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丘成桐表示，要清退清华“丘班”2026级预科班多名学生。因为这些学生是针对性地培训的产物，并不是他所想要的，有数学天分的年轻人。面对投机，丘成桐的办法就是，花更长时间“以研代考”。
实际上，大学对青年教师实行的“非升即走”制度，本质上就是不以一次考试、面试决定，而花更长时间，用研究成果作为考察标准。这也是“以研代考”。
更广泛地说，“以研代考”“干中学”的模式，正在冲击已经有150年历史的现代教育制度。
人工智能巨头Palantir，在2025年开启了高中生招聘计划，招的还不是实习生，而是直接进入核心部门、做主力产品研发的全职人才。这场招聘有500人报名，只录取22人，比很多顶尖名校的录取率还低。入职后，参与4个月的专项培训，先上人文思辨课，再进工程师团队做实战项目，通过考核才能转正。转正后年薪高达17万美元。而且，这还是一个起步价格。这些能进入Palantir的年轻人，可谓未来前途无可限量，毕竟他们还不到20岁。
不只是Palantir一家这样做。Google、Meta、OpenAI三家巨头，在2024到2025年间，累计录用了300多名还没完成大学学业的年轻人，其中有不少是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录用的。
既然是入职，走的就不是“教育关系”，而是“雇佣关系”。这就意味着不合格，是会被辞退的。
中国大厂也在这么干。字节跳动有专门面向中学生的“Top Seed”实习项目。腾讯的“少年开发者计划”不限学历，只看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华为的“天才少年”计划也放宽了学历限制。造车巨头吉利，最近也推出“跨时代跃迁计划”。
美国社会更宽松，巨头可以明目张胆地去高中选人，中国企业低调一些，并不是入职，而是某种程度上建立一种联系。比如一个高三学生，入选了计划，并在计划中崭露头角，那么，哪怕他高考失利，大学毕业后，也可以进大厂。
大厂直接到高中招人，有几个好处。
首先，巨头们可以直接招到聪明人。
实际上，企业的高智力岗位招人，从来需要的都是聪明人。当下就业市场存在企业看重第一学历，“双非硕士、双非博士”受歧视的现象。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对企业来说，第一学历，代表了高考成绩，高考成绩某种程度上，比学历更能看出一个人是不是聪明人。
相比于硕士、博士的入学竞争，高考竞争的强度最大，天资聪明所占的权重最大。到了硕士、博士入学，影响因素就变多了。什么时候开始准备考研，从大一就开始，还是大三才开始；备考的努力程度；专业选择；与导师的关系；面试成绩等等，都会影响入学竞争。这些因素都不如聪明对企业有用。当对智力高要求的大厂、高待遇岗位这么要求了，其他用人单位也会模仿。
所以，一直以来，企业看学历招人，本质上也是选聪明人。大学制度，相当于是在帮企业筛选，并教聪明人知识、技能。然后，企业去招大学毕业生，成本最小。
不过，现在事情发生了变化。
在当下人工智能时代，对于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特别是IT行业而言，大学四年的课程，很多和企业的实际需求脱节。对企业来说，大学学习的价值不大。至于其他人文科目，对企业来说，也没需要。那么，就跳过这些课程，避免这些课程耽误时间，直接选出自己需要的人才。比如，一个化学不好的人没有进985，但对搞人工智能的大厂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企业相当于还是在看第一学历，只不过，这个第一学历，排除了和企业需求不相关的专业的干扰。更直接，也更功利。
高中毕业生中的聪明人足够多，IT又是热门，那么，这些人当中，肯定有已经自学了技术的人。巨头要做的只是建立渠道，招他们进来。比如Palantir招聘的高中生，不仅要求具备编程、统计工具使用经验，还要求有高度的主观能动性和应对模糊问题的能力。这就是兼具聪明和技术能力的人。
正如我前面说的，在“干中选”，用两三年时间，一边学习，一边工作，进行全方位的考察。这样的过程，比考试更靠谱。工作中的问题，无法靠刷题解决。在工作中，靠刷题的人，肯定比不过一个更有天赋的人。
另一边，对于学生而言，大多数人学习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如果能进知名的企业，那么，就没有必要再绕一个圈子，坚持上大学。虽然没有大学文凭，但在知名企业工作的经历、经验，本身就是一种证明。
埃隆•马斯克在近期访谈中被问及，年轻人是否还需要上大学。他表示：“现在人们上大学主要是为了社交体验……我那些正在读大学的孩子也承认，他们通过自学能获得同等知识，甚至在工作实践中能学到更多。他们上大学主要是为了社交体验，与同龄人相处——这更像是一种成人礼式的社交经历。”
这种趋势意味着，在技术快速发展的行业中，现代教育制度中的学历，将变得不再重要。当然，成功者仍然是那些原本可以上名校的人。当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后，相对弱势一些的企业，也会到高中挑人——就像对“双非”学生的歧视逐渐扩散一样。这就会冲击现代教育的学历体系。
严格意义上的学校教育系统基本形成于19世纪下半叶，这一时期工业革命推动各国建立制度化、普及化的国民教育体系，如英国1870年《初等教育法》、法国1882年《费里法案》等，标志着现代学校系统的成熟。本质上教育系统无非是为生产提供人才。当教育系统无法满足企业所需的时候，教育系统就会发生变化。当技术进步快速到“干中学”才是最高效的，那么，大学教育就必然会缩短，并变得更加灵活。
实际上，缩短学制，更加灵活的学制，对于职业教育也是有用的。
中国舆论常羡慕德国职业教育好。德国拥有全球第一的、稳定的职业教育体系，为德国制造提供高素质的熟练技工，高收入的技工，也成为德国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技工收入高，一是因为德国是发达国家，工资本身就高。二是因为技工岗位往往是要资质的。如果在中国装空调要证，且每年获得资质的人数严格控制，那么，安装空调的价格也会很高，教空调安装的职高，一定是最热门的专业。但不依托资质垄断，从现代生产、技术的发展来看，职业教育很难办好。
职业教育年限更短，技能与知识广度与深度都更少，技能学习处于“皮毛”水平。职业高中毕业后，从事的多是体力的、标准化的劳动。在当下人工智能、自动化的影响下，生产对技术工人的技能要求变得更低。所以，对企业来说，专业、技能并不重要。
另一方面，职高的教学，跟不上快速的技术发展，注定与现实脱节。一个教修车的学校，再怎么紧跟需求，都比不上修车店的学徒。学校不可能买几台小米su7、问界m8让学生拆装。但在修车店当学徒，一天见到好几台。
当用人单位对教学质量不关心，对毕业生的成绩并不在意，学生就没有了基本的约束和动力。学生没有目标约束，这个学校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办好的。
三年职业教育，其实是跟随三年高中教育而来的。为了填满三年，学习大量企业并不需要，也不关心的知识，是毫无意义的。所以，适应社会的职业教育，并不需要三年，简单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之后，就可以进入企业。然后，用灵活的学制，来满足那些需要进一步提升的人。
现代教育体系，已经维持了大约150年，这150年间，人类的知识、生产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过去的体系，未必适应当下需求。谁能率先改革这套体系，把浪费在这套体系中的聪明才智，高效率地投入基础科学、应用技术的创新，谁就能在大国竞争中获得更大的推动力。
但是，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的是，新的体系可能带来的是人的更大程度的“工具化”。人完全变成了企业的工具。大学四年的那些人文课程，那些相对轻松的时光，都会被职场取代。这或许带来一个矛盾的结论：一方面，当人被更加工具化，可以获得创新红利。这在劳动密集型时代和创新时代，似乎都是一样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当人被工具化后，创新能力反而会消失。
但无论如何，面对技术爆发式发展，也只能是改革学制。通过一个灵活的学制，来兼顾企业创新所需和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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