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18时，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迅速冲上微博热搜排行榜第一，20小时后依然第一。网民中留言最多的是：“人民的好总理”、“人民永远怀念您！”、“一路走好”、“永垂不朽！”，笔者朋友圈也刷屏转发讣告，可见民心向背。
讣告语句 耐人寻味
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副国级以上官员的讣告实质是中共中央的结论，一旦写入成文，就成为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官方立场，今后再改变就很难。政治局常委讣告的结构模板一样，套话雷同甚多，微妙差别却耐人寻味。
朱镕基讣告第二段中，最突出、最特别的经历是，“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1957年“反右”运动，29岁朱镕基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秘书，兼机械工业计划局综合处副处长，学历高、起点高、水平高。受组织引诱，向党交心，发言3分钟，提了些中肯的意见，1958年1月被划为“右派”，撤销副处长职务、行政降两级、开除党籍。大好年华和抱负荒废，直到1978年才恢复党籍，1979年升任处长。
他多次公开提及这段经历，多次表白对党的忠诚。例如，1988年4月25日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投票选市长前讲话，“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所以我讲什么话都没有顾忌，只要是认为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我也不计较。”又如，2001年6月5日，他回母校清华作形势报告说，“尽管我被错划成‘右派’，20年没有党籍，但是我从来没有失掉共产主义的信念。”即使如此，酝酿他从上海提拔到中央工作期间，还有元老顾虑他因此对中共有怨恨、翻老账，亲自面谈考察后才放心、放行。
朱镕基讣告第三段评价其“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实质也是自我要求，“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李鹏讣告没有类似表述。
政治局常委讣告倒数第二段通常政治套话堆积，而且是新旧套话汇集。朱镕基讣告却比李鹏讣告多了一句：“化悲痛为力量”。
迎难而上 改革猛将
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三大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其中计划经济被视为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数十年、数十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付出沉重代价后证明，计划经济反人性、反科学，是致命的自负，成为通往奴役之路。
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是颠覆。邓小平的治国总方针，中共十三大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朱镕基长期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非常熟悉计划经济，历经文革等接二连三的浩劫，和邓小平一样都是现实主义者，都有清醒的自我反省。一方面坚决维护中共执政地位，一方面坚定推行市场经济，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艰难转型，通过经济增长、民生改善获得中共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朱镕基仕途最关键的转折是1987年任上海市长，终于有展现才华的舞台，1989年代理市委书记。徐匡迪回忆，1991年初，他随市委书记朱镕基率领的上海市代表团访问欧洲，专业地解释“可转换债券”。在回国的飞机上，朱说：“回上海后你不要到教卫办了，我现在缺少懂经济特别是懂国际经济的人，你就到计委去工作。”徐说：“不行，我可是不喜欢计划经济的。”朱哈哈大笑，说：“好啊，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不喜欢计划经济的人到计委去工作了。”
朱镕基到上海工作，首先解决民生，提出“要为上海人民办三件实事”，即菜篮子、交通、住房。当时上海市民人均住房面积在2.5平方米以下的特困户不少，他一年开了12次专题会，发动市民参加房改方案讨论，走访棚户区体察民情，发表电视讲话，力推住房制度改革。1988年，上海批租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幅商业地块，成为中国首次公开向国际招标批地。朱镕基逝世当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Facebook发文说，自己曾在朱镕基领导下参与上海土地使用和住房制度改革，“是我毕生荣幸”。
他在上海期间，最大政绩是实现浦东开发。1990年初，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朱镕基汇报了开发浦东的战略构想；2月离开上海时，对送行的朱镕基说：“我是赞成你们浦东开发的”；回到北京后，向政治局常委做了工作。浦东开发随即切入快车道，3月上海向中央提交浦东开发的报告，4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浦东开发开放，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棋筋”占得，满盘皆活，上海发展焕然一新，坐稳长三角、长江经济带“龙头”。
他在上海期间，最具全国影响力的事件是“皇甫平”四论。按照他的指示，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以系列社论的形式，非正式地传达了邓小平在上海发表的思想观点。社论发表前，曾送邓小平审阅，外界知之极少。在当时沉闷的政治和舆论氛围中，迅速引起全国轰动，以致北京派人来沪了解“皇甫平”的背景和意图，还受到不少“左棍”的上纲上线批判。他调到北京后，告诉来访的吴敬琏，皇甫平文章基本内容，都是邓小平春节时对他本人讲的，“他们要批判到哪里去？！”
据说，朱镕基有个思想颇为解放的观点，“只要共产党领导就是社会主义”，颇得邓小平欣赏。相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这可视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1.0版”。后辈如有出息，往前再进一步，让现在执政的党继续执政（党名、指导思想并非关键），这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2.0版”。政改难乎其难，绝无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应脱离现实。
上世纪80年代末之后，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争论纷起，中国经济陷入低谷，改革开放面临夭折危机，士气萎靡不振。邓小平破格提拔朱镕基（中央候补委员直升三级任政治局常委），原因有二：既是慧眼识英才，也是时势造英雄。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需要朱镕基这样破釜沉舟的改革闯将、猛将，捍卫改革开放路线，制止左倾复辟倒车，打开经济发展新局面。
朱镕基任总理、江泽民任总书记的最大政绩都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1995年11月15日上午，中美第25轮谈判进入最后一天冲刺，仍然有七个问题无法达成共识，谈判陷入僵局，美方代表团威胁称，已订次日回国机票。朱镕基未出席正在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亲自与美国人谈判。美方抛出前三个问题，朱都说“我同意”。贸易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着急了，不断向朱镕基递纸条，上面写着“国务院没授权”。朱拍桌子说：“龙永图，你不要再递条子了。”美方抛出第四个问题时，朱镕基提出，“后面四个问题你们让步吧，如果你们让步我们就签字。”
五分钟之后，美方同意让步。当天下午，中美签署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市场准入协议，扫清中国“入世”的最大障碍。现在回顾，没有江泽民的信任授权，没有两人高瞻远瞩、默契合作，就没有中国加入WTO。这个战略时机稍纵即逝，如果此轮谈判失败，中国加入WTO至少拖延五年、复兴至少推迟十年。2000年是美国大选年，期间攻击中国、展示强硬向来是美国共和党、民主党的标配，政治氛围不允许美方有任何让步；小布什政府上台后是否谈判、如何要价未知，熟悉情况、内部博弈也有个漫长过程；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战略重心转向反恐战争，并持续多年。
如今美国政治精英后悔莫及，认为允许中国加入WTO，是扼制中国最大的失误。曾经设想的经济全球化会同化、促成中国和平演变没有出现，反而中国以大开放倒逼大改革，为高速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综合国力迅速增强。钱其琛副总理当年借用李白名诗《早发白帝城》形象地描述，“轻舟已过万重山。”
朱镕基任总理的第二大政绩是分税制改革，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大一统”国家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彼时中央财政匮乏，已严重威胁政权运行和稳定。1993年9月，他带领60多人的团队，从海南、广东开始自南向北推进，赴各省说服、动员和协调实施分税制。
国有企业只适合纯公共产品，否则会带来严重的低效、浪费甚至腐败，这基本上属于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常识。大规模国企改革必然导致数千万员工失业，严重影响民生和社会稳定。也只有朱镕基敢大刀阔斧“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实现政企分离、改制上市。
朱镕基推动建国50年最生猛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实现部委编制、人员减半。为此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因过度疲劳，久坐后站起来都困难。部长们基于部门利益、本位主义，都想保住自己的“乌纱帽”，都强调本部门的重要性，几乎没有人主动表示本部门该撤。唯有一人例外，即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他曾任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作为总书记接班人培养多年，因在重大事件中投弃权票被免职，当然不稀罕一个部长。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各地头脑发热，经济过热，股市、房市出现严重泡沫，通货膨胀面临失控风险。朱镕基顶着压力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平息股票热和房地产热，清理企业“三角债”，大力推行金融改革，剥离不良资产，银行改制上市。很多地方诸侯颇有意见，邓小平依然力挺，他希望开快车，但绝不希望翻车。1993年，朱镕基为整顿金融秩序，亲自兼任央行行长，立即命令全国银行行长40天内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否则“严惩不贷”。经过三年苦战，终于实现“软着陆”，中国也避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