿韦尔什作品的另一条线索是重建共同体的可能：当传统的阶级组织与家庭结构已经失效，人是否仍能通过友谊、爱情以及脆弱而不稳定的伙伴关系相互扶持，甚至彼此拯救。
不过，《难道没有什么能拯救我们吗？》似乎走出了“旧路”。威廉森评价这部新作“进入一片新鲜、未经探索而又可能十分肥沃的地带”。爱丁堡国际图书节官网介绍这部作品“以酷热难耐的拉斯维加斯为背景、讲述道德急剧失守的家族传奇。恶行吟游诗人韦尔什再次以毫不退缩的目光审视一个陷入危机的国家，追踪一个富有却四分五裂的家族三代人如何一步步滑向偏执、毒品催生的放纵，以及最终爆发的清算。”
小说围绕沃伯顿一家展开。莫莉曾是一名演员，丈夫乔治曾是她的律师。步入晚年的两人在拉斯维加斯过着富足的生活，却突然宣布将数百万家产留给外孙卢克。这一决定激怒了他们的女儿吉娜，也让原本已经疏远的一家人重新陷入怨恨、报复与权力争夺。卢克大学退学后，便住在外祖父母宅邸院内一座年久失修的客房里：白天秘密写作一部阴暗的惊悚小说，晚上则在拉斯维加斯大道担任夜店推广人，沉浸于电子舞曲和毒品营造的迷幻世界。随着一名邪教领袖和一位新邻居闯入他们的生活，家庭矛盾逐渐演变成一连串可能危及所有人生命的事件。
这部小说既是一部关于继承、家庭秘密和代际冲突的惊悚故事，也是一则关于当代美国的寓言。韦尔什把沃伯顿一家视为一个国家的缩影：它正在分崩离析，内部成员彼此攻击，却仍然渴望疗愈与改变。拉斯维加斯不只是故事背景——这座由财富、赌博、娱乐和幻觉共同构成的沙漠城市，成为美国繁荣神话逐渐衰败的象征。
谈到为何将新作置于美国，韦尔什首先提到自己在那里生活的十年。直到疫情封城时他才回来。他一直试图理解那十年的经历，也试图理解过去二三十年间整个西方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在他看来，驱动当今世界的金融、商业和技术体系虽然具有跨国性质，却大多源自美国，生长于美国资本主义，并始终受到美国的种种观念支撑。因此，他认为，如果要写一个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世界，美国是“最合适的地方”。
韦尔什解释，拉斯维加斯代表着旧式美国资本主义娱乐帝国的顶点：它凭借内华达州的博彩政策崛起，以赌场、拳击比赛、明星驻场演出和彻夜不熄的霓虹灯，制造出一个有关财富、享乐与机会的神话。过去甚至流传着一种说法：除了中国的长城，拉斯维加斯大道是另一处能从月球上看到的人造景观。这种说法并无事实依据，却折射出人们对拉斯维加斯昔日繁荣的想象。然而，过去十年里，拉斯维加斯大道的灯光似乎正在一点点变暗——为了省电。那条一度被夸张为“从月球上也能看见”的大道，已经失去了光芒。“如果要写美利坚帝国的终结或衰落，最应该看的地方就是拉斯维加斯。”他说。
韦尔什继续解释。拉斯维加斯当然仍然拥有豪赌客和巨额财富，但从根本上说，它更像“一个高档、高科技的美国版布莱克浦”。真正支撑这座城市的并非少数富豪，而是前来参加单身派对、观看演出和短暂挥霍的普通劳动者。然而，随着英美工人阶级可支配收入不断减少，这部分客流也在持续下降。大型拳击比赛转向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曾经由托尼•班尼特、汤姆•琼斯等人代表的驻场演出传统，后来则由马特•高斯、布兰妮•斯皮尔斯等艺人延续。赌场试图借助电子舞曲吸引年轻人，邀请超级DJ长期驻场。不过，年轻人来到拉斯维加斯，是为了夜店和音乐，而不是赌桌。即便参与赌博，他们也更习惯在手机上进行。围坐赌桌已经是上一代人的娱乐方式。轮盘、老虎机和赌场大厅曾经代表的那种魅力，对新一代消费者失去了吸引力。
与此同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拥有赌场、控制巨额财富的超级富豪，往往也正是造成经济失衡、削弱普通人消费能力的同一批人。他们不愿通过缴税或财富再分配改善社会，却不断投入资金，让拉斯维加斯的灯继续亮着。韦尔什表示：“这座城市正在死去，我看不到任何能够让它重现昔日辉煌的可能。”
韦尔什在故事中将一个富有却四分五裂的三代家庭安置于此，正是为了通过一个家庭的失序，观察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财富神话、代际断裂与道德衰败。
韦尔什在美国生活期间注意到一个重要变化：千禧一代（通常指1981—1996年出生）和Z世代（通常指1997—2012年出生）通常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早比父母一代更加贫穷的两代人。在他看来，这一变化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人对自身及国家未来的认识。过去，成为美国人意味着未来总会有更多东西等待着自己。即使是工人阶级，也几乎称得上“世界的贵族”：这一代会比父母拥有得更多，下一代又会比这一代更富足，这种上升似乎可以无限延续。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套机制开始出现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让人们彻底意识到：代代向上的生活不会再自动延续。美国一方面将自己描述为“机会之地”和“自由之国”，宣称愿意接纳受压迫的人；另一方面，它从一开始又建立在剥削、土地掠夺和奴隶贸易的基础上。这两种力量从未真正协调一致，只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未来财富的期待暂时遮蔽了矛盾。如今，“以后会更好”这一前提已经动摇，那些长期存在的分裂也随之浮出水面。
韦尔什还关注美国的枪支文化。在他看来，第二修正案的初衷之一应是防范暴政，而不是让精神失常的人囤积专门用于杀戮的武器、建立私人军火库，再受到政治煽动，转而彼此残杀。这正是小说中的家庭所处的社会环境。韦尔什将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置于这样的美国，观察不同世代如何感受时间、理解财富并面对未来。老一代是莫莉和乔治这样的嬉皮士；中间一代是在消费社会中成长起来的雅皮士；最年轻的一代则以卢克为代表。
在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韦尔什注意到由迈克•克里斯蒂执导、以艺术家杰克•查普曼为主人公的纪录片《加速，或者死亡！》（Accelerate or Die!），便开始关注加速主义者的思想。与这一思潮相关的不少思想家曾聚集于华威大学，其中包括马克•费舍、尼克•兰德和萨迪•普兰特。尽管这些人的政治立场差异很大，但他们都涉及同一个命题：不同世代生活在不同的技术结构之中，因而对时间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
韦尔什很快意识到，自己在不知不觉间写的正是这样一部小说：同一个家庭的三代人分别在不同阶段进入技术系统，对时间、财富和未来的理解也随之分化。与此同时，技术以指数级速度发展，金融体系同样发生变化，进一步拉大了不同世代之间的距离。这一思路最终成为他组织小说人物和代际关系的重要框架。
韦尔什希望这部作品能够呈现当代美国，但并不希望那些已经占据过多公共空间的政治人物和科技富豪成为叙事中心。“我想写美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但不想让这本书被那些已经拥有太大发言权的混蛋占据。我不想写一大堆特朗普、马斯克、他妈的贝索斯之类的可怕家伙，也不想再听那些马屁媒体把他们说成神……世界已经被这类东西污染得够厉害了，我想在书里尽量少写。”
谈到书写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品，韦尔什推荐了最近读到的两部小说。第一部是本•方登的《拉斯普京畅游波托马克河》（Rasputin Swims the Potomac）。小说主角“拉斯普京”以比特朗普更加疯狂的方式介入美国政治。韦尔什认为，这部作品的聪明之处在于它不是简单模仿特朗普，而是在荒诞程度上超越了他，把美国政治的疯狂推向极端。另一部是戴夫•艾格斯的《对立式平衡》（Contrapposto）。小说没有直接书写特朗普、拜登等人，而把注意力放在两位投身艺术的人及其延续数十年的关系上。这部作品最终讨论的是生命中两种具有救赎意义的力量——爱与艺术。韦尔什希望《难道没有什么能拯救我们吗？》也能接近这一方向：政治与社会危机始终存在，但小说的重心仍应落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冲突和人性戏剧上。
欧文•韦尔什（Irvine Welsh）在现场问答环节，一名观众借用书名发问：“有没有什么能够拯救我们？”韦尔什回答：“人最终能够依靠的不是那些统治世界的人，而是彼此。我觉得我们能够拯救彼此。生命最让我喜欢的一点，就是它会让所有人吃惊。总会有一些事情突然出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现在的一切看上去或许很灰暗，但那些统治世界、愁眉苦脸的家伙其实也在挣扎。他们说尽各种废话，假装自己牢牢坐在驾驶位上，控制着一个由他们多年共同制造出来的系统。但这个系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速度和生命。世界不会理会他们和他们的废话，仍然会继续前行。它会让我们措手不及，也同样会让他们措手不及。”
不过，这种乐观并不意味着韦尔什对技术世界抱有幻想。他认为，人们正在逐渐厌倦互联网许诺的虚假解放。“互联网原本被说成一种能够解放我们的伟大工具，现在却变成了更多的镣铐。作为公民和消费者，我们被接入一套卡夫卡式的官僚系统，它不断榨取；算法再把一个被削弱、被简化的‘自我’返还给我们，只换来一点廉价的多巴胺刺激。”不过，他仍然相信，世界不会永远按照少数权力掌控者设定的方向运转。“世界会无视他们，继续向前。”韦尔什最后说：“去他们的吧——我们自己拯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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