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6年3月，第34任智利总统加夫列尔•博里奇和其领导的左翼联盟正式卸任。他自2021年当选，成为了智利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但是到卸任时，这届政府面临巨大的支持困境：2022年制宪公投、2023年新制宪会议选举、2024年地区和市政选举连遭挫败；右翼政党在参众两院稳居半数，左翼执政联盟劣势明显。
而他的上台，绕不开2019年席卷智利全国超过百万人参加的全社会抗议骚乱，也称为社会大爆发 (“El Estallido Social”)。
抗议始于圣地亚哥地铁的一次涨价，抗议者从单纯的反对地铁涨价，最后演变成对生活成本上升、福利制度不满等系统性的、全面的抗议示威。2019年的智利社会抗议和骚乱不仅是一场经济不满的集中爆发，更是一场典型的政治合法性危机（political legitimacy crisis）。
智利长期以来被视为拉美“成功案例”的发展模式，在宏观层面维持稳定的同时，却在社会层面逐渐失去认同基础。“不是30比索，而是30年”的口号，反映出制度在形式上有效，但在社会感知上逐渐丧失正当性。
这一年的抗议骚乱一度让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进入宵禁和紧急状态，军队接管城市，原本计划在智利举办的APEC非正式领导人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也被迫取消。这成为了智利后皮诺切特时代最严重、公共设施破坏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抗议骚乱。
在比较政治的视角下，这类合法性危机往往成为政治重组的起点。因此，2021年博里奇的当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典型的反建制政治动员（anti-establishment mobilization），其核心是通过回应社会不平等来重建制度合法性。
而他在2021年当选总统，似乎也是智利社会给出的答案。年轻、反建制、强调不平等问题，他的胜利不仅是政治代际更替，也被视为对旧发展模式的修正尝试。
然而，仅仅四年之后，智利选民又一次转向。
2025年12月14日举行的第二轮总统选举，对阵双方是左翼候选人珍妮特•哈拉和极右翼候选人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在第二轮选举中，强调秩序与经济稳定的智利共和党候选人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击败强调社会福利和平等的智利共产党候选人珍妮特•哈拉，当选新一届智利总统。
与其将这一变化简单理解为“政治右转”，不如将其视为在制度约束与社会需求之间的一次政策再平衡过程。
博里奇政府：民粹动员与制度约束
前任博里奇政府的政治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一种温和的左翼民粹动员（populist mobilization）：即通过强调“人民”与既有制度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来整合支持者。
这届政府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在劳动政策领域，实现了提高最低工资、推动40小时工作制。这些政策提升了政府的输出合法性（output legitimacy），即通过政策结果获取公众支持。然而，在更加深层的结构性改革方面，博里奇政府却陷入了困境，智利的税制改革在2023年被否决、养老金改革长期停滞。这些都反映出再分配议程在制度环境中的推进困难。
智利政治体系的关键特征在于国会高度碎片化，博里奇政府执政时所组建的左翼政治联盟本身不是铁板一块，激进左翼和中左翼之间的矛盾和分裂使得执政联盟在国会中缺少稳定多数的支持。因此政府改革并非“无法推进”，而是“必须不断妥协”。而博里奇政府也正是在这些不断的妥协中，失去了更多的支持，从而陷入了一种死循环。在多否决点的制度结构下，政策失败往往不是因为缺乏支持，而是因为缺乏一致支持。
而民粹主义的核心悖论在于：其政治成功依赖于对复杂问题的简化，而其治理失败则源于这些问题本身无法被简化。这也解释了为何博里奇政府在选举中成功整合不满情绪，但在执政阶段面临政策分化与支持流失。民粹主义永远是一把双刃剑。
宪法改革：从解决方案到冲突载体
宪法改革原本是解决合法性危机的制度性工具，但最终成为政治分歧的集中体现。
作为时任政府为了安抚抗议骚乱的承诺之一，智利在2019年11月达成了跨党派协议——进行宪法改革。智利推动宪法改革的根本原因，在于原有制度在保障经济稳定的同时，未能有效回应社会公平与公共服务问题。
当时智利所使用的宪法是1980年宪法，这是智利皮诺切特军政府时期所制定的，确立了“辅助性国家”原则，使教育、医疗和养老金等关键领域高度依赖市场机制，导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不平等问题持续积累。随着2019年社会抗议的爆发，这种制度性矛盾被集中释放，宪法本身逐渐从技术性法律文件转变为不公平结构的象征。在这一背景下，推动宪法改革被视为重建社会契约和恢复政治合法性的关键路径。
因此，2021年博里奇政府上台后，开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宪法改革。宪法改革一共进行了两轮，但是都以失败告终。
第一轮宪法改革：进步宪法主义的极限
2022年的宪法草案体现出典型的“进步宪法主义（progressive constitutionalism）”特征，宪法草案非常激进，并且由于智利刚刚完成大选，左翼的胜利也让制宪机构冲昏了头脑。
这一雄心勃勃的版本充分体现了进步宪法的“过载问题”（overloading）：
￮在社会权利领域（教育、医疗、住房）全面扩展，明确写入免费或可负担教育、公共医疗保障、住房权、水资源使用权，将这些领域从市场提供转化为国家保障；
￮在国家作用方面，提出国家在国民经济当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把国家定位从“辅助性国家（subsidiary state）”转向“社会和民主法治国家”（Estado social y democrático de derecho），国家要更积极提供公共服务（教育、医疗、住房等）
￮在民族国家上，重新定义智利为“多民族”国家并且扩大原住民与少数群体的权利，甚至提出原住民享有自治权和特别的司法体系，这成为了这个草案中最饱受争议的条款之一。
除此之外，还在政治制度、环境保护与代际公平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从理念上看，它站在全球进步宪法的前沿。但在现实中，它让太多人感到不确定性。
结果是，62%的选民投了反对票。这让我们看到，原来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规范的先进性并不等同于政治上的可接受性。
第二轮宪法：反向调整的失败
于是，在第一次草案失败后，智利重新启动制宪程序。2023年成立新的制宪机构，其中右翼政党主导了第二轮的宪法草案设计。因此，2023年宪法草案转向更保守的制度设计。
在第二轮的草案中，更强调市场经济，提出保留私有产权、降低国家干预；强化安全与秩序，要求加强执法权；在原住民问题上，强调国家统一，收缩原住民权利，不再强调“多民族国家”等。
这一轮的修改又被公众认为改革过于保守，没有回应2019抗议诉求，社会福利不足，不平等问题未解决等。因此，在投票时，又有超过半数的选民投下了反对票。
智利宪法改革的两次失败，本质上反映出智利社会在国家发展模式上的深刻分歧。2022年的宪法草案因其广泛的制度重构和社会权利扩展，被部分选民视为过于激进；而2023年的修正版本则因更强调市场与秩序，被另一部分选民认为未能回应不平等问题。这种“前进过快”与“回撤过多”之间的双重否决，表明智利社会尚未形成新的制度共识。在这一背景下，宪法改革从原本的政治解决方案，转变为暴露分歧的过程，并最终削弱了改革议程的整体政治基础。
在当代民主政治中，政策的合法性不仅取决于其结果是否有效（output legitimacy），也取决于其是否通过被公众认可的程序产生（input legitimacy）。
智利宪法改革的经验表明，进步宪法或者说任何制度在民主社会中的合法性，不取决于其理念先进性，而取决于其是否能够构建跨阶层的、普遍并且广泛的政治共识。
政治摆钟的本质：三角张力
政治摆钟效应指的是在民主制度中，选民的政策偏好会随着经济表现、社会问题或政府表现的变化，在不同政治阵营（通常是左翼与右翼）之间周期性转移。这种现象通常表现为：一段时期 左翼政府执政；随后选民转向右翼政府；再过一段时间又可能回到中左或左翼。因此，在政治学领域，通常会用“摆钟”来形容这种周期性政治变化。
而我们回看智利近20年的政治变化，就是政治摆钟效应的典型例子。智利政府一直在左翼与右翼之间不断摆动。智利近年的政治变化呈现出明显的“政治摆钟效应”。
在2019年社会抗议之后，选民在2021年总统选举中支持了以社会改革为主要议程的博里奇政府。然而，在经济增长放缓和公共安全问题上升的背景下，选民在2025年再次转向强调秩序与经济稳定的右翼政治力量。这种周期性政治摆动反映出智利社会在社会公平与经济稳定之间不断寻找新的政策平衡。
（图源：作者）
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智利，在拉美地区也非常明显。例如：巴西、阿根廷等国家，政府的政治方向也有明显的周期性波动。
政治摆钟效应通常由几个因素驱动：
1.政策失望：当政府无法解决关键问题（经济、就业、安全等），选民会寻求政策替代方案。例如：经济增长低；生活成本上升；犯罪率上升等。
2.政治极化：当社会在重要议题上产生分歧时，选民可能支持更鲜明的政治立场。
3.选民对改革的“疲劳”：当某种改革推进过快或产生争议，公众可能希望回到更稳定或更保守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