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6、7月份，都是人们重新认识美国的好时机。6月底，美国最高法院最具争议的一批判决如期而至，为美国宪法的权威解读提供年度“升级”。紧接着的7月4日独立日，又是美国人重温《独立宣言》的契机。
今年的特殊，一是赶上美国“国庆”250周年，二是美国高院刚刚度过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第一个完整的年度。（2025年6月判决的大案，大多在特朗普胜选第二任前就已经上诉至美国高院。）庆祝也好，争议也罢，美国在特朗普2.0下的身份危机，日渐显著。
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身份，来源于《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美国的“国庆”，庆祝的不是革命的第一枪，也不是独立战争的胜利，而是一张纸上的1300多个单词和56个签名。《独立宣言》的那张纸值得庆祝，是因为它语言而非暴力为人类开辟了一种新颖的政治想象。这种想象附体于美国，已经绕着太阳转了250圈。
《独立宣言》的政治想象，与后来将这种想象具象化、制度化的《美国宪法》，作为美国的立国之本，其核心无非“赋权”与“限权”。《独立宣言》中的“赋权”即“天赋人权”——生命、平等、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不是帝王的施舍，而是不证自明、与生俱来的。《独立宣言》中对英王不受约束的权力的谴责，具体到《美国宪法》，则是“限权”的设计——即三权分立，提防人性对权力的贪婪，将国家的政权分为立法、行政、司法，让权力限制权力。《美国宪法》中的前十条修正案——“权利法案”，也呼应《独立宣言》中对基本人权的保证，让权力保障权利。（不过，1791年通过的“权利法案”只约束联邦政府，直到1868年第十四修正案生效后，“权利法案”中的大部分条款才对美国各州生效，而美国最高法院运用宪法条款保护公民权利，则要等到二战后民权运动的爆发才逐渐展开。）
美国250年以来的“赋权”和“限权”，虽距理想状态相差甚远，但相较世界上绝大部分政体而言，长期以来处在让世人仰慕、向往的位置。然而，到了“特朗普2.0”下，美国好像也开始有了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相似的权利缩水、权力膨胀的影子。
自从特朗普第一任末期美国高院形成6比3的保守派绝对多数后，高院的多个判例已经开始为总统的行政权力“松绑”。今年使总统行政权力进一步扩张的判决，当属特朗普诉斯劳特（Trump v. Slaughter）案。丽贝卡•凯利•斯劳特（Rebecca Kelly Slaughter）是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简称FTC）的委员，民主党人，2018年由特朗普任命，2025年在特朗普第二任初期被罢免。
美国总统的任命权，在宪法中相对明确，即总统享有任命联邦官员的权力。任命的过程，一般只需总统提名和参议院多数投票通过——美国高院大法官位置空缺的填补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不过，美国总统罢免联邦官员的权力在美国宪法条文中并没有清晰的轮廓，只能依靠国会的法案和高院的判决来界定。
1935年的汉弗莱执行人案（Humphrey's Executor v. United States）是总统罢免权最重要的先例。1933年，小罗斯福总统为了推行“新政”，罢免了保守的FTC委员汉弗莱，但美国高院的九名大法官一致裁定，罗斯福总统无权将汉弗莱免职。这个裁定，与美国国会创建FTC的法案中对总统罢免权的限制一致，即总统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可任意罢免联邦官员。特朗普在没有正当理由的前提下开除斯劳特，就是要挑战汉弗莱执行人案的先例。
美国总统罢免权案件的争议，来自于20世纪上半叶美国“行政国家”的兴起，尤其在罗斯福“新政”后，联邦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今早已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官僚体系。这种官僚体系，对于任何发达的现代国家，无疑是必要的，毕竟仅靠国会、白宫和联邦法院，早已无法保证政府的正常运作。而联邦机构由国会立法建立，接管了许多立法、行政、司法的功能。例如，FTC可以对公司的欺诈行为进行调查，执行行政权力；也可以为了保护消费者制定相关法规，行使立法权；还可以对一些执行案件进行裁决与和解，承担了类似司法的功能。要求总统拿出正当理由才能罢免官员，一是因为联邦机构大多为技术官僚，在美国党争中保持中立，不应无故受党派政治干预，二是因为联邦机构不仅有着行政权力，也承担着许多准立法和准司法的权力。无正当理由罢免联邦机构的官员，也是行政对立法和司法的干预。
FTC正是政治中立的跨党派独立机构之一，主要负责保护消费者和防止市场中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而五名FTC委员（包括其中一名主席），在联邦法律规定下，最多只有三名能够来自同一政党，即两党人士的比例需要保持为3比2。在前FTC主席、民主党政治新星莉娜•可汗（Lina Khan）辞职，以及特朗普开除斯劳特和阿尔瓦罗•贝多亚（Alvaro Bedoya）两名民主党FTC委员后，FTC的领导层现在只剩下两名共和党的委员，没有任何民主党人士。可汗在拜登时期推动的反垄断和消费者保护政策，也随着特朗普第二次胜选而前功尽弃。
尽管特朗普已经用强硬的政治手腕削弱了FTC的功能，美国高院的保守派绝对多数在斯劳特案的判决中让特朗普如愿以偿。斯劳特案的判决，以及其背后“单一行政权理论”（unitary executive theory）的支持，无疑让总统的权力变得更加绝对。罗伯茨首席大法官的多数意见明确，国会无权限制总统罢免联邦官员的权力。这个扩大总统权力的时机，遇上“特朗普2.0”，不知是赶巧，还是保守派大法官们有意为之。无论如何，这对美国“限权”的立国理念，都是极大的冲击。
早在1973年尼克松深陷入水门事件时，著名历史学家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就提出了“帝王总统”（the imperial presidency）的说法。照这样说，近50多年来，随着行政权力的进一步扩大，美国总统早已超过了“帝王”。6月份刚刚出版的《纽约时报》记者玛吉•哈伯曼（Maggie Haberman）和乔纳森•斯旺（Jonathan Swan）的新著《政变：特朗普帝王总统任期的幕后实录》（Regime Change: Inside the Imperial Presidency of Donald Trump），更是描绘了“特朗普2.0”时期总统权力至高无上的地位与几乎不受约束的状态，甚至让人觉得用“帝王总统任期”形容“特朗普2.0”反而有些不恰当。如果尼克松都称得上“帝王”，那么特朗普恐怕真的算得上他之前有一次用AI生成图片中的耶稣。副总统万斯6月底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的讲话中甚至提到，如果水门事件发生在今天，最多也就在新闻上播12个小时。言下之意，如今的政治丑闻已没有政治后果，特朗普的总统权力，早已不受社会问责的约束。而三权分立，也在特朗普2.0时期越发失衡。美国国会除了在立法促进公开爱泼斯坦档案和拒绝拨款给冲击国会的暴徒设立赔偿基金以外，对特朗普基本上没有任何有效的制约；美国高院在保守派绝对多数的格局下，也屡屡判出6比3的裁决，逐步扩大特朗普及其盟友的权力。可见，美国原先“限权”的平衡已经被“特朗普2.0”打破，现在的问题是，新的“平衡”会向特朗普倾斜到什么程度。
与此同时，斯劳特案的判决，却又因同一天裁决的特朗普诉库克（Trump v. Cook）而变得更为复杂甚至矛盾。莉萨•库克（Lisa Cook）是美联储理事会理事，2025年8月遭特朗普罢免后，她向法院申请禁令，以求在诉讼期间保留自己的职位，得到批准。特朗普罢免库克，并非毫无理由，而是指责库克多年前购房时按揭欺诈（这不一定可以算作罢免的正当理由）。库克对此否决，也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刑事追责。美国高院以诉讼程序为由，以5比4的投票拒绝了特朗普立刻罢免库克的请求，帮助库克保住了职位。
重要的是，库克案并没有涉及到限制总统罢免美联储理事会理事的法律条款的合宪性。巴雷特大法官在异议意见中写到，这个合宪性的问题应该被重视，因为如果按照斯劳特案中的“单一行政权理论”来判定，任何限制特朗普罢免美联储理事会理事等法条都是违宪的，因此特朗普无需任何理由就可以罢免库克，而高院也无需考虑底层法院的禁令及其他法律程序。
美国高院选择不考虑罢免限制的合宪性（双方的律师也没有就这一点进行辩论），很有可能是因为如果允许特朗普无理由解雇库克，会使美联储的独立性受损，这将对美国的金融与经济有着不可逆的严重后果。然而，FTC与美联储同为联邦机构在“单一行政权理论”下的区别，美国高院并没有完全说清，恐怕也没想说清。斯劳特和库克两个判决中逻辑的相互矛盾，正如巴雷特大法官指出的一样，在现在看来没有足够的法律论据支撑。
如果说“限权”是精英政治的领域，那么“赋权”则关乎到每一个美国公民和身在美国的移民。“特朗普2.0”时期，在特朗普亲信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的推动下，特朗普政府开启了一场先拿移民开刀的“夺权”战术。移民虽非公民，但享有许多与公民同样的权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正当程序的保障。而“特朗普2.0”下的移民执法，就是以闪电战的策略，对合法程序（大多为庇护）中的合法或非法移民进行滥捕，让案件涌入移民法庭，同时向移民法官施压，使其在来不及提供正当程序的情况下，驱逐大量的移民。在种族多元且没有统一的公民身份证的美国，剥夺移民的正当程序权利，实际上就是危害公民的正当程序权利。关于移民案件中正当程序的宪法问题，今年还没有来到美国高院。然而，关乎“出生公民权” （birthright citizenship）存亡的重磅案件——特朗普诉芭芭拉（Trump v. Barbara）终于有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