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韩国执政的进步政党内部出现了分裂，同时中国出口是否“生不逢时”又成为问题，这些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关注，成为上周有重要影响的世界舆论话题。
就前者来说，韩国执政的进步政党内部的分裂，直接涉及剩下四年李在明任期内韩国的稳定与发展，继而涉及半岛及域内的繁荣与稳定，并会波及中、美两国。而中国出口的“生不逢时”问题，更会直接影响中美两国和世界经济的繁荣。
进步政党已显现分裂
种种迹象表明：执政一年的韩国进步政党内部已经出现分裂征兆，党内已经分裂为亲李在明系和亲郑清来系两派。而针对这种现象，来自进步政党的现总统李在明和前总统文在寅，围绕这种分裂的性质和严重性，以及未来应该调整的工作重点，也出现了分歧。这会对域内和平与稳定产生深刻影响，也会波及中美两国。
根据韩国媒体介绍，亲李在明系和亲郑清来系的“喇叭手”以及强硬支持层抛出的贬称和嘲讽，正通过YouTube等社交媒体广泛传播。执政党核心支持层非但没有为执政第二年的总统营造成功氛围和国民大团结氛围，反而忙于相互攻击对方派系、挑起矛盾。亲郑清来系被冠以“文曹金来柳”（文在寅•曹国•金鱼准•郑清来•柳时敏）的贬称，亲李在明系则被扣上“韩姜金东容周吉”（韩俊镐•姜得求•金珉锡•李东衡•金容敏•李彦周•宋永吉）的帽子。一些一般国民听来都羞于启齿的不正常言行，正在成为政界的日常。
由此可见，当前执政的进步党的内部团结问题已经成为韩国社会和媒体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
不仅如此，7月1日李在明和文在寅两位现任和前任进步党总统在中午餐叙时，在重点讨论当前韩国进步政党内部形势时，异口同声地讨论了民主阵营的团结和国民大团结议题，但在表述上却有微妙不同。
据韩国媒体介绍，在李在明邀请下，文在寅率先发言，表示“要迈向国民大团结，党内团结是出发点”，“应当先让民主党团结起来，在此基础上实现民主改革阵营，以及共同参与‘光之革命’的力量之间更大的团结，才能凝聚国民之心”。
而在民主阵营的团结方面，李在明总统则表示，“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执政后，应代表所有人、为所有人推进政治和行政”，“为此，内部团结也非常重要，内部要坚实”。但他同时强调，“要不断拓展外延，努力争取结构性多数”，“我认为这两方面（团结与拓展外延）需要协调并进”。
显然，韩国两任总统对当前民主派阵营内部团结这一重大问题，强调的重点是明显不一样的。这涉及对这一问题现状和严重性的认知和判断，也包括未来工作切入重点的差异。
韩国媒体对此分析认为：两人均将重点放在了“团结”上，但语气有微妙的不同。
首先，李在明提及“所有人”三次，提及“拓展”两次，而“团结”只用了一次。反观文在寅，“团结”一词被提及整整五次。执政阵营内部对这一差异颇为关注。民主党内旧的亲文在寅系议员分析称：“文在寅前总统强调的是‘眼下妥善解决党内分裂问题，将来才能无虞’，而李在明总统强调的则是为创造国政成果而努力奋斗”。亲李在明系的中坚议员则表示：“语感上有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文在寅前总统将重心放在了内部团结与凝聚上，而李在明总统则谈到了他一贯强调的中间扩张哲学——‘所有人的总统’”。亦即：李在明的重点在“内部团结与拓展外延”，文在寅的重点则是“党内团结是国民大团结的出发点”。
如果李在明因自己是现职总统，不便公开承认党内和民主派阵营当前分裂状况的严重程度，因而提出“内部团结和拓展外延”并举，但心里对内部团结的状况有清醒认识的话，可以理解，问题也不严重。但如果是对党内和阵营内部分裂的状况判断错误的话，性质就很严重了。这不仅会对他剩余四年执政期内韩国的稳定与发展产生影响，也会直接波及域内未来四年的和平与稳定，还必将波及中美两国。
中国出口的问题在哪里？
同时，围绕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上周赴布鲁塞尔与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举行会谈一事，国际舆论上周又对中国出口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主要是欧美对中国“通吃”全球市场的担忧，以及声称“中国出口优势源于国家支持，而非基于纯粹市场机制”等论点。
国际舆论指出：过去数十年，全球化解决的是“谁生产什么”的问题。这种国际分工背后的逻辑，就是经济学中“比较优势”：各国发挥所长，通过贸易交换所需。但如今全球化面对的是另一道题：如果越来越多产品都是“中国生产”，全球化还能按照原来的逻辑运作吗？对消费者而言，这会意味着价格更低；但对各国政府来说，当关键产业越来越集中在单一国家，市场效率是否仍是唯一目标？
媒体还认为：所谓“通吃”，并非中国无所不能，而是竞争优势覆盖的产业越来越广。
中国最大的特殊性，或许不只是产业政策，而是规模上既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也在越来越多的产业上具备国际竞争力。如果说过去的全球化更像“各国各有专长”，现在中国则越来越像“全能型制造业国家”。
因此中国出口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什么都自己造。
国际媒体更指出：更不巧的是，中国制造业全面崛起之时，恰逢全球贸易进入“泛安全化”时代。相比历史上英国、美国、日本制造业的崛起，中国面对的是一个更加重视经济安全、供应链韧性与战略自主的国际环境。这一轮崛起发生在中美战略竞争持续深化、欧美日益重视经济安全的背景下，原本属于市场竞争的问题，越来越容易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
因此中国出口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希望国际社会继续按照全球化时代“效率优先”原则接受自己的竞争优势；欧美则倾向按照地缘政治和经济安全逻辑，重新定义贸易规则。因此这一矛盾短期内难以解决。
媒体因此指出：中国出口之所以显得“生不逢时”，并非因制造业崛起本身，而是因它崛起之际，世界对全球化的期待，已从追求效率，转向兼顾效率、安全与韧性。
要解决上述问题，中国的回答恐怕就只能是：赴国外投资，且要遵守他国的市场游戏规则；同时必须逐步放开中国自己的国内市场。如此，方能平衡中国出口的上述问题。
（注：作者为政策研究者、国际事务专家。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