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在北京举行的全球化智库（CCG）活动上，看着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发表演讲，我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自2012年起，在我于华盛顿特区担任驻外记者期间，我见证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一中美双边机制在两国关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该对话机制于2006年由保尔森和中国时任副总理吴仪共同宣布设立，当时叫“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当时在应对2008年动荡的金融危机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到2009年，该机制在经济领域之外增加了外交领域，变成了中美战略与经济的双轨对话，英文也从SED扩充成为S&ED（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涵盖战略安全、经济合作等广泛议题。然而，该机制在2018年特朗普政府时期被彻底中断，此后未再举行。
保尔森与中国交往频繁，这赋予了他难得的对华接触机会与深刻的洞察力。正如2015年他在《与中国打交道》（Dealing with China）一书中所回忆的那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亲自向他分享了在北京以南的河北省建设一个新开发区的愿景。由此，保尔森实际上成为了首个向世界披露中国宏伟的“千年大计”——雄安新区蓝图的人。
然而，保尔森今天所审视的地缘政治版图已然大不相同。在全球化智库的活动上，他将目前的双边关系描述为“管控下的稳定”——这是一种植根于“相互保证的经济破坏”状态下的脆弱平衡。两国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有能力让对方的经济脱轨。但是，正如保尔森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我们面临的真正危险不仅有备受争议的贸易赤字，更有深刻且不断扩大的“信任赤字”。
弥合这一分歧是全球的当务之急。他说，我们正面临着未来全球金融动荡发生概率居高不下的风险，而在全球主权债务达到令人目眩的高位之际，国际社会应对经济危机的灵活性已大打折扣。在这种大环境下，保持美中两国经济监测人员之间沟通渠道的畅通绝非外交上的奢侈品，而是至关重要的必需品。虽然单靠对话无法预测金融危机，但在危机不可避免地发生时，预先建立的信任对于将全球负面影响降至最低至关重要。
但该如何开始重建这种信任呢？他说，中美在人工智能、核扩散、全球流行病等方面面临共同挑战，应携手合作应对。除此之外，全球的环境危机，特别是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破坏，这已经不仅仅是地缘政治风险，更是任何单一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的“必然事件”。
几年前，我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进行报道时，曾就中美的气候变化领域合作采访过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和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两人都着重肯定了中美在气候领域合作的紧密性和必要性。如今，在应对特朗普第二任期截然不同的政治现实和保护性政策时，那个无缝对接的时代感觉就像是一段遥远的记忆。
尽管政治风向不断变化，保尔森还是利用他在北京出席活动的机会强调，中美在环境保护和气候领域的合作方面依然蕴藏着巨大且尚未开发的潜力。保尔森基金会长期以来一直在这一领域从事大量工作。其著名的举措之一就是通过在云南省开展具有开创性的试点项目，协助将国家公园体系引入中国。就中国而言，在供给侧也取得了令人称赞的进步，在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电池板以及能源来源多元化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保尔森充分肯定中国在新能源产业建设中取得的突出成效，但他同时坦言，美国民众与企业对中国在此方面的贡献依然认知不足。
地缘政治的逆风无疑是猛烈的，对于当今面临不可预测的出口管制和制裁的全球首席执行官们来说，退缩的诱惑固然强烈。然而，保尔森的警告依然严厉：放弃中国要“自担风险”。
克服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挑战需要务实的领导力。世界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必须超越相互猜忌，弥合信任赤字。否则，世界其他国家将无法承受失败的代价。
（注：杜毓斌现为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记者、制片人、主编。他曾在美国华盛顿、英国伦敦分别驻站6年，聚焦中美、中欧关系报道，从事中国国际传播和新媒体领域工作超过16年。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任编辑邮箱：catherine.li@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