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在杜伦大学东方博物馆（Oriental Museum）举办的特展“世纪之旅——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接近尾声之际，我终于有机会前往现场观展。这座博物馆的外观并不起眼，朴素低调，像是一座停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功能性建筑。入口同样内敛，甚至略显简陋。然而，这样克制的外形却与其“内容”形成了鲜明对比：馆内陈设着从古埃及到中国、日本、印度等亚洲与北非文明的大量珍贵文物。
走进大门后，这里没有必须沿固定路线前进的展厅，观众可以往左、往右，也可以下楼。很多人甚至会从展览旁边不经意地走过，并不知道这里正有一场“故宫百年”的特展。而当他们终于意识到时，才会停下脚步，开始注视，慢慢沉浸于故宫的故事之中。
1，
“世纪之旅——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的策展人曹芹博士告诉我，在筹备这场展览的前期，她做了一项调查：当地民众是否知道故宫？结果，许多人，甚至包括展览设计师团队从未听说过故宫，也不知道“紫禁城”。这既令人吃惊，又似乎并不意外。杜伦位于英格兰东北部，在这座常住人口仅为5万余人的历史古城，对国际文化的了解相对有限，而东方博物馆则是少有的东方文明“推介者”之一。如果类似展览在伦敦、牛津或剑桥举办，观众的知识储备或许会完全不同。对于杜伦的民众来说，“故宫”并不像在中国那样，是一个人人熟悉的文化符号。
于是，策展团队很快意识到：他们必须从零开始讲述故宫，不是简单地把中文资料翻译成英文，而是要将整个中国历史与文化语境，重新介绍给此前几乎没有相关知识背景的英国观众——包括明清历史、皇帝制度、紫禁城的来历，以及中国古代宫廷文化等等。
在展览的开篇，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巨大的故宫角楼特写：金黄色的琉璃瓦层层叠叠、飞檐上的脊兽仿佛跃跃欲试。展览中文标题在前：“世纪之旅——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英文标题为“Journey of a Century: From the Forbidden City to the Palace Museum”。整个视觉设计以故宫建筑元素为核心，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宫廷风格。展览开篇介绍2025年是故宫从“紫禁城”转变为面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院一百周年，因此，展览通过历史照片与档案、影像资料，呈现故宫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的变化，以及它如何从宫廷禁地转变为世界著名的文化机构。曹芹希望观众在进入博物馆后首先被故宫宏伟的视觉形象吸引，然后再一步步进入关于中国历史、皇宫文化与现代博物馆发展的百年叙事之中。
整个展览呈现着极强的视觉连续性：统一的字体、统一的排版、以及不同尺寸的照片组合，配合像墙纸般大面积铺展开来的色彩。但这些色彩并非只是装饰，它们是有“温度”的。讲述民国与战争时期时，展墙使用了较为沉郁的颜色；而在其他部分，策展团队则大胆使用粉色等在传统历史展览中很少出现的色调，目的之一是与旁边常设的“丝绸之路”主题展厅形成明显区分。
展览团队还刻意让照片尺寸彼此不同，大尺寸的图片会自然吸引视线，还可以帮助观者理解想要表达的核心主题，同时形成清晰的视觉层级增强空间感与设计感，避免观众产生“视觉疲劳”。而另一项重要设计，则是时间轴。对于中国观众来说，从明成祖营建紫禁城，到清代、民国、抗战，再到今天，或许是一条相对熟悉的历史线索，但对于许多英国观众而言，这一切都需要从零起点出发。于是，展览中的每一个章节，都配有明确的时间段与历史背景说明。时间轴不仅帮助观众建立起对中国历史的基本认知，也成为整个展览的空间导览与动线引导，而那些照片被放入不同的组合“叙事”之中。
从右至左：溥仪、润麒、溥杰与庄士敦（Reginald Johnston），1922至1924年间摄于御花园。©故宫博物院我在一张拍摄于1924年的历史照片前停下来。照片中，几个人在一尊鎏金铜卧象前合影，背景是故宫御花园古老的树木与宫殿屋檐。照片中的人物分别是溥仪、溥杰、润麒以及庄士敦。溥仪、溥杰与润麒身着马褂长袍，典型的民国时期男子礼服，而庄士敦则穿着西式服装，头戴礼帽。庄士敦来自爱丁堡，正是我正生活的城市——我曾在苏格兰国家图书馆查阅过与他相关的档案资料。他于1919年至1924年间担任溥仪的英文教师，后来写下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马褂长袍、末代皇帝与英文老师出现在同一画面中，像是两个时代在此短暂重叠的瞬间。曹芹说：“英国观众对庄士敦相对熟悉，他和末代皇帝溥仪及其玩伴在御花园中的这张亲密合影，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展览中最吸引我的，是为小朋友专门设计的“故宫猫”导览专线。自明清时期起，宫中便一直养有猫，并有专人管理“宫猫”。养猫是为了控制鼠患，以保护宫内的木构建筑、书画与织物等。这些猫代代相传，延续至今，已成为宫中最“长住”的居民之一。中国观众或许早已熟悉“网红猫”，而大多数英国人也喜欢猫，于是，策展团队决定以“猫”作为导览形象。
这些猫并不是被随意放进展览里的，它们背后同样有一套细致的设计逻辑：每一只猫都对应着不同的历史时期与展览主题。例如，在明代部分，出现的是一只“文人猫”，其衣着、姿态均源自明代绘画；民国部分，则是一只穿着长衫、手持书本的猫，仿佛旧时文人。除此之外，还有“考古猫”、“历史建筑修缮猫”，甚至还有一只坐在轮椅上的猫。这些猫让原本略显厚重的历史叙事变得生动起来，让小观众们能够饶有兴趣地进入故宫的世界。
这些“猫”由策展团队、社区教育专员以及一位考古专业的博士生志愿者共同设计。他们甚至专门请同事的孩子参与测试，确认哪些词汇、哪些话题最能让小朋友们感兴趣。比如，在介绍永乐皇帝时，“文人猫”没有采用复杂的政治叙述，而是用一种更接近孩子的对话来讲述：“500年来，紫禁城一直是中国皇帝的居所。作为统领国家政务与军队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工作极其繁忙，几乎没有休息日。朝会通常在清晨五点左右开始，并常常一直工作到夜晚。作为学习的一部分，皇帝还会练习书法——将书写转化为一种优美的艺术。你在家会练习写字吗？”这种简单的提问，构成了一种温和的跨文化连接：把遥远的帝王日常，悄悄拉进一个孩子熟悉的世界里。
2，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在紫禁城内正式成立。公众首次得以进入内廷——皇帝的起居宫殿，也是中国帝制时代最神圣的空间。尽管政权更迭、军阀混战，故宫在建院初期积极推动开放与制度化管理。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两部章程，赋予故宫博物院法律地位，为其提供国家层面的保护。
随后，展览进入“动荡时期（1931—1948年）”，讲述故宫在战火中的迁徙与守护。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1933年起，故宫博物院开始将大部分文物向中国南方转移。随着战事升级，这批南迁文物不断辗转各地。尽管处于战乱期间，故宫仍于1935—1936年间参与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并借出700余件珍贵文物参展。这是中国艺术首次在西方全面展示。
彼时，日本已占领中国东北，局势动荡不安。为确保文物安全，英国政府承诺提供必要保障，并派遣英国海军军舰护送这批国宝从中国运往英国。那是一段长达48天、跨越一万余海里的航程。一张拍摄于英国军舰“萨福克号”（HMS Suffolk）甲板上的合影定格了这个特殊的历史瞬间：白制服的英国海军军官、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中国政府代表与随行人员并肩而立。但真正吸引目光的，是前景中一排排整齐码放的大型木箱。那些箱子里，装载着来自中国的重要文物。它们将从上海出发前往伦敦。为筹备1935—1936年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民国政府从多家公共机构协调借出1022件文物，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故宫博物院提供的735件珍宝。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如此大规模的向海外借展文物。图说中提到，为抵御海上的潮湿、盐雾与风暴，所有文物都被放入特别定制的木箱之中，层层严密封护。另一张照片则呈现了93个文物箱被装载上“萨福克号”的场景：画面左侧停靠着大型船舶，工人们借助起重架与斜坡栈桥，将沉重的木箱缓缓吊运上船。
曹芹从众多档案照片中选取了这些影像，她向我解释：“当时的中国正面临日本侵略，而自19世纪以来的屈辱历史也使国家形象跌入低谷。民国政府与故宫希望借助这场展览，全面向世界展示中国艺术的美与其绵延千年的文化传承。这次跨洋参展，不仅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文化外交的作用。”
在看展过程中，我发现“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官方宣传海报的设计师竟然是林徽因。海报主体取材自山东嘉祥东汉武梁祠的汉画像石——著名的《双骑吏》：两位骑马官吏并行而出、身姿威武。其中一人手持长矛，另有一只神鸟在其背后，画面下方有一只奔鹿，左侧饰以云纹装饰边框。林徽因将中国古典拓印技艺运用于现代展览设计，以两千年前的汉画像石艺术作为视觉语言，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海报右下角还印有一枚中文红色印章，更强化了中国文化身份的表达。曹芹告诉我，这张展览海报广受好评，后来还入选英国观众最喜爱的海报“Top hundred”榜单。
3，
展览中，真正让许多英国观众停下脚步的，并不是皇帝肖像画、原状陈列或人物合影，而是战争。策展团队在观众反馈中发现，最吸引英国观众驻足的，往往是关于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南迁与西迁的内容。许多人此前甚至不知道，日本曾侵略中国。
展览中的三张照片分别呈现了这样的场景：1933年，在准备第一批文物南迁之际，文物被逐一整理并清晰标识，这意味着一段持续十余年、跨越数千里的迁徙旅程由此开启；同年，故宫的工作人员将青铜器装入木箱；以及太和门前的广场前，木箱、拉板车与人群交织在一起。当时，1万3千余箱文物被分为五批，由各部门分别负责打包与运输。这些照片并不华丽，木箱、简陋的拉板车、粗糙的草绳，共同构成了一种与人们惯常想象中的“紫禁城”截然不同的图景——这里不再是皇帝昔日举行庆典的场所，而是一处以迁运为核心的临时作业现场。
载有文物箱匣的卡车驶过四川乐山千佛崖，1939年。©故宫博物院一张黑白照片记录了1939年运送文物的卡车经过乐山千佛崖时的情景。画面中，一辆蒙着白色帆布的卡车正沿着崖壁边缘的狭窄道路缓缓行进。车身被白布严密覆盖，用以防尘、防雨，也为避免人察觉车内装载的文物箱。卡车身后，是令人震撼的千佛崖——绵延的崖壁上密布着无数佛龛与佛像。图注特别指出，这张极为罕见的影像记录真实呈现了川西地区峭壁林立、地形险峻的自然环境，以及文物运输队伍所面临的重重挑战。
面对故宫文物南迁西撤路线图，曹芹向我详细介绍了故宫博物院文物迁徙的艰辛历程。文物最初于1933年从北京（故宫）紧急南迁至上海，随后转运至南京。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军发动侵华战争，文物再次被迫分批转移，沿三条线路向四川转移，以尽可能保护国宝免遭战火破坏。此次迁运综合利用铁路、水陆（长江）与公路三种方式展开：北线沿陇海铁路，经徐州、郑州、西安、宝鸡，最终抵达汉中（南郑）；中线沿长江溯流而上，经九江、汉口、宜昌、重庆至巴县，深入西南腹地；南线则水陆先至汉口，再该走公路，经长沙、桂林、贵阳一路向西南进入安顺。整个运输过程极为艰难：既要穿越崇山峻岭，又需应对日军空袭威胁，并在铁路、水陆与公路之间不断转运。一批珍贵的藏品甚至被藏进四川安顺的天然洞穴，以躲避日军轰炸。整个迁徙历时十余年，历经重重险阻。曹芹说，在护送文物的过程中有故宫的工作人员因故去世，而当抗战结束、文物重新开箱时，藏品几乎完好无损。
曹芹表示，这段艰辛历史在英国观众中引发了强烈的共鸣。当他们看到文物为躲避战火而千里迁运时，辗转，一段熟悉的历史记忆被唤起——他们自然联想到本国在战时保护文物的经历。二战期间，为躲避空袭，大英博物馆曾将重要藏品转秘密转移至威尔士的煤矿中保存。在战争背景下，各国普遍认同“保存文明”的重要性。在这一刻，故宫不再只是中国的故宫，而成为文明在危机中如何延续与保存的共同范例。
4，
更有意思的是，这座东方博物馆本身也诞生于一种关于“理解”的使命。根据博物馆的官网介绍，该馆的建立与发展，与杜伦大学的东方语言教学密切相关。
二战刚结束后，英国社会开始反思一个现实问题：为何整个国家在理解亚洲与北非方面的人才如此匮乏？战争经验让他们意识到，仅依赖少数外交官与语言学者远远不够。因此，英国开始在多所大学推动东方语言的学习与区域文化的研究。杜伦大学被选为英国五所重点发展东方研究的大学之一，其东方语言学体系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的。1951年，杜伦大学东方研究学院正式成立，成为英国东北部研究与教学亚洲与北非语言、历史与文化的重要学术重镇。
博物馆的起源，则来自学院首任主任威廉•撒克（William Thacker）的理念：他认为学生不仅需要学习语言与文学，还应通过实物理解相关文明的物质文化。因此，他开始以教学为目的，系统性地建立收藏体系。 早期藏品主要通过捐赠与购买逐步形成，包括古埃及与近东文物、马尔科姆•麦克唐纳（Malcolm MacDonald）捐赠的中国陶瓷，以及查尔斯•哈丁的玉石收藏。 随着收藏规模的不断扩大，很快就显而易见，需要一座专门的博物馆来收藏和展示它们，在教学的同时对公众开放。在古尔本基金会（Gulbenkian Foundation）的资助下，博物馆得以兴建专门的馆舍。1960年，最初名为“古尔本东方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的机构正式对外开放，并逐渐发展为今天的“东方博物馆”。需要强调的是，它并非殖民时代展示“异域奇观”的机构，而是在战后语境中孕育的一种理想主义实践，试图与文物与知识为媒介，建立跨文化的理解。曹芹对我说，东方博物馆在建立初期的重要动因之一，是“尽一切可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而博物馆的核心使命之一是促成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与尊重。六十余年来，这一职责始终未曾中断。杜伦大学与故宫的合作已开展近十年，最初主要集中于考古发掘与研究，后来逐渐扩展到博物馆领域。此前在苏格兰国家博物馆担任高级研究员的曹芹于2022年入职东方博物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是这里与故宫已经建立起多层次的互动关系。而这场“故宫百年”特展，正是双方合作的重要成果之一。
展览的“保护与传承（1949—1999）”部分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后故宫的维修与保护。尽管中国当时面临极其困难的财政状况，政府仍拨款支持博物院的修缮与日常运行。曹芹特别喜欢一张1957年的黑白照片，记录的是故宫西北角楼大木工程竣工后的合影，包括参与工程的所有人员，从施工的木匠、瓦工和脚手架工人，到参与规划的工程师、项目总工、历史学家和技术负责人。
故宫西北角楼的修复工程于1957年竣工，图为负责施工的全体人员合影。©故宫博物院曹芹又向我讲述了一个同时与东方博物馆和故宫都有关的人物——英国政治家、外交官马尔科姆•麦克唐纳（Malcolm MacDonald）的故事。他毕生致力于艺术收藏，早年主要关注欧洲艺术品，但最终对中国陶瓷情有独钟。作为东方博物馆中国藏品的重要捐助者之一，中国展厅因此以他的名字命名，以示敬意；1971年至1980年间，他还曾担任杜伦大学荣誉校长。他捐赠的许多藏品，如今陈列于博物馆一层的中国展厅。
关于麦克唐纳的另一段经历也颇为重要。1962年，他应邀访问中国。当时中英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在冷战格局之下，这次访问具有特殊意义，也为后来1972年中英建立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访华期间他参观了故宫，对其严谨的古建、文物保护工作深为触动。于是，他向故宫捐赠了100英镑，用于支持文物购藏。据麦克唐纳的回忆录，这笔捐赠被用于购入一件青瓷大碗。经策展团队多方查阅档案，最终在故宫藏品目录中查找到了这件购藏的器物。
展览的最后一个篇章转向一种更为安静的叙事。在一面醒目的墙上，呈现的是故宫一年四季的影像：春日的花木、夏季的绿荫、秋天的落叶、冬季的雪景，以及栖息其间的鸟和在生活在这里的猫。曹芹希望这一部分能让观众看到一个“生生不息”的故宫：一个充满生机的文化空间，一方自然与文化长期和谐共存的天地。
回顾整个展览，故宫在时间的洪流中不断转变着自己的身份。它曾是皇权的中心；后来成为国家博物馆，承担起文物保护的责任；再后来，它逐渐成为一种国际文化符号。当“故宫百年”来到杜伦，它不再只是中国的紫禁城、一组历史影像，或一个百年回望的展览，而成为一次跨文化的相遇：中国的历史被带入英国地方语境中获得新的讲述，而英国地方社会也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对中国更具层次的理解。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编辑邮箱：zhen.zh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