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互相鄙视的时代，我觉得已经过去了。我们尽可能摒弃长期存在于乐界的势利态度，有意识去除那些让人觉得必须具有知识储备才能进来的暗示。节目册、宣传材料，乃至舞台上的介绍，都尽量保持清晰、直接和友好。音乐本身已足够伟大，不需要我们在旁边‘教育’听众”，伦敦威格莫尔音乐厅（Wigmore Hall）艺术总监约翰•吉尔胡利（John Gilhooly）对我说：“我们一直在努力创造一种氛围：这里不是比拼口味优劣的地方，我们希望让精英主义逐渐消解掉。”
从1901年开幕至今，原名“贝希斯坦音乐厅”（Bechstein Hall）的威格莫尔音乐厅（Wigmore Hall），已发展成全球独奏与室内乐最重要的演出空间之一。从钢琴演奏家安德拉斯•席夫、内田光子，到近年的伊戈尔•列维特、任奫燦（Yunchan Lim），高水平的古典音乐家，都以在这里登台为荣。
不过，已担任威格莫尔音乐厅总监超过20年的约翰•吉尔胡利，在与我的两次交谈中，表现出几乎能称得上是“反精英”古典音乐管理者的态度。他最想改变的是古典音乐机构面对公众的方式：他不喜欢圈子化的“高高在上”；不相信所谓的“年轻观众救世论”；接受跨界，也并不焦虑“纯正性”；认为音乐厅不该只是懂行者的空间；直播不是对现场的妥协，而是扩大公共性的方式；而艺术总监的职责，也不该只是展示个人品味，而是建立一个真正开放的公共文化空间。
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对英国音乐教育现状有强烈危机感的人。在亚洲观众、亚洲演奏家不断进入欧洲古典音乐核心机构的背景下，他谈了很多关于未来的问题：谁还会进入音乐厅？谁还能从小真正接触音乐？以及古典音乐是否还能继续成为一种公共文化，而不只是少数人的兴趣。
“有人不懂什么是‘奏鸣曲’，我们当然有义务去解释”
作家茱莉亚•博伊德（Julia Boyd）最近为音乐厅写了一部带有传记性质的新书，回顾威格莫尔125年来的历史。书里写到，长期活跃在这里的不只是演奏家与作曲家，也包括经纪人、乐评人与听众。曾在这里登台的，从作曲家布索尼、布里顿，到雅纳切克；观众名单里，则包括了小说家伍尔芙与作曲家拉威尔。这里是浓缩了20世纪伦敦音乐生活的文化网络。
但就是这样一个传统的音乐机构，其总监在过去20多年里却一直在以具体行动反对古典乐界的精英语言。他说：“你不需要会读谱才有资格享受音乐。威格莫尔是一座属于21世纪的音乐厅，也应该是伦敦最友好的地方之一。”在他看来，今天很多古典音乐世界默认存在的门槛，其实都没有必要：“人们不需要先拥有某种知识、懂得某套术语，才有资格进入音乐厅。重要的是，人走进来时，会不会觉得自在。”
对话中，吉尔胡利不断使用“友好”这个词。他强调，“所有关于古典音乐的不必要障碍，都应该被移除。音乐厅首先应该是一个让人感到舒服的地方，如果第一次来就觉得不自在，人家不会再来第二次。”
这种“友好”也被具体落实到威格莫尔的日常运作之中。留意一下就会注意到，这里的领位员都很年轻，吉尔胡利要求他们必须对观众微笑，并且耐心回答问题。“有人不知道什么是‘奏鸣曲’，我们当然有义务解释，音乐厅绝不能让提问的人觉得尴尬。”他说，过去中场休息时，还经常会看到有人在厅里高声谈论自己“不喜欢什么”，那种带着优越感的公开展示品味的行为，如今已经很少见了。“你喜欢这场演出，就好好享受它；你不需要为此感到尴尬，也不需要别人告诉你‘该喜欢什么’”。
“友好”的另一种具体表现是，无论是节目册、宣传材料，还是舞台上的导赏，威格莫尔都尽量避免说教式语言。“我们下意识地去掉那些暗示：仿佛你必须具备某一类知识，才有资格进来。其实每个人的观点都同样有价值。”在吉尔胡利看来，音乐体验本身就足够完整：“它可以让人思考，也可能让你的一天更好，甚至激励你去拿起一本小说来读：这些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谈的其实就是好的音乐”
在谈到今天“古典音乐”这个定义是否还有必要时，吉尔胡利几乎没有犹豫：“归根到底，我们谈的就是好的音乐。”除了威格莫尔音乐厅，他长期担任英国皇家爱乐协会（Royal Philharmonic Society）的主席。正是这个创办于200多前的机构，曾在贝多芬最潦倒的时候，委约他创作《第九交响曲》，并从伦敦寄去50英镑；后来作曲家耳疾恶化，协会又再次寄钱资助。
“这个职位的好处是，能让政府听到我说的话。疫情期间，我一直在敦促政府重开音乐厅，因为大量自由职业音乐家已经无法维持生计。”但在他看来，今天的问题已经不只是如何保存传统。这些年，他在皇家爱乐协会看到越来越多新的创作出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的音乐家开始融合电子、爵士与民族音乐元素。印度裔英国音乐家Nitin Sawhney也长期与威格莫尔合作，而他的作品几乎无法用传统“古典音乐”定义。“我们不该害怕变化。音乐在变，口味在变，每个时代都是如此。”
他说自己当然热爱海顿、莫扎特与舒伯特。“舒伯特几乎陪伴了我一生。”但与此同时，他也同样热爱巴托克：“我们建立在维也纳传统之上，但同时也必须创造那些与传统背道而驰的新东西。”这种态度，促成了音乐厅长期与当代室内乐团Apartment House的合作、以及全天演出美国作曲家朱利叶斯•伊士曼（Julius Eastman）的作品。吉尔胡利说，这位黑人同性恋作曲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因艾滋病去世，生前长期遭受忽视：“他是个天才，所以我们决定纪念他。”
与此同时，威格莫尔也不断委约女性作曲家与年轻创作者。2013年普利策奖得主卡罗琳•肖（Caroline Shaw）长期与音乐厅合作；吉尔胡利也反复提到，希望英国出现更多女性指挥家：“我在皇家爱乐协会的一项使命，就是替她们铺路。”
新一代亚洲音乐家正在改变欧洲古典音乐的生态
谈到近年的变化时，吉尔胡利多次提到亚洲，尤其是韩国：“过去十年，尤其最近三年，非常明显。”他注意到，如今国际比赛中的大量优秀学生都来自韩国，而日韩与中国的音乐教育体系，也正在逐渐形成一种不同的优势。“那边的孩子从小就接触音乐，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国际艺术家，但他们至少能有意义地接触音乐，就像学习语文那样。”
他说到这里时甚至用了“羞愧”一词。他对比的是英国当下的音乐教育状况：在很多学校里，孩子已经很难真正接触到音乐教育。“很多学校几乎没有真正的音乐课，名义上每周一小时，但没有专业老师。现在确实很困难。在伦敦，以前音乐是课程的核心。”他举例，上世纪六、七、八十年代，电视上有音乐节目，学校里有合唱团和音乐会，孩子很容易就能接触音乐。“现在这些都弱了很多。”
相比之下，亚洲社会对古典音乐的投入与接受度仍在扩大，这一点在威格莫尔的新观众结构中也越来越明显。2023年，韩国钢琴家任奫燦首次在威格莫尔演出，那场YouTube直播最终获得约120万观看。按照惯例，直播通常90天后会下架，但这一次，钢琴家主动希望长期保留。“这说明他非常清楚，自己想怎样呈现自己。”吉尔胡利说。在他看来，这一代亚洲音乐家正在改变欧洲古典音乐机构的生态结构：他们不仅带来高水平的演奏，也带来新的观众、新的传播方式，以及新的文化关系。从内田光子、郑明勋，到任奫燦，亚洲音乐家早已不再只是“外来者”，而是在逐渐进入欧洲古典音乐体系的核心位置。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他谈到一种更普遍的焦虑：关于“年轻观众”的执念。过去几年，“年轻化”几乎成了全球艺术机构最热衷的话题之一，但吉尔胡利对此始终保持警惕。“有人觉得五十岁以上的人不重要，我认为这很冒犯。”他说，真正长期支持音乐厅的，往往正是那些年长观众：“有人可能五十岁才开始听音乐会，但之后会持续三十年。有些七十多岁的人，在我还没出生时就开始听当代音乐了，现在依然在来。”
在他看来，观众本来就会自然更替。二十五年前的观众如今很多已经不在，但与此同时，也会不断有新的听众出现。“每一代艺术家，都会有属于自己的观众。”因此，他并不认同“古典音乐听众”这种单一概念，也不认同所谓“年轻化”作为一种焦虑本身。“所谓‘威格莫尔观众’其实并不存在。”他说，“有人什么都听，有人只听钢琴，有人专门追当代音乐，也有人只听弦乐四重奏。口味永远是高度个人的。”
对话中，吉尔胡利不断使用“友好”这个词。他强调，“音乐厅首先应该是一个让人感到舒服的地方，如果第一次来就觉得不自在，人家不会再来第二次”。摄影：张璐诗直播不是对现场的妥协
2015年，威格莫尔建立了自己的媒体室与摄像系统，那时很多音乐机构还没有真正意识到直播的重要性。吉尔胡利说，那是“战略决定”，因为他们很早就看到了流媒体的未来。因此，到前几年疫情期间，威格莫尔几乎已经完全准备好，可以直接把音乐会直播到全世界。大量免费的数字音乐会，也让威格莫尔真正进入了欧美与中国主流媒体的视野：“以前大家觉得这里很有名，但其实只是圈子里有名，可现在不一样了。”在吉尔胡利看来，现场体验当然无法替代，但直播并非“次等方案”，而是让年轻艺术家第一次拥有全球平台。
在疫情期间举办的200多场线上直播音乐会，收到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反馈。不少原本只听传统曲目的老观众告诉吉尔胡利，自己第一次因为直播，开始接触以前不会主动买票去听的新音乐。“当然，总有人捂着耳朵不想听见”，吉尔胡利说：“也总有人坚持认为，古典音乐属于特定阶层和精英圈子。”但他觉得，那种彼此鄙视、互相划分“品味等级”的时代，其实正在慢慢过去。
疫情之后，威格莫尔甚至不再依赖英国艺术委员会（Arts Council）的资助。数字传播、广播与直播积累起来的公众认知，改变了整个机构的处境：今年五、六月，威格莫尔将举办125周年音乐节，连续两周、每天三场演出，全部直播，“会有点像一个小型逍遥音乐节（Proms）。”
我问吉尔胡利：威格莫尔节目册里的那些选择，究竟有多少来自他的个人偏好。他笑了。“当然有。”但紧接着，他又说：“如果艺术总监只按自己的喜好排节目，那一定会失败。”
他说，节目规划的核心标准是，音乐质量必须达到国际水准，“有些演奏家可能在评价上存在争议，但能力无可置疑。”威格莫尔每年约有600场演出，通常提前三年规划。他会先意识到自己的偏好，再去思考：哪些音乐家“应该出现”。他还说“威格莫尔不太走寻常路”，因此新乐季里，日本钢琴家藤田真央会演奏瓦格纳与贝尔格的罕见作品，而不是安全的标准曲目；女中音Sarah Connolly则会首演摇滚乐队“齐柏林飞艇”成员的新作。吉尔胡利总是鼓励观众能深入了解节目，“而不是只挑熟悉的演出来订票。”这或许就是他过去20多年试图建立的东西：一个不以“懂行”为前提、真正开放的公共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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