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不是未来，而是现在进行时。
AI对于经济会有如何的冲击，如何改写人类历史，依旧没有定论，有人还在土气地解析K形分化，有人则时髦地学舌说硅基生物会最终接管碳基生物，有人直接宣称人类将会成为神，也有人认为人类会在富足之后崩溃，首富马斯克等人则认为在人人可以拥有一切的未来，货币作为一个概念终将消失。
在上帝的骰子落下之前，也许不同的思辨，最终能帮忙厘定尚在迷雾中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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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圈，时不时的，总有人搬出一个古早的实验。
1972年，美国学者约翰•卡尔霍恩打造了“25号宇宙”——为小鼠提供充足食物、完善住所，消除一切生存稀缺。刚开始放入4对老鼠，鼠群迅速繁衍，峰值达2200只。然而随着拥挤加剧，社会秩序开始崩塌。
随后，大约在第600天左右，新生幼鼠的存活率降至零。种群进入负增长。小鼠分化为孤僻避世的“美丽个体”、暴戾雄鼠、丧失母性的雌鼠，老鼠群体看起来麻木冷漠，甚至对同类的死亡与幼崽视而不见。一种说法是，实验持续到第1780天左右，最后一只老鼠死亡。
这个实验为什么又突然翻红？还是因为科技圈的关注。近期奇点大学创始人等人撰写的商业书籍《吾辈如神》（ We Are as Gods）中，作者再次引用这个案例，并且引申一个看似很深刻的结论：完全富足，或许会磨灭生物适应力，缺少生存目标甚至导致种群的全面衰败。
这是一个好故事，数据很丝滑，结论很深刻。但恰恰是这样的好故事，会让觉得不可能是真的。
问三个问题。这个实验的对照组设计是否严谨？卡尔霍恩确实做过不同密度、资源供给的变体实验，但该实验本身缺乏严格的行为学对照组，后续研究者重复卡尔霍恩实验时，得到的结果也不一致。实验设计本身存在争议：高密度本身造成的压力，与“富足”是两回事，混为一谈，结论就已经偏了。
其次，实验结论引导出的推论正确吗？从小鼠的过密行为，跳跃到人类文明的AI未来，这中间横跨了物种差异、社会复杂性、文化变量……每一步都是一个大跳跃，每一跳都可能落空，可以说是典型的叙事谬误——把一个好故事当成了因果机制。
更重要的是，实验的时代背景和今天登对吗？1970年代冷战高峰，核恐惧、反文化运动、对技术乐观主义的反弹，那是一个特别容易迷恋末日预言的年代。不无类似的，今天的问题是AI，语境看似截然不同，但是底层情绪类似，这个实验击中大众的，不是理性的分析，而是其中的末日论论调。
好故事是危险的，因为它太顺滑，让人忘了追问它的前提。
在这本受到热爱读商业书的科技圈追捧的书中，老调重谈，用这个案例试图说明什么？所谓，“吾辈如神”，吾辈是谁，显然，从作者背景来看，吾辈可以说全体人类，但是更类似大科技巨头，成神是少数人，就像富足的也是少数人，货币对于少数人真的只是一个数字。多数人或许解决了温饱，但是依旧需要为自身的存在、阶层以及养老金努力奋斗，一如我曾经描述的软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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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世的经济学家高善文是个诚实的实在人。他有句话说得尖锐，“掌握生产力的人，适合出海；掌握生产关系的人，适合留在国内”。很多人则带着自知之明回答——我是生产资料。
这看似调侃，其实是一个权力结构的问题。马斯克说，货币不过是“一个劳动分配的数据库”，是社会用来记录谁有权支配多少劳动的信息系统；而一旦AI提供近乎无限的智能、机器人提供近乎无限的劳动，货币就会像氧气一样极度充裕，以至于人们根本不再想起它。据媒体报道，他在2024年All-In峰会等公开场合多次表达过类似观点，甚至给出大致时间表：十到二十年内，工作变为可选项，无人为生存而劳作。
听起来很美好。但经济学者朱嘉明看到的是另一面，他洞悉出马克思和马斯克具有惊人的共同点，两人也各自在自己的时代看到一般的真相：马克思看得见阶级，看不见代码；马斯克看得见代码，看不见阶级。他说，技术回答了马克思时代无法回答的“能不能”，却把马克思时代早已提出的“归谁、由谁、为谁”原封不动地推回到我们面前。
AI带来的“富足”，不是凭空降临的甘霖，它有主人，有控制权，有分配逻辑，在AI时代，我们依旧面临权力问题或者说权利问题。人和人，天然拥有的资源、禀赋、地位不同，这其实就是权力的差异。
更不同说，即使是推崇货币非国家化的哈耶克，也强调知识是分散性，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能够集中掌握全部信息来做出最优决策。
经济学家不懂政治，科技先锋不懂经济，都会带来很奇怪的判断和结论。一个只懂技术可行性的人，很容易把“能做”等同于“应该做”，把“效率提升”等同于“人类福祉”。
2024年All-In峰会公开访谈上，马斯克自己也陷入一种存在主义思考，“如果计算机和机器人事事强于你，你的生命还有何意义？”确实，类似马斯克这样的精英，会分外敬畏意义；但是世界多数人的生存依靠不是意义，而是面包，或者说货币。人之所以人为人，确实在于人会创造，但是并不是所有人类都能成为或者渴望成为创造者，类似小白鼠的社群，最后活下来几乎诠释离群索居的“美丽个体”，它们完全脱离一切社会活动：不争领地、不打斗、不追求交配、不参与群体互动，彻底回避冲突，日常只有三件事：进食、睡觉、疯狂梳理毛。
当然，人不是小鼠，这一点至关重要。无聊不是终点，无聊是人类开始寻找意义的起点。小鼠没有这个选项，但人有。
历史上，每一次生产力的跃迁，都制造出新的“无用人口”的恐慌，而结果往往是——人类找到了新的事情去做，新的身份去扮演，新的意义去追求。农民不再需要手工纺纱，于是有了工厂、城市、现代文学、世界杯。这不是线性进步，其中充满了撕裂与痛苦，但人类确实在重新组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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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或者说人性中的一部分，永远在追求更多更好更快。富足不太可能会让人崩溃，因为富足和匮乏永远是相对的。随着科技进步，大量商品和服务确实可以做到”绝对充裕”，比如粮食以及衣食住行，但有的商品永远不可能对所有人同时充裕，这就是经济学所谓的位置性商品，比如顶级学区的学位、限量艺术品、未来算法给予的”优先响应权”，这些本质上是排名游戏。可以说，只要社会比较仍是人类动力机制的一部分，匮乏就会从物质层面转移到符号和地位层面。
更进一步，所有人一样富足和匮乏的世界不仅不存在，而且压根不可能是天堂，甚至可能是地狱。更值得思考的是，不是富足本身，而是富足由谁来定义、由谁来分配。
太阳底下无新事，每一代人都以为自己遭遇的是史无前例的变局，每一代人都发现历史的逻辑在新的包装里重演。这不是悲观，这是一种理智的谦逊。
未来科技公司林立的时代，也许没有那么难以相像，或许更有点像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教皇和国王看似统御天下，但实际上各种机构和法人组织并行：行会、修道院、自由市、商业共和国。权力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它在缝隙里流动，在多元竞争中维持某种平衡。当然，中世纪有不自由的一面，但其权力分散的结构特征客观上形成了多元制衡的格局，这一点值得在今天的权力分析中参照。
我们推崇古人，不是古人比现代人聪明，而是因为经过时间筛选存活下来的东西，往往内嵌着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稳健性。中世纪的权力多元，笨拙而低效，却意外地保留了相当的个体自由空间。反倒是那些追求统一、高效、彻底优化的体制，最容易走向脆弱。
人不是神，也不是老鼠，真实的人性，恰恰在“神”与“鼠”之间，希望这一次，AI带来的是自由，而不又一次收紧人性的现代性紧身衣。人类真正需要的，不是关于AI的末日预言，也不是关于技术神话的集体狂欢，而是——搞清楚谁在掌舵，朝向哪里，以及船票是谁来分发的。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徐瑾亦为公众号「重要的是经济」主理人，读者微信jjr19001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