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刚结束剑桥大学的谈判课程，我便赶往伦敦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厅（Central Hall Westminster），去观摩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的公开亮相。
1946年第一届联合国大会曾在此地召开。今年1月，为了纪念联大召开80周年，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来到这里，和公众探讨危机四伏的世界。他说：“这座大厅就是联合国的实体象征。人们把对和平的渴望、对安全的期盼，以及对更好生活的希望，都寄托在这里。”
而28日，在同一个大厅里，人们见证的是另一场重要的接力——谁将接替任期即将结束的古特雷斯。而我脑海中还在盘旋的那些谈判理论，也找到了现实而鲜活的分析对象。
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厅 摄影：英伦云联合国秘书长的遴选，或许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谈判之一。193个会员国、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同地区集团、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理想主义与现实政治，在同一个棋盘上博弈，是一场展示领导力、沟通能力与全球治理愿景的公开竞赛。
按照《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秘书长由安理会推荐、联合国大会任命。目前正式获得提名的候选人有五位，包括：智利前总统Michelle Bachelet，由智利、巴西和墨西哥联合提名；前联合国大会主席、厄瓜多尔前外长María Fernanda Espinosa，由安提瓜和巴布达提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Rafael Grossi, 由阿根廷提名；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前哥斯达黎加副总统Rebeca Grynspan，由哥斯达黎加提名；塞内加尔前总统Macky Sall, 由布隆迪提名。
当晚出席辩论的四位候选人均来自拉丁美洲，其中三位是女性，联合国很可能迎来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秘书长。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谁能真正扛起联合国当前的大旗，在AI时代日益碎片化的世界，在大国博弈中找到联合国的定位，注入新的力量。
如果把联合国看作一个公司，那么秘书长很可能是世界上最难当的CEO。
职位极高，却没有真正的权力。责任极大，却缺乏强制执行力。曝光度极高，却常常在大国博弈中沦为“透明人”。辗转斡旋，却常常沉沙折戟。因为成员国拖欠会费，变得捉襟见肘。甚至导致办公区的部分电梯停运。而秘书长每天面对的，则是比任何企业CEO都复杂得多的局面：俄乌战争，巴以冲突，伊朗核问题，中东局势升级，气候变化，债务危机，人工智能治理……
每一个议题背后，都站着利益不同、历史不同、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红线。从谈判理论看，这几乎是一张长期陷入僵局的谈判桌。
会议现场 摄影：英伦云主持人Lyse Doucet当晚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联合国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谁来修补这个体系？
前联合国副秘书长Mark Malloch-Brown则把问题进一步推向核心：为什么战争仍然没有停止？为什么气候变化持续恶化？为什么贫困和不平等依然扩大？为什么人们越来越感觉不到联合国的存在？
在他看来，问题并不完全在于联合国做得太少，而在于国际体系本身正在发生变化。1945年建立的国际秩序正在松动，越来越多国家要求更大的发言权，从美苏争霸到多级崛起，美国对联合国的支持在下降，而联合国仍然受制于二战结束时形成的权力结构。因此，他呼吁打破少数大国闭门决定秘书长人选的传统模式，让联合国大会和国际社会拥有更大的参与权。
历史学家Thant Myint-U是前联合国秘书长吴丹（U Thant）的外孙。吴丹于1961年至1971年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也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位亚洲秘书长。
Thant Myint-U提醒人们，联合国诞生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之上，也伴随着去殖民化浪潮成长。联合国最初的使命其实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不要战争，不要帝国。在他看来，优秀秘书长最重要的能力，并不是管理联合国，而是在历史转折点重新定义联合国的角色。
来自全球南方智库Southern Voice的执行主任Margarita Gómez则提出联合国秘书长应该是真正的领导者，更接近人民而不仅仅是国家，更强调“General”的领导属性，而不仅仅是“Secretary”的行政协调属性。
当晚通过视频致辞的前新西兰总理、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 Helen Clark，曾是2016年联合国秘书长竞选的重要候选人之一，笔者也在多年前采访过她。Clark认为下一任秘书长必须同时具备外交能力、同理心、沟通能力，以及 凝聚不同力量的能力。
但问题是，怎样凝聚？如何行动？
笔者想到了Roger Fisher和William Ury合著的《Getting to Yes》，他们提出：立场不等于利益。如果聚焦立场，死咬着立场，谁也不会后退，就会陷入僵局。但真正优秀的谈判者不会停留在立场上，而会寻找对方真正的意图和利益所在，这正是从分配型谈判Distributive Negotiation走向整合型谈判Integrative Negotiation 的过程。首先不是争夺蛋糕，而是重新创造蛋糕，不是决定谁输谁赢，而是创造新的谈判空间。
很多时候，谈判失败并非因为利益完全冲突，而是因为双方忘记了自己原本拥有的Compatible Interests（相容利益）。值得深思的是，当俄乌双方坚持自己的立场时，是否存在共同利益？当美国与中国竞争时，是否仍然存在合作空间？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围绕气候融资争执不下时，是否存在共同目标？
即便是最激烈的对手，也常常存在共同利益。美国与伊朗一边冲突，一边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封锁意味着多方皆输。俄罗斯与乌克兰在领土问题上暂无共识，却都不希望核电站发生灾难。中国与美国存在竞争，却也相互依存。谈判者的工作，并不是消灭冲突，而是在冲突中寻找共同利益的入口。
当晚四位候选人虽然呈现四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但在领导策略上，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去重构沟通基础，将对立面转换成合作方，从而完成别人眼中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智利前总统Michelle Bachelet 摄影：Victoria Wen智利前总统Michelle Bachelet留着干练的短发，温和而坚定，她代表的是原则型谈判者。
她不断回到《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人权原则。1973年智利政变后，她的父亲死于军政府监禁，母亲和她本人被迫流亡。后来，她成为医生、两任智利总统、卫生部长、国防部长、联合国妇女署负责人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她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对制度与秩序的信仰。她提出2045年联合国百年改革愿景，强调预防性外交，从医生的角度看，与其病入膏肓后抢救，不如提前干预。当被问到阿富汗塔利班问题时，她选择“接触而不是孤立”。当被问到大国冲突时，她明确表示会主动介入，而不是等待邀请。她主张要提升联合国人道主义体系效率。而当主持人最后问她如何放松时，她笑着说：跳舞。如果可能的话，她还想成为一个超级英雄。
前联合国大会主席、厄瓜多尔前外长Maria Fernanda Espinosa(右） 摄影：英伦云传媒前联合国大会主席、厄瓜多尔前外长Maria Fernanda Espinosa 则更像整合型谈判者。今年1月，她在同样的舞台，呼吁关注联合国的问题，不仅是效率问题，更是legitimacy（合法性）与representation（代表性）的问题。她也强调预防性外交。但比起管理危机，她更关注如何重新设计体系，提高交付能力和成果。她主张赋权地方，包括全球南方，而不是一切集中于纽约。她提出：人工智能的未来不应该只由大企业和大国决定，而应该有公民社会参与。她提出“360度秘书长”的概念。在她看来，未来秘书长必须是一位“文艺复兴式领导者”。既懂安全，也懂发展。懂气候，懂科技。懂人权，懂金融。她本人也是诗人， 演讲充满感染力。对于安理会对秘书长人选的否决权（Veto），她并不主张直接挑战现有制度，而是希望通过提前介入，利用现有空间避免冲突升级。她说：年轻人不是未来。年轻人就是现在。这一点让坐在我旁边的16岁女孩深表赞同。
对于气候变化，有观众提问：如果一个火星人来到地球，看到人类已经开了30多次COP大会，却依然没有解决减排问题，会怎么想？
她的回答是：气候变化从来不是单一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执行鸿沟”。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并不缺目标，而是缺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当被问到生活中如何放松时，她说自己喜欢去植物园。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Rafael Grossi 摄影：Julie ZhouRafael Grossi则让我想起谈判课中的另一类高手：危机谈判者。这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拥有历史学博士学位，学者气质浓厚。他批评联合国在包括加沙、苏丹和乌克兰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冲突中缺席，联合国正经历一场“信任危机”（crisis of confidence）。而秘书长必须重新让联合国回到和平与安全事务中心。与其他候选人相比，他最大的优势或许在于：他是一线的谈判者。
俄乌战争爆发后，他率领国际原子能机构团队进入扎波罗热核电站，并推动建立长期监测机制。从无法进入，到实现持续监测。这本身就是一场成功的危机谈判。过去几年，他不断往返莫斯科、基辅和德黑兰。
当被问到是否挑战大国时，他机智作答说，真正有效的外交，并不一定发生在摄像机前，不一定公开施压，而需要持续不断地沟通。对于联合国影响力下降的问题，他的回答也很直接：不是联合国变弱了，而是世界变了，联合国必须适应新的多极化时代。
在他看来，秘书长最重要的品质不是权威，而是勇气。在压力下保持中立的勇气。与所有人继续对话、保持中立和作出艰难决定的勇气。他在竞选宣言里表示，秘书长有责任与安理会密切合作，并与所有会员国保持持续对话，要带着明智而审慎的乐观精神，尤其是与处于冲突对立面的国家保持沟通。而他的放松方式则是：古典音乐。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前哥斯达黎加副总统Rebeca Grynspan 摄影：Victoria Wen最后一位候选人Rebeca Grynspan，则打着信任和务实牌。这位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穿着一身亮眼的粉色西装走上舞台，显得格外轻松。在竞选纲领中她说“捍卫联合国，需要改变联合国的勇气。”她反复提到一个词：信任。她认为，今天世界最大的危机之一，就是信任危机，而联合国首先需要重建这种信任。她认为秘书长最重要的角色，不是管理者，而是搭桥者。她强调学会倾听，要重新连接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以及不同利益群体，也非常务实提出钱少就集中办大事，而不是面面俱到。 这种对信任的强调，并非空谈。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黑海港口粮食出口几乎陷入停滞。作为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Grynspan受古特雷斯委托，参与推动黑海粮食协议（Black Sea Grain Initiative）谈判。协议达成后，全球粮食价格明显回落，也缓解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供应压力。
如果说Grossi代表的是冲突前线的危机外交，那么Grynspan更像是一位善于在复杂利益网络中寻找共同利益的协调者。她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长期呼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让更多国家能够获得发展所需的融资和投资机会。在她看来，和平、安全与发展并非彼此独立，而是相互依存。
因此，当其他候选人更多谈及安全、治理或制度改革时，Grynspan不断把话题带回“机会”与“信任”。她认为，联合国最大的价值并不在于替各国作出决定，而在于帮助不同国家重新建立合作的意愿，为共同解决问题创造空间。
不过有意思的是，她说自己从来不会放松，为了工作全力以赴。
静楠在现场 摄影：Hamzeh Qaraman从四位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的陈述中不难看出，对于联合国面临的挑战，各方其实存在相当程度的共识。冷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联合国事实上运行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下。尽管争议不断，美国总体上仍是多边体系的重要支持者。然而近年来，“美国优先”逐渐成为美国政治的重要叙事，美国对联合国及多边机制的重视和支持明显下降，多边主义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也随之发生变化。
如何重新定义全球共同利益，如何维系日益松动的国际体系，如何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创造性地管理分歧，都将成为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面临的艰巨考验。联合国秘书长或许不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却应当是最坚韧的破冰者、最智慧的沟通者和最勇敢的谈判者。
根据目前时间表，安理会将在今年夏天举行多轮闭门磋商和意向性投票（straw polls），并于秋季向联合国大会推荐最终人选。新任秘书长预计于2027年1月1日正式履职。
在5月28日的公开辩论中，四位候选人展现出鲜明而不同的领导风格，难分伯仲。但最终谁能胜出，仍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安理会特别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能否形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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