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部的考公辅导机构粉笔网的CEO张小龙去人大哲学院做讲座，意外引发风潮。
这本来是一次职业规划的主题，临时换成讲炒股。他说“最好炒科技股，更好的是炒美股，再好一点是带着全家一起炒股”，还炫富说投资8000万赚了5300万。学生反应冷淡，他情绪失控骂人，说“活该找不到工作""考公都是混吃等死"，然后愤然离场。
张小龙事后道歉，不过此事依旧耐人寻味。这一事件聚集了考公上岸、人工智能、科技狂潮、美股投资等热点因素，吸引了各方关注。
有人觉得他说了真话，有人觉得他过于较真，当然，更多人认为他是在炫富，甚至借此批评中国企业家赚了点钱就喜欢到处布道，觉得忘了自己是谁。
这好像一面镜子，看似关乎张小龙，其实映照各自的焦虑。即使张小龙本人，也是如此。当风潮舆论褪去，抛开是非站队，也许我们能从此事中思考更多言外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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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粉笔网是头部考公机构，而学生无疑是他们最大的客户。然而，面对一群高端的潜在客户，张小龙为何对考公群体给出如此评价。
张小龙可能自己都没意识到一点：在这场谈话中，他面对的情况是——他自己是做考公辅导的，而他们所有的潜在用户，恰恰不一定是那些考上了的人，恰恰是大量没有考上、在持续备考的人。也就是说，养活这些考公机构的，正是这些源源不断没有考上的人。
所以，他骂那些“考公都是混吃等死”的人，恰恰是他的客户，或者说他的衣食父母、潜在客户，是这些人养活了他以及他的公司。
面对自己的潜在客户群，张小龙为何如此表现？也许是一次情绪失控，也可能他自认为是在说真话。当然，真话不等于真相，真话是因人而异的，任何人在任何情境中都会有自己的理解。
但更耐人寻味的是，他的这种愤怒，我觉得未必是针对在场的学生。冒昧揣测一下，这也许暴露出一个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潜意识：他可能对自己在做的事，看似并没有那么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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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热爱自己工作的人，是幸运的少数人，毕竟多数人只是打工的牛马，受到很多控制，工作只是为了谋生。但是作为成功的商人，如果也不喜欢甚至憎恨自己的工作，那么意味着什么？有意思的是，这可能不是个案。
按照吴晓波频道的2026年调研，中国企业家的韧性从2022年每年以4.8%的速度下降25%，同时企业家日均工作超 11 小时，45%存在焦虑抑郁，41%有脊椎问题，58%长期失眠，37%深陷负面情绪。
我和不少企业主聊天的时候，他们总是强调自己不是生意人，而是企业家——对于经商，他们似乎有一种暧昧的耻感。比如说，俞敏洪前些年就多次公开说过，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家，中国大地上被称作企业家的人，就是做生意的，按照定义仍然是商人。类似的，无论企业界还是学术界，谈到企业家精神，言必称大格局。
哲学是名词之争，身份经济学也是。无论我们怎么去定义企业家，要成为企业家，你首先应该成为一个生意人。摒弃生意人这个标签，暴露的恰恰是对于自我认同的焦虑，甚至有一种隐含的自我憎恨，是一种复杂的情结。
电视剧《乔家大院》，是说中国晋商的代表乔致庸的人生。在最后一集有一段独白，是这种情结最真诚的一个表达。晚年的乔致庸，做到了乔家的晋商票号推广到全国，坐拥上千万两白银，也算是中国金融界呼风唤雨的人，按道理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
但是，当他白发苍苍独自在镜前，用手指着镜中的人，声音颤抖地说：“我恨你，我恨你，我讨厌你，你把我毁了，你把我这辈子都毁了。”为什么呢，他说：“我有才学，我有智慧，我有勇气，我有热情，我要是能按照自己的路走，我何尝不是李白、杜甫、白居易。现在我成了个老财主，一个老地主，一个老才子，坐在这个大院子里。”
这段台词之所以震撼人心，不是因为写得好，而是因为它说出了中国商人几百年来藏在心里的话：我不想做商人，我恨我是商人。反讽的是，这段台词很违和的一点是，它出现在一部书写甚至歌颂商人的历史正剧里，可见主流集体意识的折射。
他看镜子，本质上是与另一个自己的对话——那个没有走上经商之路，可以吟诗作赋，关键是可以走上科举正途的自己。两个人在做对比，一个真实，一个想象，真实的那个人赢了一辈子，所以他恨自己。
这种认知的错位或者说对于生意人身份的躲闪，并不是少数，这暴露了什么社会集体意识？所以，类似情绪失控不是个体的问题，而是一个群体的自我认同迷失。一群看似成功的中国商人，总感觉有情绪需要疏导，需要证明什么，需要得到大家的认可，或者说他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个认可。这种东西，可能是用八千万或者赚五千万的这种案例也买不到的，那东西其实叫“身份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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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期存在“士农工商”的排序，这不仅是个排名，还是一整套价值体系。
最开始，士、农、工、商四大群体中，士自然最高，其余三者本来是并列，并没有天然的高低贵贱，最开始提出这一概念的管仲就强调四民为国之石民（国家柱石之民），肯定四者缺一不可。变化来自战国末期，尤其以商鞅变化为分水岭，商鞅视商业为 “末业”，商人为 “游食之民”，认为他们不事耕战、耗损国力，主张严厉抑制。按照法家的思想，认为民众不应该富裕，富裕就会心思浮动，人人都应该被捆绑在农业与战争。
同时，在儒家的话语体系里，“商人”也不是一个光彩的词汇，比如说儒家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无论是道义上的儒家，还是政治上的法家，自古至今，对于中国商人来说，他们都处于一个撕裂的边缘。这像一个道德判词，隐性地悬在每个经商者的头顶。
读书人有道统，农民有土地，工匠有手艺，商人有什么？钱，也许只有钱了。但是，富有在个体、社会以及历史层面，其实含义完全不同，财富的诞生、分配以及保有基于秩序，没有根基的财富注定无法长春。在明清两代，晋商、徽商这些商帮崛起，他们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这些财富，甚至让不少人可以直接面见天子，成为皇帝的布衣之交，甚至可以去捐一个红顶子大员。
但是，即使这样，这些商人多数也在试图脱离商人身份。一个人对自己职业的认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希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从事这个职业。比如我们熟知的徽商，流传的话叫“以商养儒，以儒富商”，徽商赚钱之后，热衷兴建书院，督促子弟科举。这话可以理解为一种徽商的根本智慧。但是换个角度来说，它也暴露了商人身份的根本困境：“商”本身不够，需要“儒”来背书，甚至“商”的目的就是为了“上岸”，为了成为“儒”。这其实是一种自我否定，也谈不上传承。
在东亚社会，上岸是一个普遍的心态。上岸不仅是说公务员要去考公务员，学生要去考研，普通白领买房要上岸，企业家进入体制也是一种上岸。在一个官治的环境里，最优策略也许不是长期投资，也更不是用几十年去打磨一个技术，而是找到一个尽快的变现、尽快的转移，尽快找到一个更安全的落脚点。这个落脚点，可能就是让孩子进入体制，或者自己转型做慈善家或思想家。
“上岸”这个词本身就值得玩味。岸在哪里呢？商业是海，海洋是不确定，是风险，是惊涛骇浪，也是随时可能颠覆的。和海洋对应的恰恰就是岸。岸意味着安稳，但可能也是保守，也是体制，也可能意味着农耕和讲话。
几百年过去了，岸和海洋的位置不断移动，但追求的方向始终没变。这就引出一个追问：中国商人为什么不能建立对自身商人的认同？在商言商有什么不好呢？
我们看到的历史证据是，在很多历史剧里，那些被主流文化期待的大商人，比如《乔家大院》《大清盐商》，甚至《大圣人》里的商人，主角们虽然是生意人，但是多数情况下谈的都不是生意。你会觉得他们像读书人，像教书先生，像江湖大侠，像地方父母官，像道德楷模，像很多标签，但就是不像商人。对比之下，真正一心谋利、想着把商业做大做强的人，一般会被定位成上蹿下跳的反派。其实恰恰是这种人，你才能看到他身上有充沛的企业家精神。
显然，这是主流期待的商人形象，这其实是一种悬浮的想象，谈宏大的家国，在商言商视为小道末流。最有大侠范的，郭靖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但这尚且是“侠之大者”。对于商人尤其一般商人，或者说不是侠客的人来说，做好自己，把一份产业做好、一个工厂、一个行业做好，甚至把一个家业经营好，这难道不是最应该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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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之下，西方社会谈生意人，就正面多了，无论企业家还是学者，不少都强调商业就是最大的慈善。
大亨洛克菲勒很早就说，“很多人说商人贪婪、唯利是图，这是偏见。商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他们创造就业、降低成本、提升生活品质。”贝佐斯曾经说“如果我工作做得好，我的营利性公司给社会带来的价值，远大于我通过慈善捐赠做的好事。人们忘记了：创造亚马逊这样的企业，能提供巨大价值。”马斯克对此也点赞。
大企业如此，中小企业也是，巴菲特也曾经说过，自己非常敬佩中生意人，“他们把平凡的生意做成非凡的事业，靠的是诚实、勤奋和对客户的尊重。”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描绘了西方商人的崛起。赚钱，被他们视为某种天职（calling），积累财富从此也被认为是一种美德，而非罪恶。这种观点，被进一步总结，在西方赚钱是贡献，是社会欠你的，但是在东亚，拥有财富往往会被认为对社会有亏欠，需要有补偿。
这两种财富观的迥异背后，其实是身份的迥异。对上岸的渴求，其实是对于身份认同的渴求。也许从某种意义上，中国商人多数没有完成这个转换，不是因为不够聪明，也不是缺乏商业土壤，而是在于中国始终没有转化出赋予商人正当性的价值叙事。在多数情况下，虽然你可以有钱，但是不能被过分尊崇；你可以有能力，但是不能享受过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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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乔致庸自我悲叹的原因，也可能是张小龙人大暴走的潜意识（也可能不是）。
但是，一个无法认同自己身份的群体，不太可能做出长期的坚守，你不会为自己所恨的身份去殉道，你只会尽快地逃离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机会是常态，上岸是目标。
镜子是一个隐喻，其实意味着我们的自我认知，更代表社会评价体系。管理大师德鲁克也说过一个“镜子测试”，就是说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必须符合自己类型价值观，让你镜子中的形象能够被自己接受：每天早上起来，在镜子中想看到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如果价值不匹配，那么就会沮丧甚至效率低下。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剧中的乔致庸已经去世百年，但是他自我憎恨的镜子依旧存在。镜子中的商人形象是要被遗弃的，也是要被憎恨的。今天的中国商人，多数会受更好的教育，有更多出口，也更善于把内心的这种焦虑包装成别的东西，比如说做企业、写文章出书、去名校做演讲。
在SpaceX上市，马斯克成为首个万亿美元富豪之际，也许我们应该打破的是对商人轻视的那面镜子，重新树立一面对商业价值给予肯定和鼓励的镜子。什么时候，镜子能让人平静地说“我不恨我自己”，甚至“我做出了了不起的事”，也许如此，中国才能诞生越来越多的大生意人，或者主流期待的企业家。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徐瑾亦为公众号「重要的是经济」主理人，读者微信xujin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