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当我在伦敦工作时，同事们制作了一部关于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纪录片，在欧洲汽车界引发了广泛关注。在斯图加特的一次采访中，德国汽车管理研究所（IFA）所长斯特凡•赖因德尔（Stefan Reindl）被问及一个关键问题：加征关税能否帮助欧洲传统车企在面对中国竞争者时占据优势？
他的回答直白且切中要害：“无稽之谈（Bullshit）。抱歉，这纯属无稽之谈。”（注：在纪录片的27分41秒处）他随即指出了一个常被布鲁塞尔决策者忽视的现实：德国制造商在中国拥有庞大的生产网络，且通过长期的合资合作，中欧汽车供应链早已深度融合、密不可分。
然而，布鲁塞尔的政策制定者与他们试图保护的产业现实之间，正显现出明显的脱节。欧盟并未充分吸纳赖因德尔所指出的现实，而是正在逐步构筑一套严密的监管壁垒。中欧经贸关系的博弈焦点，已从宏观层面的外交摩擦，实质性地转向了更为隐蔽且消耗巨大的“合规博弈”。
欧盟的《外国补贴条例》（FSR）成为其中的核心政策工具。2024年初，随着一项要求披露大量细节的FSR深度调查程序的启动，中国轨道交通制造商中国中车（CRRC）最终撤回了保加利亚价值6.1亿欧元的电动列车竞标。到了2026年4月，欧盟在批准葡萄牙里斯本“紫线”地铁项目时，更是将剔除项目中的中国分包商作为了推进该交易的先决条件。
这种防御性的合规审查正从公共基础设施领域延伸至商业投资领域。欧盟近期依据FSR，对京东（JD.com）计划出资22亿欧元收购德国Ceconomy（MediaMarkt和Saturn的母公司）一案发起深度调查。同时，布鲁塞尔依据《数字服务法案》（DSA），对跨境电商平台Temu处以2亿欧元的罚款。这一系列举措表明：欧洲正调整其长期秉持的自由市场原则，转向通过更多行政手段进行商业干预。
欧洲政策向“301条款”靠拢的矛盾之处
这一政策转向呈现出明显的历史错位。过去数十年间，欧盟也曾深受美国单边贸易政策（如“301条款”）的影响。从数字服务税的争议到波音与空客的补贴分歧，欧洲领导人始终倡导通过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分歧，而非采取单边行动。
如今，出于对“经济安全”的考量，布鲁塞尔正在构建一套类似“301条款”的政策工具。通过高频使用FSR，欧盟在一定程度上绕过了WTO框架，更多地依赖内部行政权力对外国竞争者进行前置审查。这种做法与其作为全球自由贸易倡导者的传统角色形成了明显反差。
关于“产能过剩”的理性审视
在探讨产业保护政策时，西方决策者往往将焦点集中于一个特定的概念：“产能过剩”（Overcapacity）。该论点倾向于认为，中国在绿色技术领域的竞争优势主要归因于国家层面的政策补贴。
然而，从经济学逻辑来看，这一观点有待商榷。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联合主席、瑞典前首相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近期对此提出了直言不讳的质疑：“我觉得‘产能过剩’这个概念极其可笑。德国在汽车方面产能过剩吗？法国在葡萄酒上呢？瑞典的重型卡车呢？意大利的时尚业呢？而且别告诉我，欧洲的食品出口没有得到过补贴。”
©️X
比尔特的观察揭示了政策评判标准的不一致性。几十年前，当德国和日本的车企凭借内燃机（ICE）技术的绝对优势，大规模进入并主导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本土市场时，这种现象被广泛视为“比较优势”。如今，当中国企业通过近20年在电池技术上的持续投入和深度的垂直整合——并在竞争激烈的国内市场中确立优势后，类似的比较优势在部分论调中却被重新定义为“安全挑战”。
绿色转型的成本与通胀现实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政策防御正在对更广泛的宏观目标产生负面溢出效应。欧洲长期以来在推进全球气候议程中扮演着典范角色。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对能源供应链的重塑显得尤为迫切。获取经济、高效的绿色能源与相关技术，不仅是实现其宏大脱碳目标的必由之路，更是平抑各类通胀压力、稳定宏观经济的关键所在。
中国在新能源领域（如光伏、电池与电动汽车）积累的产业优势与规模效应，原本可以为欧洲的绿色转型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中欧双方在技术交流与供应链构建上，存在巨大的深度合作空间。然而，日益增多的贸易壁垒与合规审查，正在削弱这种合作的可能。这种因短期的产业防御考量而阻碍长期气候合作的做法，实际上是在人为推高欧洲自身的脱碳成本，并可能延缓其抑制通胀的步伐。
光刻机与猪肉的贸易账本
在“产能过剩”的讨论背后，是欧盟对双边贸易逆差的持续关注。然而，缓解贸易不平衡的有效途径在于扩大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而非限制高性价比商品的进口。
中欧贸易不平衡的结构性现实，可以通过一组直观的数据对比来呈现：向中国出口一台阿斯麦（ASML）高端光刻机所产生的利润，大约需要欧洲出口近20万吨猪肉才能达到同等规模。
贸易政策应当具有内在的逻辑连贯性。如果欧洲在出口管制上收紧标准，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利润丰厚的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那么双边贸易的平衡自然会受到影响，因为其实际出口结构将更依赖于奢侈品和农产品。贸易的本质是互通有无，主动限制技术出口，同时对进口具有竞争力的绿色工业品持排斥态度，这无助于实质性解决结构性逆差。
中欧经贸关系在本质上具有高度的互补性和互利性。过度依赖FSR审查和关税等防御性政策，难以从根本上提升欧洲的经济韧性。正如斯特凡•赖因德尔所指出的，仅仅寄希望于关税是“无稽之谈”，欧洲产业界更需要克服内部转型期的阵痛。为了真正保障长远的经济利益，欧洲应当更加从容地面对市场竞争，并在高技术领域保持对自由贸易的信心。
（注：杜毓斌现为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记者、制片人。他曾在美国华盛顿、英国伦敦分别驻站6年，聚焦中美、中欧关系报道，从事中国国际传播和新媒体领域工作超过16年。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任编辑邮箱：catherine.li@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