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世界总体实现和平，以自由主义为核心，多边贸易体系为支撑的全新国际经贸秩序逐步成型。这套依托市场化开放、商品服务跨境自由流动、全球产业分工搭建的治理框架，有效消解了战前各国战争动员所形成的贸易壁垒以及经济集团对立的“碎片化”，为全球经济长期稳定提供了基础。在这一体系加持下，全球化向纵深推进，跨境合作持续深化，而跨国公司作为资源配置主体，是贯穿贸易、投资、技术、产业、人员的关键纽带，也是推动战后全球经济繁荣的主要动因。
二战后蓬勃发展的自由主义经济，缔造了数十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依托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机制，各国主动打开市场，放宽资本限制，依托自身比较优势融入全球产业链。跨国公司凭借资本、技术、品牌与管理优势，开展全球性投资布局与产能转移，串联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协作链条，实现全球资源高效配置。
从全球经济运行看，跨国公司的全域化投资，是战后全球化得以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不同于传统双边贸易的浅层合作，跨国企业通过海外建厂、跨境并购、技术输出、供应链布局，构建起深度绑定、相互依存的全球产业网络。全球化带来普遍受益，发达国家依托跨国公司输出优质产能与先进技术，实现资本增值，而发展中国家承接产业转移、吸纳就业、积累发展动能，快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比如，中国90年代初加速推进改革开放）。这种互利共生的发展模式，充分释放了自由主义经济的市场化优势，支撑全球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增长，国际经济互联互通进入高速发展期。
但需要认清的是，战后盛行的商业自由主义并非纯粹的完全市场化模式，自诞生起就裹挟鲜明的大国战略属性，容易受到地缘政治与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大众认知中自由竞争、公平开放、去政治化的全球市场，本质上依然是大国主导、规则倾斜、利益优先的治理格局。在单极格局稳定，全球合作主导的阶段，政治干预趋于隐性，市场化特征充分凸显，但随着全球力量对比重塑，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传统大国霸权优势相对受到弱化，单纯市场竞争已无法维系大国战略利益，政治干预与安全要素开始全面介入经贸领域。
其中的一个现象是国家安全诉求，战略博弈需求逐步超越纯粹经济利益，持续瓦解传统商业自由主义。以往大国博弈多聚焦关税调整、市场准入、贸易差额等浅层经贸领域，冲突可控，存在制度性的协商空间，经济利益冲突不会撼动全球化核心架构，比如美国与日本贸易冲突。但当前大国竞争与矛盾业已全面升级，从表层贸易对抗转向产业链、技术链、供应链的结构性博弈与要素设阻，不再完全遵循市场化竞争，而是以国家权力、政策甚至动用强力部门干预市场、约束企业、切割合作，全球化进入了紧张与动荡期，成本日益走向高涨。
其中，中美两大经济体的相互制裁与产业制衡，塑造了全球化难以逆转的结构性裂痕，成为战后经贸秩序解构的标志性事件。作为全球经济最大体量的两个国家，中美产业链、供应链、技术链经半个世纪的深度交融，双边经贸合作是维系全球一体化格局的核心支柱。相较于传统贸易摩擦，两国针对彼此科技企业、核心产业跨国公司的精准制裁、技术封锁、投资限制、强制惩罚，属于结构性、历史性博弈，直接动摇全球化运行的底层逻辑，尤其是贸易战，关税这一中美在新世纪初签署的政治经济契约同样开始动摇，互信走弱，螺旋式冲突频发，其外溢效应相当消极。而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冲突，代价都会落到具体跨国公司。
全球化客观上离不开跨国公司，中美针对跨国公司诸如制裁或“人质化”等精准博弈模式，推动全球治理与产业格局加速重构。跨国公司是全球产业链的关键节，承载着技术流转、产能联动、资源互通等重要功能，一旦遭遇针对性制裁，不仅企业自身发展会受限，更会引发全球产业链局部断裂、供应链重组、技术合作停滞。中美针对跨国公司的相互制裁引发的连锁反应，让全球各国看清大国博弈的安全逻辑。不容回避的是，全球单边制裁、次级制裁、政策管控、长臂管辖逐步成为竞争常态，多边经贸规则的权威性与约束力持续弱化。
全球化放缓态势持续凸显，制裁跨国企业引发的报复循环进一步加剧战后经贸秩序解构。在偏执的安全诉求下，各主要工业国家纷纷强化国家自主性、产业保护、外资安全审查、技术出口管制，降低对外产业依存，推动产业链本土化、区域化、阵营化（如美国推动扩张关键矿产联盟）布局。原本互利共赢、开放融通的全球化格局，逐步被零和博弈、阵营分割、封闭排他取代。经济领域的对立持续外溢至政治、外交、安全方向，这也导致全球地缘冲突频发、治理分歧加剧，各类逆全球化消极因素持续累积，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大幅上升。
传统全球化以效率优先、资源最优配置为核心，鼓励资本、技术、产业按照供需两端跨境流动，最大限度地释放要素发展活力。而新一轮博弈下，国家安全、战略自主、风险防控成为首要准则，经济效率被迫让位于安全诉求和利益垄断。各国不再单纯追求产业链低成本配置，而是优先考量供应链韧性与产业安全可控，在这一背景下，跨国公司运行态势普遍承压，受政治与地缘风险冲击加大。
此外，全球产业链出现了“去全球化、区域抱团”的特征。以往覆盖全球、互联互通的完整产业网络逐步被拆解，取而代之的是近岸外包、友岸供应链、区域产业闭环等合作模式。压力下，跨国公司的全球商业被迫调整，收缩海外布局，重构区域化供应链、规避地缘政治风险成为主流的理性选择。企业市场化扩张逻辑被国家风险弱化抵消逻辑替代，进一步压缩了传统商业自由主义空间，加速战后秩序解构。
其实，自由主义经济与跨国公司的深度耦合，成就了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覆盖范围最广的全球经济繁荣。但这套依托大国主导、市场赋能的发展体系，天然存在稳定性不足、政治干预性强等结构性缺陷。全球经济带来的要素流通可能扩大对手优势，但政治力量依然可以低成本地介入到跨国公司参与的全球化进程中。当全球力量平衡被打破，大国战略利益冲突加剧，市场自由就会让位于国家意志，商业逻辑屈服政治安全逻辑。以对跨国公司制裁为起点的秩序解构不仅带来国家间的怨恨与焦虑，同样可能引发制裁、冲突甚至是战争，而以要素自由流通为核心的经济自由主义显然面临极大的挑战。
当前，传统的经贸秩序解构进程正在加速，全球正式进入格局重塑、规则重构、体系再造的阶段。曾经依托跨国资本自由流动，全球产业协作的发展模式恐难以为继，安全优先、自主可控、区域协同成为大国产业政策的交集。大国针对跨国企业的精准制裁，重塑了国际竞争规则，也将改变全球化进程。主要大国纷纷跳出原有多边框架，通过双边、区域自贸协定等重构贸易与投资规则，集团化、阵营化、泾渭日趋分明的新型经贸体系正加速成型，全球化回归区域化和“碎片化”的趋势已然明朗。
对跨国公司的制裁，其消极外溢实难预料，但本质上，跨国公司是国际关系的一面镜子，其动态依然是国家间力量对比最为真实的反映，这是国家间政治的铁律，一点都没变。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中开国际事务（NEIA）西半球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跨国直接投资与国家竞争。责编：闫曼 man.yan@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